摩洛哥的二月20日运动：失败的根源与未来的教训

Almounadil成员，并参与过2月20日运动。他已经写作了一系列研究论文与文章，并已经刊登在包括ATTAC（一个关注摩洛哥与北非地区食物主权的行动网络）的网站在内的一系列线上平台。本文译稿由周炜沁提供，快说谢谢周炜沁。

在2011年2月20日，摩洛哥人民第一次见证了一场群众政治运动的诞生，这场运动的政治诉求包括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然而运动的主要诉求却仅仅被自由派作者描述为

“推翻暴政与腐败”，这一事实体现出他们试图将该运动的政治面向限制在市场逻辑之外，并以此掩盖了起义的社会经济根源。然而，社会斗争与该运动的政治抗争事实上是同时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是杜卡拉地区（Doukkala）的西迪本努尔（Sidi

Bennour）小规模甜菜种植者的斗争和库里布加（Khouribga）失业者的斗争，此外还有拉巴特（Rabat）的反失业运动和遍布全国的罢工行动。然而，由于这些社会斗争与政治运动之间缺乏衔接，该政权得以抵御肆虐整个地区的革命风暴。然而，2月20日运动（以及区域性的革命浪潮）的伟大成就体现出群众自身情绪的改变。他们意识到，暴君不会永远在位——这一认识为2011年之后的劳工、民众和青年抗议活动提供了（尽管程度不同的）动力。

propertied）和大众阶级之间的分裂。在摩洛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是结构调整方案（SAP）和私有化浪潮）使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受益，这一方案使得他们能够剥夺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同时，随着国家所有制的消退，农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增加了对土地的占有，这恶化了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的处境。亚当·哈尼耶（Adam

Hanieh）指出，“[截至2004年]70%的农村农民只拥有24%的土地，每个农场平均不到5公顷，而不到1%的农民控制着15%的土地，每个农场都超过50公顷。”

在政治上，君主制能够重新允许反对派存在，并保证权力在1999年从哈桑二世顺利过渡到穆罕默德六世。在1996年8月1日签署了一项

在新自由主义过渡时期，老板们（通过专业协会或直接参与代议机构）依照其自身的权利成为了政治参与者。在这一时期，老板们重塑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在1995年4月16日成立了摩洛哥企业总联合会（CGEM）。

notables）的社会基础上，普遍的腐败是私人资本积累的手段之一）转变为穆罕默德六世的君主制，后者的基础是大资本家，这些资本家自己与帝国主义和海湾地区资本勾结。

同样，摩洛哥工人阶级过去（现在也是）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在哈桑二世几十年的统治中，它没有施加政治影响的渠道：民族资产阶级独自掌握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领导权，摩洛哥共产党（PCM）拒绝要求独立，并在后来转变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亲君主党（目前名为进步和社会主义党（PPS））。（摩洛哥进步和社会主义党）20世纪60年代，在与国民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中的左派发生冲突的同时，君主试图通过调动摩洛哥工人联盟（UMT）的高层来确保社会和谐，从而帮助强化了工会领导层。1970年代末，自由主义的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USFP）重新掌握了工会运动的一部分，并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劳工民主联合会（CDT）。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利用劳工民主联合会与君主制的力量短兵相接，使前者能够实现宪法改革并掌握一定的权力。

strongholds），同时，由于私有化的缘故，公共部门的工人的人数有所降低。此外，通过定期合同、外包公司、分包以及无偿和半偿的实习合同(在2003年的《劳动法》中正式批准了此类行为),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工作关系变得脆弱和高度灵活。

工会运动失去了稳定的成员：其领导层变得越来越依赖国家，并被嵌入到国家的机构(如参议院、皇家委员会、宪法委员会等)当中。工会的领导层内化了支撑新自由主义的不可避免的逻辑，尽其所能地扑灭工人的反抗，这些为君主制避免了工人起义的威胁。

