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学生的6年，一条没有尽头的疯魔断桥 身边Ourlife

阳光下，曹丽萍戴着圆圆的眼镜，微微卷的短发披在脖子后，冉曼看着这个和自己一样的年轻女孩，隔着模糊像素她仔细数，学姐微笑时到底露出了几颗牙齿，试着想象那时候明亮鲜活的她是不是和现在的自己一样，憧憬着白衣天使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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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life

非虚构

Non-fiction

今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湖南师范大学的医学专硕女研究生曹丽萍选择在自己规培医院的一间厕所刎颈自杀，用的是她最熟悉的手术刀。冉曼将这条消息转发给我的时候，问：“当医生，真的还有出路吗？”

彼时，冉曼正在一所省属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系读“大六”，今年下半年，她将参加新一轮的考研。我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劝慰她。同为医学囹圄人，我们已经听了太多无效的承诺，在这无处呐喊的人间，好像仅剩把命运的刀尖指向自己，方得一丝解脱。

远方的这位师姐选择了一种最决绝、最惨烈的方式。“她没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冉曼说，“我完全不敢想象，这样的死法太痛苦了，这得对自己多狠心。”

“这样痛苦的死，或许要比活着轻松。”我沮丧起来，在网上不断搜寻曹丽萍写下的遗书。

“她只是想要喘口气，只是想在穿内衣的时候，胸口的闷痛能暂缓。”我悲愤地打字回复冉曼。

冉曼发来一串白蜡烛和双手合十祈祷的表情，共情地说，她这辈子走错了路，如果有来生，宁死不学医。

走到医学这条路上，冉曼是应父母的要求，她的高考分数只够读大专，家在河北农村，当地女孩子考学出路就两条，要么读师范，要么读卫校，因为这俩读出来起码能进入体面单位，捧起“铁饭碗”。

冉曼的父母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只知道种玉米比洋芋要值钱，但不会明白一个专科毕业的临床专业医学生，仅是考进家乡的县医院，都得走得满脚是血泡。

起初，冉曼也跟父母一样，对学医这条路充满了单纯的期待。那是2019年，高考后她填报了一所省内的医专院校，一个半月的等待后，她拖着哥哥用过的行李箱，坐上通往临县火车站的班车，前往她医学旅途的第一站。

在医专里，教授专业课的几位老师都来自当地的市级医院，临床经验丰富，讲课有料扎实，冉曼学得很认真，是班里53个学生中唯一还在课堂上记笔记的人。但这并没有让她成为一个另类，相反，班里的同学都打心底里认同她，这一扫高中时候被嘲讽、被霸凌的阴霾。

冉曼复读过一年，她老家的学校也采用河北风靡的“衡水模式”，普通班都难堪重负，复读班还要层层加码，每个人都用书本在窄小的课桌上堆砌着堡垒，人和人之间隔着一种说不清的厚厚屏障，哪怕冉曼尽力缩得不引人注意，每次模拟考成绩出来，都不免被当众处刑。

和高中压抑至极的生活相比，医专班的学生带着一种被放出笼的活力，男生们烫着千姿百态的发型，女生们像橱窗里的人体模特，一天换一套衣服，使劲装点生活。19岁的年纪，想吃、想睡、想恋爱，想做白大褂下自由的花，全然不知三年后将面临怎样的光景。

冉曼性格内向，在班级里的存在感不高，但她喜欢这种热闹。她把自己变作角落里的一株杂草，悄悄地向同学汲取几分快乐的养料，但不敢越界，站在人群中央，那般去肆意、真实地灿烂。这个世界有人看风景，有人就是风景，能站在风景中，借乘东风转圈，也是幸运。

第一学期，班里有几个高考高分学生铆着劲儿比着赛学习，冉曼也是其中之一，大家都是河北本地人，高考分数线超二本线20多分，沦落到读大专对她们来说万分不甘。

一个班53名学生，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近240多分，冉曼深深觉得，中学老师所谓的“多拿1分，干掉千人”简直是世界上最恶毒的谎言，她的复读像是一场为周围人上演的慰问表演，她信以为真，沉浸地磨炼演技，等待登台一刻，最终跟从来不“唱念做打”的一个结果。因为实在不想再去复读班遭罪，否则冉曼真的想再来一次，可惜，命运的游戏机制就在于覆水难收。

