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爆发叙事：新冠疫情下的女性农民工劳动

导读

本文是我们收到的投稿。以新冠疫情期间关于移民劳工的爆发叙事为研究档案，本文通过文本和城市研究的方法，讨论了疫情开始后城市中务工的女性移民劳工在空间、就业和叙事话语上被排挤、被隔离的经验。以及她们如何利用城市现有设施为自己创造临时性的高流动性空间。另外，疫情加强了移民女工的流动，迫使她们更多地涌入零工和非正规市场，并以个体为单位作为一种大流行期间的特殊基础设施重新参与城市。成为了被限制流动的城市中流动性越来越高的人群。

本文指出，对中国移民劳工的爆发叙事往往以男性或者集体视角为中心，缺少对性别的关注。而对移民女工的关注过分脸谱化，缺少对女工自身的个体经验的叙事。在疫情的封锁和招工的限制下，大量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涌入零工市场，成为频繁穿梭在城市内的外卖员、快递员等。于是，在这种例外状态下，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居所和城市生存模式——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非常规占领。

一则围绕着一位移民女工阿芬的个人爆发叙事一定程度上揭露了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女性移民劳工在城市中的特殊空间迁徙体验。在疫情的例外状态下，移民女工的特殊迁徙和城市空间实践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这些女工的共同经历，又能以什么形式缔造她们作为女性和移民劳工的生命韧性？围绕疫情展开的爆发叙事又是以什么形式叙述，并作为城市历史研究档案留存在大众的记忆之中？

关键词：中国城市、新冠疫情、性别化劳工迁徙、女性移民劳工、疫情劳工社群、零工经济、例外状态

正文

原文：Outbreak narrative: China's migrant women labor in the COVID-19

作者：Lu Zhang

发表：2024年

摘要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扰乱了中国城市赖以生存的劳动力迁徙。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前两年里，女性移民劳工一直冒着在不稳定和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成为剩余人口的风险。这种情况导致他们的形象和城市参与被各种基于疫情的叙事，即Priscilla Wald（2008年）提出的爆发叙事，有限且难得地记录下来，作为追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女性移民劳工和城市历史的重要档案。本文以一篇讲述一名移民女工——阿芬，疫情期间在上海流浪的文章为切入点，探讨了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性别化劳工迁徙和城市中的女性移民劳工社群。通过文本分析追踪中国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爆发叙事，本文揭示了疫情带来的政策、经济、空间等全方位的例外状态使更多的移民劳工，特别是女工，涌入零工经济。这种新的城市参与模式提高了她们的流动性，并促使她们在城市建立临时的安置所和劳工社群。然而，高流动性和分散的城市分布反过来又加强了她们在疫情叙事中作为“受感染的陌生人”的角色，特别是在中国严格的防疫治理背景下。这项研究依靠于对爆发叙事的文本分析，一方面，绘制了大流行时期资本和人口流动的动态地图，另一方面，暴露了因病毒而扩大的中国城市不同阶级、性别和年龄之间的不公正。

介绍

19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现代化的开始。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较晚的国家，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入中国（Hsing, 2010）。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激发了从农村或是欠发达地区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如今，女性劳工占据了中国近一半的劳动力，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Wu等人, 2013）。然而，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劳动力迁移，这分别体现在经济转型、防疫和边境管理上。在中国严格的疫情治理、检疫和隔离中，有限的防疫资源首要用于本地市民，从而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外来流动人口的安全和稳定（Yueping et al., 2021）。在阶级、性别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女性劳工在迁移、就业和组建家庭方面比农村男性更为脆弱（Yueping, 2021）。因此，女性移民劳工在多个疫情高峰期被暂时隔离在公共关注和防疫治理之外，被边缘化成了城市中的流浪者。