Development）的提出，人民群众和工人的斗争被去政治化了。该倡议是世界银行在1990年代中期制定的消除贫困战略的一部分，旨在为新自由主义披上社会性特征的外衣，同时遏制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切形式的抵抗。这一举措涉及在乡村和城市建立数以万计的发展协会，为君主制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这些协会成为真诚与现代党（PAM）的基础，该党由国王的朋友、前内政部国务部长福阿德·阿里·希玛（Fouad

conflagration）时，突尼斯国内形成了如上文所述的权力平衡。然而，在摩洛哥，火焰引燃了那些之前被认为已经拆除的，政治上的定时炸弹。特殊的摩洛哥模式的神话2月20日运动的抗议活动中没有出现"打倒政权"的口号。而对这一缺失提出的一个解释是摩洛哥君主制与该地区其他政权的不同。根据这一论点，摩洛哥模式的特殊性是基于自独立以来的政治秩序对反对派（不同程度）采取的"温和与平衡的政治开放策略"。然而，这是事实吗？

Commission）的成立，在随后1998年至2004年间发生的大规模误导性宣传活动得以免除了君主制对哈桑二世四十年压迫性统治的责任。通过这一过程，国家及其最具压迫性的机构逃避了对这些年压迫的责任；受害者放弃了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的权利，以换取经济和精神上的补偿。因此，君主政体能够以采用该地区独一无二的

monarchy）的概念。他拒绝了自由派政党在2008年提出的宪法改革要求，而是在2010年7月30日的一次演讲中，坚持把经济改革放在首位，建立他所谓的基于"加速经济增长"和"良好治理"的"民主发展模式"。换句话说，国王专注于执行世界银行的指令。

对君主制的民主外衣的一个解释是摩洛哥经济本身的性质。与阿尔及利亚和海湾国家不同，由于没有石油和天然气租金可依赖，摩洛哥君主国无法避免依赖税收来为其预算提供资金。用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相比之下，摩洛哥国库严重依赖税收和外债，而外债也是由税收资助的。2011年，财政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85%，占GDP的20%。这就是体制的经济基础，它促进了君主制和统治阶级中的其他派系的联盟。借用政治学的行话来说，这使得"民主余地"（democratic

margin）成为可能，这反过来又给人一种真正的政治和党派生活的假象：存在选举，议会多数派产生政府，而反对派中的少数派则等待着下一轮选举轮到自己的政府。

Yassine）受到了审判，她被指控宣称自己在政治上倾向于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她的审判从2005年持续到2010年。同样，民主之路（一个激进的左翼政党）的总书记说，摩洛哥的政党法禁止政党反对君主制......因此，我们宁愿选择沉默；我们既不是共和派也不是君主派；我们是在为民主制度而战。

Polisario）被镇压，国家还禁止任何与官方立场相悖的立场。在2009年11月6日的讲话中，国王发出了如下威胁：“一个人要么是爱国者，要么是叛徒；在爱国和叛国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也没有在享受公民权利的同时通过与祖国的敌人合谋来抛弃这些权利的空间。”以上这些因素，而非摩洛哥人对国王的固有忠诚，才是摩洛哥"例外的君主制"(exceptional

monarchy)模式背后的原因。那么，如何解释2月20日运动的抗议活动中没有出现2010-2011年起义期间在整个地区非常普遍的"打倒政权"的口号呢？也许最现实的是吉尔伯特·阿卡提出的解释。他断言，在摩洛哥这样的世袭政权中，推翻政权而不推翻国家是不可能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它的危险性，并意识到实现它所需要权力平衡或特殊情况，而这些情况在2011年的任何一个君主制国家都不存在......这并不是像西方的东方学学者的一些肤浅分析所声称的那样，即认为这些制度享有更大的合法性意识的结果。另一个解释是20世纪60到70年代政权对共和主义反对派的破坏，以及1921年至1926年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哈塔比（Abdel

class）为此提供更多的能量。在这样的政权中，为了避免高昂的变革成本，需要准备一支能够抵御反革命暴力或将社会瓦解为更小的交战单位的阶级力量。因此，人民面临着两种最坏的情况——专制主义或混乱。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工会官僚机构的一个明显特征：他们努力追求政治稳定，充分意识到大众阶级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同一经济体系在政治上进行强化的诉求上。

2月20日的群众运动仅仅持续了一年。它的第一次示威活动于2011年2月20日爆发。随后，君主制于2011年7月1日举行了宪法公投，并在2011年11月举行了选举。随着2011年1月3日以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在这个意义上，摩洛哥的政治势头早已在2013年3月的反革命力量在阿拉伯地区其他地方占上风（特别是叙利亚的内战和埃及的塞西政变）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很久。