得知此事后，冉曼一度失去了学习的志气，人生的痛苦不在于拥有的少，而是付出同样的劳动，自己当牛做马，别人坐地成仙。冉曼再无心上课，笔记本被她翻过来，奔向另一个轨道。

中学时代，冉曼就热爱画画，如今临摹的对象变成了解剖书上的各类颅骨标本和人体神经血液组织图，这些复杂又庞大的医学图像，每当圆珠笔滚珠一遍又一遍地穿梭其间的时候，冉曼心底会浮上一股强烈的快感，不带任何目的完完全全地去享受做一件事，非常疗愈。

一段时间后，冉曼的画技大增，某次解剖课上，她的信手涂鸦被教授骨科的徐老师看到，徐老师大为赞赏，不仅没有批评她不务正业，反而颇为热情地邀请她去参加今年的医学绘图比赛，凭借冉曼的水平，一定能进校赛前三，搞不好能角逐省赛。这话让冉曼很是心动，不过让她下定决心的是徐老师的最后一句话，“要是真进了省赛，学校发800块钱的奖金，以资鼓励。”

冉曼每月家里给的生活费是950块，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爷爷奶奶在家里照顾着上初中的弟弟和妹妹。经济拮据，冉曼的舅舅几次提上点心和菜籽油去村委想为外甥女家求一个低保名额，可管事的村支书收了礼却“踢皮球”，让冉曼的舅舅去找村长，还说低保的事村支书就能管开证明材料，签字拍板的是村长，他做不了主。

没办法，冉曼的舅舅只好回家再包上一份点心，提上一桶菜油敲开村长的门，村长和村支书一丘之貉，照样收了礼不办事，对冉曼的舅舅摆台面上的政策，说批字的事得村委班子开会研究后举手投票，不是他“一言堂”决定，况且冉曼家符不符合条件还得再细细研究。

冉曼舅舅是个拙口钝腮的，只知道送礼、陪笑，什么场面话也吐不出嘴。村长见状，就转圈圈，说县里要求认定的“建档立卡户”早些时候已经报上去了，这样吧，要是咱村还有补录名额，或者报上去的条件不够被刷下来了，我就代表村委把老冉家推上去。

冉曼舅舅听了这话将信将疑，问：“这事做得真不？”

村长正了正颜色，向冉曼舅舅保证，并开解说村里报的几个“建档立卡户”什么情况大家心里明镜似的，一锅饭里偶尔也会有夹生米，那几个硬条件不过关的县里肯定打回来，当初上报也是还人情、走过场。村长让冉曼舅舅放心，只要再等两个月，赶冉曼读大学前这事一定能办妥。

但堪堪不到1个月，村长就被村民举报到市委信访办，贪污公款属实，被摘了帽子。冉曼舅舅的点心和菜籽油早就变成了屎，连同村长的承诺一起沉积在了化粪池里。

在19岁的冉曼看来，天底下的所谓好事都是事先预备好了人选，像她这样的粒子微尘要想改变这种铁律，只能抢破头去争。

冉曼的作品《人体奥秘：神经王国》先是在校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她花了一周时间，在一张2开的大纸上绘制了12对脑神经及31对脊神经的全分布图。徐老师还帮助冉曼进一步完善作品，最终冉曼得以冲进省赛，拿了省级二等奖。曾经那个在舞台角落里的人，第一次得以站在中央被聚光灯笼罩，身上的星光璀璨，周围人惊讶的目光，让冉曼振奋不已。

“这种感觉真好。”冉曼一扫往日阴霾，她开始为学医这条路倾注努力，首先就是进行“专接本”——因为凭谁知道你是个临床医学毕业的专科生，都不敢把病人交到你手里，就业市场上基本没有这类学生的归处，哪怕是处于医学鄙视链最底端的护理专科生，说实话人在就业上也比临床有得选。同样是作为医疗系统的底层，专科临床专业既没有出路，更没有未来，得咬碎牙往上爬。

近几年，河北省内临床医学专业的“专接本”名额正在逐步缩减，本科院校只余两家，而开设了该专业的专科院校却多达7所。但哪怕是独木桥，冉曼也得爬过去，高考她已经付出过代价，这次说什么都要把命运的选择权抓在手里。

哪怕结果依旧失败，她也要等一锤定音，才愿赌服输。

冉曼开始了漫长的备考。学校里各类教培机构发的宣传单比行道树上落下的银杏叶还多，冉曼的班里已经有50名同学报了班。报班的课时费是3000块，从做“二道贩子”的学长学姐手里买能便宜600块钱，线上课程全部直播，线下冲刺班在石家庄，全封闭式管理，要再加4000块。她犹豫许久，最终决定自学。

她找上届要好的学长花了100块钱和两杯奶茶买来去年的录播课和二手练习题，此后，除非到了晚上熄灯的点，否则休想看见冉曼的身影，就连周末，冉曼也不在宿舍长待。舍友们对此议论纷纷，还揶揄冉曼是“老木瓜落地，谈了恋爱”。冉曼只是笑笑，转头，又埋头在改命的搏斗中。

往后，舍友喊冉曼去逛商场，去手工店里做石膏玩偶，去操场上看口腔系的校草打篮球，她都一一婉拒了。冉曼承认她是个功利的人，她不想被任何人打乱学习节奏，现在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她不会再花费大量时间围着琳琅满目的货柜度过整个下午。

同宿舍8人，除了冉曼和另一个江西姑娘丽燕之外，其他6个舍友，家里要么是医疗行业内人员，要么是开着大药房，与地方医院关系紧密。围绕医院这座白色巨塔，有的人一步一个脚印，从塔底踽踽独行，有的人内外有梯子可搭，直接跃层而入。冉曼看得清楚，想得清楚，朝着白色巨塔行进的每一步，她都得踩着泥泞。

一天，冉曼又为她的上铺装上了围帐，方便休息。没办法，舍友们实在是太过活泼，晚上不睡中午不起，尤其是到了周末，冉曼要午休，可舍友们才刚刚苏醒，有的要吃饭，有的要化妆，有的要和男友煲电话粥，还有纯粹闲得无聊，想要别人陪着热闹。冉曼的小围帐就显得很是突兀，舍友们背地里说三道四，说她装X。

“人家要学习，要‘接本’，不稀罕和我们这些专科生混在一起。”

“乌鸦插孔雀羽毛，草鸡也想变凤凰，小心到时候X没装成，成班里的笑话了。”

舍友故意拿这话捅刺冉曼，冉曼才不怕，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样的辱骂她早就经历过许多。苦孩子总要比同龄人早睁眼看世界，只有痛苦才能让人不麻木，做一个清醒的人。冉曼紧闭眼睛给自己催眠：“要好好睡觉，睡醒好好学习，没有人会可怜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在这一声声自我鼓劲的加固下，冉曼艰难地进入梦乡，握拳的手放松下来，中指和无名指指节上留下一排深红的、掐满委屈和愤怒的指甲印。

2021年6月，实习医院大分配，冉曼被分到另一个城市的一所三甲医院。在这里，她需要在11个科室里进行转科，同时也要准备最后的备考冲刺。

在三甲医院，冉曼这样来自专科院校的临床实习生，几乎是整个医院最底层的存在。整个科室的白大褂们成分极为复杂，专科、本科的实习生基本都是与业务不沾边的鸡肋，规培研究生和新进的住院医是主要劳动力，还有不少从地方基层医院来镀金的进修医生。干活的永远都是那么几个牛马，主治医生稀缺，住院部里由主治医生或副主任收治进来的病人，大量基础工作往往落在规培生和住院医头上。冉曼的上班时间完全和带教老师同步，值不值夜班，完全看带教老师的人品和心情。

实习推进到第3个月，冉曼开始叫苦不迭。当时她轮转到了心内科，科室任务重，事情杂不说，早会都得站到门外去开，因为面积太小。冉曼和另一个同期被指派了全部病人的心电图检测的任务，工作难度倒是不高，多练练就能胜任。但还有病历报告单张贴、患者入院信息签写、换药检查、拿取科室老师外卖等各种鸡零狗碎的事要做。

冉曼清楚她的位置，一个专科生只能在三甲做些狗屁工作，这是确定无疑的。可让她难受的是整整一天屁股不能着板凳，科室里椅子有限，人又多，忙起来就得站桩在一旁，这样的日子过久了，冉曼当医生的志向产生了强烈动摇。晚上下班，进入电梯，冉曼羡慕地看着坐在板凳上按键的保洁，一瞬间觉得她甚至不如人家，起码人还是坐着干活的。