如前所述，对君主在2月20日运动的胜利的各种解释往往将结果归功于穆罕默德六世在2011年3月9日的讲话中对其要求的快速回应。然而，这种说法掩盖了现实情况；事实上，该政权从一开始就以压制的方式回应抗议运动。2月20日，五具被烧焦的抗议者尸体在大众银行（Banque

就在抗议活动爆发后一天，穆罕默德六世国王拒绝了该运动的修宪要求，称该要求"蛊惑人心"。一个星期后，他采取了一个很少被关注到的行动。2月27日，他让他的顾问穆罕默德·莫塔西姆（Mohamed

Lahrach)在2014年10月23日由《麦迪》(Medi)播出的对话中表达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公民意识，我们会在2月20日与抗议者一起上街。相反，作为工会成员，我们选择坐在谈判桌前，在4月26日签署了一份协议。”君主制和工会领导层从突尼斯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突尼斯总工会（UGTT）曾支持革命),因此他们选择共谋避免在摩洛哥出现这种情况。

摩洛哥劳工民主联合会（CDT）随后，国家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如果不是因为当时革命的火焰炙烤着这个地区，这些让步是不可想象的。2011年的公共开支增加了15.9%，而国家则着手雇用4000多名大学毕业生，并选择对无证建筑和街头小贩的"入侵"视而不见。

国王还呼吁为20万名农民提供财政支持和债务减免。2011年4月26日，他表示。“无论这些措施需要多高的财政成本，我们的最大目标是让小农户成为人类和农村发展的核心。"这显示的不是君主制以某种方式在摩洛哥人的意识中中根深蒂固，而是君主为了阻止抗议运动而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2月20日运动"中反对该宪法的示威活动等常规方法，通过了新宪法。如上所述，2011年11月举行了立法选举，由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建立了一个（礼仪性的）政府。因此，君主政体能够声称它已经回应了民众的要求，同时也迎合了美国对该地区革命的战略，该战略的基础是将伊斯兰主义者纳入权力分享的"平稳民主过渡"模式。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许多人认为摩洛哥人民应对这一事件的转变负责，因为是人民投票给了正义与发展党。然而，不管投票比例和计算方式如何，选举是一种机制，是革命前和革命背景下的核心。当群众觉醒，在长期政治落后和缺乏革命力量的条件下睁眼，关注政治生活时，他们会寻找一个简单的政治公式，即通过数字上的优势（即选票）直接表达他们的愿望。一些群众相信正义与发展党关于"稳定下的改革"和"打击腐败"的承诺。在为该党投票时，他们试图惩罚以前掌权的政党。

最终，2月20日运动结束了一个漫长的政治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君主制和1960年代全国资产阶级运动中出现的政党之间的两极分化。后者的选举权减少了(特别是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USFP）的选举权)，而激进的左派则被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两极分化形式在君主制和政治伊斯兰之间形成。然而，与第一种情况一样，这种两极分化在当时并没有（现在也没有）反映阶级冲突，而是反映了植根于阶级基础相似的政治集团的动态的政治竞争。这些动力包括寻找确保资本主义的顺利运作的最佳途径，以及属于从属地位的大众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任何革命起义都会遇到代表政治伊斯兰主义的运动，这些运动将准备在政治上收编起义，正如2011年在埃及和突尼斯发生的那样。2月20日运动：一份资产负债表2011年，穆罕默德六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纲要，并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的限制。位于拉巴特（Rabat）的穆罕默德五世大学（Mohammed

"新宪法是我们政治和宪法道路上的一个退步"。根据2011年宪法，国王的权力不受制于宪法，而是受制于他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他可以赋予自己修改宪法的权力，而无需举行全民公决（宪法第174条）。

然而，虽然穆萨达克关注的是正式的宪法问题，但她在结论分析中忽略了2011年宪法的经济(即阶级)影响。2011年宪法保留了君主制的经济权力，并赋予国王指定

"战略性"公司和机构并任命其董事的专属权力。以国王为首的部长内阁有权决定"国家政策的战略方针"。国王的讲话具有约束性的法律效力，而政府方案则没有。

新宪法第35条规定，私有制、企业家精神和自由竞争会得到保障。在实施了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后，君主国借此机会利用宪法修正案将紧缩政策固定在宪法中（第77条）。