每天早上，科室主任会带着一大批实习医生在各个病房里浩浩荡荡地查房，冉曼作为科室边角料老老实实缀在队伍最末端，跟着带教老师走流程。但带教老师往往跟上10多分钟，就借口收治新病号溜出队伍，嘱托冉曼抱好病历册，跟着主任好好“培养临床思维”，待到主任提问抽查的时候，冉曼往往当场被挂，回答不出任何所以然，因为临床医学专科在学校那两年就是个蜻蜓点水，本科好歹也学过3年，见习1年，才到医院来实习。

雪上加霜的是，适逢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冉曼都是在家上网课。在网课里成长起来的医学生们，面对临床，面对升学，欠缺的不光是医学知识，还有必不可少的医学实操。一如科室里护士长呵斥冉曼的：“你怎么连这都不会？哪个学校的，难道学校没教你吗？你们这样的学生，来我们这儿实习简直就是灾难……”

面对如此叱骂，冉曼无可辩驳。护士长说得没错，学艺不精是她的问题，可现实是培养医生的医学院，几乎是以落后于临床一线的教学模式来进行教学，或者是遇上疫情被完全取消了实验操作教学，这又有谁来为医学生们负责呢？

上个月，在胃肠道外科，冉曼经历了过山车似的一个月。科室里缺人手，作为唯一不会装晕血的女实习生，冉曼被委以重任，进入手术室跟着带教老师补位另一名规培医生掌镜子。掌镜子就是端腹腔镜，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医生和辅刀的一助、二助之外，就是掌镜子的医生最重要，毕竟，腹腔手术，腹腔镜就是医生的眼，更是手术刀的眼。

这个活俗话“打灯”，重点是得熟悉施术者思路，讲究一个“刀往哪动，镜子就往哪跟”，有时甚至要预判施术者的刀法轨迹，提前探路。第一次掌镜子，冉曼诚惶诚恐，她原本以为就是个打酱油的，没想到还能进手术室，真真切切地参与到一台手术中去。过程中，她哪哪不敢动，哪哪都怕出错，端镜子的手和肩膀滞住好几次，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冉曼也挨了3个多小时的骂。

但结束后，带教老师却罕见地夸赞了她。这个45岁还在为博士论文奋斗的副主任医师对冉曼说，一个女孩子能在手术台上坚持下来不容易，学医最难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要有“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和决心。

冉曼被带教老师这句话感动坏了，往后的日子里她几乎随叫随到。扛站、扛骂、饭量都在那一个月里有了显著提升。不过，拿到带教老师签好的出科报告后，冉曼在出租屋里对着他的名字痛骂了足足30分钟，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停住嘴，去厨房找水喝。

现在，当心内科老师谆谆教导冉曼把学习的重心放在科室工作上，放在积累临床经验上，冉曼便听话地收起单词本，然后努力控制面部表情，尽量做到让每块肌肉都呈现出笑脸相迎的礼貌状态。

后来，冉曼回想起专科实习的那一年，几乎每天都是在问候制定实习生制度的领导爹娘的状态中度过的。原本她内向优柔，现在则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毕竟在医院待的时间长了，要么抑郁跳楼，要么就疯魔成活。

医院对于实习生管理严苛，细化到上班时间的服饰。医教科规定，无论男女，上班期间一律上身长袖白大褂，下身黑色长裤，内搭必须是纯白色，且白大褂的扣子必须扣好。抓风纪的文件下发到实习生大群，群里老师会在文件后面紧跟一句：“风纪评分影响出院考核盖章，所有人都要重视！！！”

微信小群里不少女实习生都在吐槽新文件，冉曼却毫不关心。对她来说，黑白灰是她的常态，哪怕医院不强调，她也如此。冉曼更为关心的是怎么在实习中见缝插针，偷偷学“专接本”的课程。马上年底，过完年，考试的日子也就到了。冉曼尝试过请假，但医院和学校都不允许，对于领导来说，考试升学是学生的事，属于个人利益，学校和医院没有义务为其行方便。

除了咒骂，冉曼无可奈何。

别的专业实习是进厂打工，赚取微薄工资，医学生实习是要向医院交钱，获取实习资格，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冉曼不理解，医院简直比血汗工厂还工厂，不但一毛钱补助没有，还要倒贴钱。干活的时候，医学生变成了有完备职业能力的人，是走上了工作岗位的社会人。等到发实习证明和毕业证书的时候又成学生了，不具备谈话的资本，要服从组织纪律。合着买卖是一家，学生是羊毛，医院学校两手都要薅，两手都要硬。