此外，国家还落实了企业老板们关于税收政策的要求：税收负担被降低了，特别是通过对公司利润征收的主要税种，从平均30%降至10%，并适用于79%的应税公司。政府再次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商人和CEO们的愿望。

为了填补预算赤字(这一赤字部分是上述对老板的优惠税收待遇的结果)，国家陷入了进一步的负债。下表总结了2012年至2016年期间摩洛哥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于这些新动向，新自由主义对公共服务和工人阶级的攻击继续加剧。2011年底，国家拆除了数以千计的秘密贫民窟，并将街头小贩从摩洛哥的公共场所赶走。2012年，政府首脑阿卜杜拉·本基兰（Abdelilah

Fassi）于2011年7月20日签署的关于雇用失业大学毕业生的法令。2016年，社会基金支出被削减了约150亿摩洛哥迪拉姆（约13亿欧元）。

"项目的一部分）——这种逻辑基于定期工作合同的扩散、公共部门工作的取消、工资的减少和养老金计划改革。其最终目标是在公共部门复制私营部门的工作关系。

这些政策导致了社会和劳工斗争，但国家与工会官僚机构和资产阶级合作，设法以部分让步来阻止这些斗争，同时这些让步对阻止新自由主义的攻击毫无作用。这些让步不过是权宜之计，而且还很容易通过国家的反措施而被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已经获得的自由也被破坏了。例如，2016年8月10日批准的《新闻和出版法》导致了许多以社交媒体发帖为根据的法律审判。记者以伪造的罪名被逮捕（包括陶菲克·布阿琴(Taoufiq

Radi)），里夫和杰拉达（Jerada）的运动（2017-2018年）被镇压，参与的人被判处重刑。此外，警察部队于2017年7月在胡塞马杀害了一名抗议者伊马德·阿塔比(Imad

character）的民众抗议活动民众的斗争并没有因为2月20日运动而停止。在里夫地区，对抗仍在继续，其中全国失业毕业生协会（National

里夫在摩洛哥是独一无二的。在1912年的保护国条约之后，里夫被纳入到西班牙殖民地政府的管辖之下，尽管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哈塔比（Abd

al-Khattabi）领导的解放运动击败了西班牙殖民势力，并为建立一个共和国奠定了基础。西班牙帝国主义是非常落后的，它最终离开了里夫，正如它进入里夫时那样。1956年独立时，里夫再次被吞并，并入曾被法国统治过的摩洛哥地区，该地区要发达得多。比索被换成了法郎，拉巴特政府取代了地方政府。这一变局引发了1958年的起义，该政权通过使用地面部队和空袭的手段镇压了这次起义。1984年的起义也遭到了同样的镇压。该地区在摩洛哥境内仍然被边缘化，人们被迫依靠"微型走私"（micro

smuggling）进入西班牙在此地的飞地休达（Ceuta）和梅利利亚（Melilla），移民到欧洲，并从事大麻种植。随着2011年起移民政策的收紧和对走私贸易的扼杀，情况达到了危机点。（里夫1958年起义）危机在2016年10月达到顶峰，当时鱼贩穆赫辛·费克里(Mouhcine

Fikri)在试图从警察放置的垃圾车上取回他的鱼时被压死了。于是示威活动立即在整个里夫地区展开，并持续到2017年。由于对当年7月20日示威活动的镇压，包括对抗议者的审判和任意判刑，包括对抗议运动领导人纳赛尔·泽夫扎菲（Nasser

里夫的抗议者要求发展他们的地区（道路、医疗、教育），但由于该地区的历史特殊性，该运动也带有特殊的政治含义。与摩洛哥的其他斗争不同，里夫的斗争通常针对君主制的体制力量（政府、议会和政党）的斗争，涉及与君主制的直接对抗，这些运动的参与者认为君主制应对这种情况负责。抗议者举起的不是国旗：相反，他们举起的是反殖民主义的里夫革命共和国的旗帜。等价外交（Quid

diplomacy）：西撒哈拉、摩洛哥政权和与对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摩洛哥君主制在一个目前被内战破坏的地区将自己作为政治稳定的典范。通过这样做，它希望增加其与帝国主义（主要是法国和美国）以及犹太复国主义长期合作给他们带来的利益。