没办法，冉曼只能无所不用其极地自学，她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只要科室不忙的时候，就坐在医办室外过道里的空病床上，抓紧时间看会知识点。有的带教老师理解学生，工作上也就该松松，该紧紧，夜班也不强制要求。

轮转到某科室时，正值河北省新一轮疫情暴发，冉曼被安排在科室大门的单桌后面，负责守门。住院部实行“认环不认人”的严管政策，病房里，陪床家属人数也缩减到1人，所有住院患者及患者家属一律只能凭借手上的信息环带出入，且时间固定，到点便拉闸锁门。

冉曼有些庆幸，虽然守门这个活枯燥乏味，但穿上白大褂戴上蓝色口罩，谁还认识谁？再说起码能坐着，不用在医案室、门诊楼和住院部来回奔波，她正好得空背书，这么一想，灰暗的人生又有了可以苟延残喘的理由，真是美妙的一天。

在这样的自我安慰下，冉曼熬过冬天，迎来新年。2022年7月，延后3次的“专接本”考试终于到来，冉曼带着疲惫的身体和积攒了一年的知识，平静地走进考场又出来。半个月后考试成绩公布，冉曼被录取了。

作为班里唯一的“专接本”成功的学生，冉曼并没有像两年前初入大专时、在医学绘图大赛上获奖时那样振奋，只觉得有种如愿以偿的解脱。成绩公布的那天，冉曼发了一年半以来唯一一条朋友圈，一张录取结果截图，配文：“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专科毕业后，冉曼删掉了除丽燕外其他舍友的微信。宿舍群还没有退，不过这也不重要了。曾经几乎24小时活跃在群里的几个同学再没有音讯，以往热闹的班群随着毕业开始陷入死寂。

冉曼想，人生果然是一截一截地过，生命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彼此的过客，大家相识是个缘，告别也是缘。缘来缘去各自赶路，人生海海，笑忘恩仇。

考试结束后，从实习医院打包回家的路上，冉曼绕道去了趟北京。似乎大多数河北人，都对京城有种宿命般的执念。“京津冀一体化”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作为京畿重地，河北不仅要拱卫首都，还要为京津输血。在冉曼老家，一个人最大的出息，不是像山东人一样考上编制，吃公粮，而是把工作和家都安在北京。如果顶级太过困难，那退一步——在天津落户，也能光宗耀祖。

北京太大，冉曼钱包不够，只能缩短行程。从北京西站下车，坐7号线到磁器口，然后上5号线到灯市口，出站就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作为医疗行业的第一把交椅，协和无疑是所有医学生心中的圣殿，尤其是对一个河北医学生来说。

冉曼在协和医院那极富标志性的院门口掏出自拍杆，摄下了张自己的照片。她原本打算换上书包里的白大褂，但看了看身后的协和医院，想了想她白大褂胸前红色的专科院校标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对于她来说，考上“专接本”才是真正开始临床专业学习的第一步。医生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她心里空荡荡的，仍旧没有着落。

2022年9月，冉曼收拾好行囊，再次踏上求学之路。“专接本”后，按照学制，她还得再读三年书，其中一年基础教育，一年见习，一年实习。比起正常的五年制临床本科生，她多了一个“大六”。

再次回归校园，冉曼感觉像是重启了人生。少了第一次读书的新鲜感，对冉曼来说，入学第一年，她就要面对一个残酷的抉择——到底考不考研？

升入本科，医学生的就业环境比起专科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如果说专科临床专业是没有出路，那本科临床就是没有出口。读书读到这一步，路线已经划定，不做医生选择改行，那沉没成本太高，对于农村出身的冉曼来说，她没有试错的机会。如果她真要在当医生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那么她就必须考研，甚至，研究生也不会是她的爬升终点。

社会上，一方面是快速进入老龄化，医疗缺口不断扩大的现实，另一方面是不断降低的新生儿出生率，以及医保金缴纳逐年增多，医保池子却日益干涸的困窘局面。早在2016年，医学生就业就已经十分狭窄。在冉曼老家县人民医院的招聘公告中，临床医生的招录要求最低学历必须是硕士研究生，并且是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即要求学位证、学历证、住院医师规培合格证书和执业医师资格证，“四证合一”。

从求学到工作，越往后推，就业就更加困难。“前浪们”占据的坑位10年到20年内是难以撼动，现行医疗政策的导向是“医疗资源下沉”。以前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大多从业人员都是本地卫校出身，或者是大专院校，到了今天，医科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出路就在乡镇。

一个时代过去，吃干净“红利”的人抱作一团，牢牢守卫着他们的疆域。那些没有纳上投名状的外来户，只能熬死在高墙之下。对于冉曼这样的医学生和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年轻医生来说，往前往后都是断桥，当白色巨塔变成了黑暗森林，医疗反腐只是蜡烛燃烧时滴下来的几滴蜡油，冉曼们只能一边燃烧，一边突围。医学的未来是什么，冉曼想不到，但她不考研就没有未来。

很快，冉曼又开始了像大专时候一样的苦行。所幸，新舍友们都和她一样，甚至在学习上比她更吃苦、更疯狂。

下铺的春花，立志英语六级要过500分，因为她的目标院校对英语要求高，为此她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从早上7点30开始，到晚上23点结束，冉曼看了她列出的细致任务分条，直觉得头皮发麻：“简直是铁屁股。不对，铁还会生锈，应该是不锈钢屁股。”

除了春花，宿舍里的其他人也早早瞄好了目标院校，开学的第一周就开始了西综考研刷课。为了不落后，冉曼很快也在网上报名了考研辅导班，一个学期过后，班里同学的名字她还没认全，但病理生化课程已经刷过一遍。

没办法，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专业像临床医学这样学历歧视，对医学生来说，他们在自己的专业上已经耗费了高昂的成本，除了“上岸”，唯有“上岸”。

读本科的日子是规律轻松的。经历过医院的社会改造后，不仅是冉曼，“专接本”班的同学都更加珍惜这份重新到来的读书机会。平日里，大家都会在上通识课的时候偷偷在讲桌下学习考研西综，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冉曼一边积极备考英语六级，一边搜集全国AB类临床医学专业院校的招生简章，筛选目标院校。对于“专接本”的临床医学生来说，由于第一学历的限制，他们考研可选择的院校范围相当有限。顶尖的医学院校像北大医学院、清华医学院、湘雅医学院，虽然对“专接本”学历不设限，但那是顶级，上一届“专接本”班考上清华医学院的学姐，已经在学生圈内封神。大佬之所以是大佬，不只在于她的强悍，还有其难以复制的稀有属性。

前一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的“专升天”医学生的推文席卷了冉曼的朋友圈，出身山东医专的何世豪从专科起步，本科泰山医学院，硕博首都医科大学，2022年赴斯坦福大学访学，这种逆天改命操作给不少人打了一波鸡血，那段时间班上大部分人都在讨论首都医科大，不少同学发“首都医科大，等我！”“各自努力、顶峰相见”“上岸，一场漫长的奔赴”这类的文案，底下的定位无一例外都是首都医科大。

冉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原本她的梦中情校也是这个学校，可现在目标任务已经变成SSS级的困难，今年首都医科大的考研厮杀一定相当惨烈，英语是她的弱项，哪怕过了初试线，复试她肯定拼不过那些英语高分考生。

要想突出重围，只能另寻猎物。但像南方的地方老牌院校，他们的研究生招生简章里在招录条件一栏赫然写着对“专接本”学生的额外要求，英语六级500分以上且本科期间在CSCD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著1篇以上。看了一轮下来，冉曼觉得她还是得去挤首都医科大，中奖几率更大些。

没办法，现实条件促使“专接本”医学生两极分化，要么就去冲击A类医科大，要么就在剩余的可报考院校里浴血奋战。冉曼看着她手里多达800页的外科书，深深感到考研就是一个养蛊游戏。

2024年，进入到医校结合的见习阶段，冉曼对考研的热情早已没有入学时来得热烈，长时间的拉锯战耗费了她大量精力，月经推迟甚至闭经，掉头发，还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作为医学生，她知道最好的解药就是停下来，调整一段时间，看病的时候，医生也常常这么说，但医者难自医，这些实话难以践行，因为不现实。

同宿舍的一个个埋头苦干，冉曼哪敢放松，虽然大家也经常为某个考研问题或病理难题展开讨论，但这都是表面功夫，一旦有人问起学习进度，大家都开始支支吾吾，嘴上打哈哈。“鱿鱼游戏”，用它来形容舍友之间的相处状态，再恰当不过。

再有不到3个月，冉曼又要进入医院实习。和3年前相比，似乎只有她胸前的姓名牌院校变了，面对一线临床并没有多大长进。冉曼曾经私底下向不同科室的老师们请教，到底怎样才能在临床医生这条路上走下去——老师们给出的答案大同小异，考研是绕不过去的路桥。这是一条常规的路子，也是在现阶段的医疗现实下唯一的路子。