在2020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世界银行批评了在阿拉伯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延迟。在提到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西撒哈拉问题时，报告提到：“西岸和加沙的以色列冲突，以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其他因素一起，阻碍了中东和北非国家之间发展出一个更加统一的阵线。”

在全球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巴勒斯坦和西撒哈拉问题是冷战时期的反殖民斗争和"进步"政权遗留下来的问题。从那时起，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转变使得新政权上台，新精英掌握了权力，他们打破了他们国家民族解放的历史，并顺应了全球机构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要求。这些政权与全球帝国主义一起，认为巴勒斯坦和西撒哈拉这两个问题阻碍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及该地区自身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体化。

摩洛哥政权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彻底改变的环境。君主制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获益，并向资产阶级展示自己能够在整个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模范的"调解人"而运作。它也从2011年的地区起义中受益，现在它作为一个政治稳定的政权的典范出现，保障了帝国主义的利益（包括中心国家对秘密移民和恐怖主义的担忧）。事实上，在疫情之后，君主制将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衰退及其在地区层面的重新分配。此外，该政权在对内与对外事务中唤醒了"领土完整"和非历史性的"主权"话语，以维护这些经济利润和政治利益。这种策略在国家对西撒哈拉的操纵中得到了体现，西撒哈拉是君主国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地区变革的核心。随着撒哈拉共和国（Saharawi

近十年来，君主政体一直奉行将摩洛哥转变为帝国主义在非洲投资的发射台（launchpad）的经济战略。该政权利用摩洛哥资本引导帝国主义国家对西撒哈拉的态度，使其转向对摩洛哥有利。这些国家更喜欢一个稳定的政权，能够保证他们的利益和对非洲的经济掠夺。

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国取得的最大政治胜利或许是在摩洛哥退出非洲统一组织32年后，于2017年重返非洲联盟（非盟）。摩洛哥的回归得到了非盟成员国的广泛支持（实际上是无条件的支持），这反映了非洲大陆权力平衡的变化。同时，摩洛哥政权颁布了一项政策，与以前没有联系的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希望能改变它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立场。（2017年摩洛哥重返非盟）此外，尤其是在举行自决公投的任务已经淡出背景的情况下，联合国在其报告中倾向于采用摩洛哥方面的观点：联合国赞扬摩洛哥的自治计划，并一再强调缓冲区和谈判解决方案的重要性，同时拒绝改变现状，呼吁对难民营人口进行中立的普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经常提出的抱怨。

在波利萨里奥阵线于2020年底封锁毛里塔尼亚边境的盖尔盖拉（Guerguerat）口岸后，摩洛哥政权确立了新的"既成事实"，启动了安全警戒线，以保证边境可以被顺利通过——从而违反了1991年9月通过联合国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作为回应，波利萨里奥阵线向摩洛哥宣战。然而，双方只发生了非常有限的小规模冲突，并丝毫没有影响摩洛哥政权。在整个这一时期，君主国利用了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来自于该阵线从一个民族解放运动向一个国家机器，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SADR）的过渡。波利萨里奥阵线现在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支警察部队、一支军队和一个外交使团），尽管这只是通过海外援助来存续，而且这一官僚机构实际上完全依赖阿尔及利亚的军队——这些变化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内部发生的变化类似。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漫长的倒退之旅"。波利萨里奥和巴解组织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领土的国家机器；两者都在寻求土地以行使国家权力，同时对所谓的国际社会及其合法性有着“准完全依赖”（quasi-total

dependence）。（波利萨里奥阵线）因此，得益于帝国主义在非洲大陆的竞争，君主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外交变得更加激进。在被勒索了几十年后，君主国成了勒索者。拉巴特当局利用一切机会召回其驻摩洛哥大使以抗议这个问题，就像2021年5月在德国外交部长就前总统特朗普承认西撒哈拉为摩洛哥领土的问题发表声明后摩洛哥方面对德国所做的那样，以及一个月后在西班牙，当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主席在那里接受医院治疗时对西班牙所做的那样。随后，利用其在遏制来自非洲大陆的秘密移民方面作为欧盟边境守卫（border

guard）的角色，摩洛哥君主国向西班牙施压，允许数百名未成年人移民到西班牙的飞地休达。由于西班牙在全球帝国主义等级制中的弱势地位，该政权对西班牙的外交收益和经济地位可能会转化为君主制对内与对外方面的巩固，从而超越1975年绿色进军（Green