专科阶段，她也和父母一样，以为学医的出口是“铁饭碗”。可随着她对医疗政策的认知加深，对地方医院的入院门槛、工作内容、晋升途径和发展前景渐渐窥得全貌后，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再去走这一条常规的路径。她不想走窄门，她想走一条宽阔的大路，可大路上人太多了，有人穿着拖鞋跑马拉松，有人开着双涡轮超跑、氮气加速。

在刷到规培医生曹丽萍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当天晚上冉曼没有去自习室刷课，而是自己一个人坐在宿舍的床上下载了小红书、微博、甚至是她从不感冒的快手，她将在各个平台上收集到的新闻都一一转发在新开的自媒体账号上，其中一则短视频上说：“今日我若冷眼旁观，他日祸临己身，则无人为我摇旗呐喊。”

以前，她总是不屑于千篇一律的复制粘贴，而今天，当她看见一个和她一般来自农村的女规培医生，将自己反锁在卫生间，用手术刀割破颈动脉的时候，她感受到一种冰冷的绝望。如果怒火能够燃烧现实世界的幕布，那她希望这火焰能够熊熊剧烈。

“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明明昨天就已经申请请了假，明明心脏已经快要跳出来了，明明咳嗽咳得胸痛，明明胸闷得内衣都不敢穿，可是还是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不能回去休息。”

“我替你们试过了，心率120会胸闷，130会气促，140、150会胸痛，头晕。黑蒙。但26岁怎么都不会晕倒，猝死。”

“还能继续干，或许会猝死，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冉曼读着这些文字，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砸在手机屏幕上，之前是华西医院陈家辉、广医二院神外邓琦，现在是湖南省人民医院的曹丽萍，还有呢？无耻的人评论这只是个例，哪还要多少个例来组成一个足够引起关注，引发改革的案件？冉曼不断地浏览着各类相关搜索，在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开设自媒体账号的网红医生和科普医生都在自己新发布的作品中带上了“#曹丽萍”的标签，可视频内容却是轻描淡写地说年轻医生应该加强心理建设，改变心态，强大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这些屁话，冉曼通通选择了先评论，再举报拉黑的“一键三连”。吃人的不是人，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制度，是利益共同体的医医相护。白大褂穿得久了，医生会得雪盲症，拿惯了手术刀的施术者，不知道在听见同行里后辈学生握刀自刎的消息时，会不会摸摸自己的脖颈，去尝试想象一下锋利的金属刀片一层层割断皮肤组织，切断颈动脉血管壁时的绝望和坚决。

医学上习惯将疼痛分级，不知道自杀的时候，疼痛的标准该怎样判定，到底是身体上的撕裂更难忍，还是希望熄灭后的平静更痛苦。丧钟为谁而鸣？没有人能够躲在屏幕后一刷了之，新闻上面的一句简报，背后是一个家庭的永远破碎。

2024年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10周年，在曹丽萍去世后，关于“专培”的政策导向也开始在各个期刊上被频繁谈及。未来医生要从“5+3”的规培制度转向“5+3+X”的专培消息变成了医疗圈里的热搜。冉曼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胃里阵阵发酸。她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风吹柳絮，茫茫难落，考研只是临床医学路上的一道打怪升级关卡。

在暂停学习，熬夜刷手机的那天晚上，冉曼点开曹丽萍的个人自媒体账号，作品发布页面显示空空如也。在账号背景图上，留有一张曹丽萍生前身穿白领学士服，站在阳光里的全身照片。阳光下，曹丽萍戴着圆圆的眼镜，微微卷的短发披在脖子后，冉曼看着这个和自己一样的年轻女孩，隔着模糊像素她仔细数，学姐微笑时到底露出了几颗牙齿，试着想象那时候明亮鲜活的她是不是和现在的自己一样，憧憬着白衣天使的未来？

冉曼最后注意到了学姐捏在手中的学士帽，她的手真好看，这样好看的手，后来握着的是刺向自己的手术刀。

“再忍三个月她就毕业了，三个月，她就能迎来解脱，可她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看到评论里的这句留言，冉曼再也忍不住了，她张大嘴，像条搁浅的鱼，抱住被子嚎啕大哭。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 者

男，从事中医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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