March）的效果。如果君主国成功地从西班牙榨取优惠，即使只是以外交协议的形式（如1898年英国和中国签署的有关香港的那种协议），情况也肯定会是这样。

最近，摩洛哥在西撒哈拉的目标与美国对其行为的支持相结合，该国与以色列关系走向正常化。摩洛哥君主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自其正式独立以来一直持续。亚当·哈尼耶（Adam

Hanieh）在他的《起义的脉络》（2013）一书中，描述了在帝国主义将中东和北非地区转变为自由贸易和投资区的战略背景下，包括摩洛哥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2000年10月，在民众声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的压力下，摩洛哥政权被迫关闭了位于拉巴特的一个以色列

"联络处"。然而，眼下权力的平衡已经向阿拉伯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倾斜。通过抵御2月20日的风暴取得了政治上的收获以及在帝国主义大国眼中在该地区的分量和地位得到了提高，该政权得以公开与锡安主义国家（Zionist

摩洛哥的君主制政权从来没有像它最近建立的那样取得了如此程度的内外共识——它像阿喀琉斯（Achilles）一样炫耀着自己的战果。然而，阿喀琉斯只有一个弱点，而君主制却有两个：第一个是正在爆发的社会危机，它正试图遏制这一危机；第二个是即将到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对君主制希望扮演全球资本的马前卒角色的影响，借此侵入非洲市场并掠夺非洲的财富。结语帝国主义和专制政权从民众和劳工斗争的分离状态中获益。2011年的革命进程为该地区的集体解放打开了一个机会之窗。2月20日运动的最初迹象是在突尼斯和埃及大使馆前举行的声援两国人民抗争运动的示威。然而，即使在进一步的示威活动爆发时，也出现了抗争的核心从街头到制宪领域的转变。而随着反革命的胜利，这种国际团结已经退潮，抗争退缩进了单个国家内部的斗争中。

随着这些伟大的革命进程进入第十个年头，很明显，该地区人民的解放将需要一个马格里布、阿拉伯和非洲的综合视角。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该地区的工人和大众阶级将无法战胜统治阶级及其政权，而这些统治阶级只是进一步巩固了他们与资本的关系，以及推进其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

在摩洛哥，社会问题(失业、周边发展、食物主权的缺乏、低质量的公共服务、土地所有权集中和不平等)是未来斗争的可能引爆点。健康和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使政治的锅炉持续升温，一旦达到沸点，它将在那些制造这场危机的人——大资本家（或老板）和国家面前爆炸。

这场即将到来的斗争也许能够利用摩洛哥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政治经验。然而，如果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不利用这些资源，社会不满情绪很可能会被引向政治僵局：它将被轻易压制，只能从资产阶级反对派那里得到面包屑，而反对派将帮助拯救政权，以换取后者小剂量地满足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要求。

如果要避免灾难，一个统一的工人和民众阵线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面对老板的攻击，有必要在各种团体（工会、协调委员会和反失业运动）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这种团结至关重要，应该扩展到劳动人民的其他部分：即城市和乡村的生产者，以及学生等等。如果不这样做，这些群体就只能形成被动的人群，等待政权的施舍，或者充当反动势力的群众基础，这些反动势力与该政权的阶级基础的愿望一致：维持现有的社会经济模式，同时通过诉诸于间歇性的慈善事业来减轻其最坏的影响。

2月20日运动不仅揭示了它之前的情况，它还为潜在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指针。在这场运动中，政治诉求与社会经济元素的分离是其失败的原因。一个结合了这三个要素（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运动可以在政治自由方面有所收获，同时推翻新自由主义，走向真正的包容性民主。这种民主也将包括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和撒哈拉独立的支持者。最终的目标应该是推翻新自由主义的2011年宪法（而不是自由派和反动的宗教反对派所渴望的改革主义）并建立一个制宪会议，让摩洛哥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劳工和人民先锋队的任务，它们必须首先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各种表现中获得政治独立。任何认同解放工人阶级这一历史项目的人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自己也可以为这一宏伟目标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