然而，伴随着对传染病的恐惧和迷恋，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叙述频繁出现在科学、新闻和虚构媒体中，类似于Priscilla Wald在2008年基于HIV爆发所创造的术语——爆发叙事。直到各种新冠疫情主题的爆发叙事出现，女性移民劳工和性别化劳工迁徙才被纳入大流行的公共话语框架，成为通过性别、劳动力和迁移的视角审视疫情时代中国城市历史的非常规档案。这些零散的叙事追踪了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女性移民工群体的城市参与。此外，这些由非女性劳工撰写的劳动主题爆发叙事对女性劳工与城市的互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城市融入、社会网络、就业等。因此，在中国互联网上披露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叙事表明，将爆发叙事作为研究疫情期间中国城市变迁、劳动迁移和性别化劳工社群的关键档案是可行且必要的。

基于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爆发叙事，本文从两个维度展开。首先，本文强调爆发叙事可以作为解读疫情期间中国城市、性别迁移和劳工社群的可用档案。在这里，本文重新审视并重新想象爆发叙事的角色和功能：即将其从记录、翻译、传播等媒介身份中解放出来。相反，叙事文本本身成为了疫情时代的遗迹，或者说，是一种具有物质性的历史事件。因此，本文关注的重点不再仅仅是新冠爆发叙事中塑造了怎样的中国移民女工，而是为什么新冠叙事以这种方式描绘那些女性劳工的迁徙。其次，本文关注爆发叙事中对女性劳工社群的有限描述，这反映了女性移民劳工在艰难的参与条件下如何重塑和颠覆既有的社群和城市公共空间。此外，爆发叙事进一步揭示了女性移民劳工在疫情和新就业体系的双重刺激下新生的生活和生产模式。关于这些转变的叙事或许将有助于理解中国移民女工在后疫情时代将如何迁徙以及参与城市生活。

本文是一篇反思性和警示性的故事，灵感仅来自中国互联网上发布的一篇匿名文章。尽管档案证据零散，本文仍试图叙述和想象中国女性移民劳工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迁徙和城市参与。同时，将“爆发叙事”这一术语在中国背景下进行翻译，在这里疫情与这个特殊时代里的女性劳工故事被敏感地叙述。这揭示了来源广泛的的爆发叙事如何影响我们理解和处理传染病与性别化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对上述两个研究维度的批判性反思引出了几个问题：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了中国女性移民劳工的流动，并在流动女工社群中引起了何种出乎意料的转变？爆发叙事如何动态地追踪和描述了中国的性别化劳动力迁徙？爆发叙事，作为中国城市历史的非常规且罕见幸存的档案，如何记录了那些暂时被官方治理和公共话语流放的女性移民劳工？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助于理解女性移民劳工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参与中国城市变迁，并解读爆发叙事如何在空间和城市的角度叙述女性移民劳工。更重要的是，这将扩展中国城市和建筑历史档案分类和利用的更多可能性。

新冠爆发叙事中千疮百孔的边界和中国劳动力迁徙

对于来自中国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迁徙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他们对城市未知机会的渴望（Wu等人, 2013）。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十年劳动力迁徙实践揭示了他们对城市的融入是处处受限的（Jacka, 2006）。作为经历地理迁徙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底层人口，移民劳工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见证并参与了各种空间变化（Zhang, 2001）。他们对城市的各种形式的参与影响了各种主体在不同年代对他们的描述和评价。这种特质使得摄影师、电影制片人和作家等文化创作者将中国的劳动力迁徙作为建构阶级隔离、城乡冲突、城市变迁等叙事的代表性主题（Li, 2016）。反过来，这些文化表征也影响了移民劳工在城市建成环境中的参与方式。

从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开始，出现在科学、新闻和虚构传媒作品中的“爆发叙事（wild，2008）绘制出了中国——一个开放国家强化边界、加强限制和拒绝流动的过程：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强制封锁（2020年1月1日）——对武汉市全面封锁（2020年1月23日）——封锁区域扩展至中国其他地区——中国发布“五个一”政策限制国际航班（2020年3月26日）。对病毒传播的医学处理在当时证明了其在流行病控制方面的有效性。

同时，这场在人口数量上算是史无前例的迁徙封锁运动当时无疑冲击和挑战了中国2.9亿跨区域流动工人，尤其恰逢中国新年的返乡潮。在离境和入境通道被封锁的情况下，无视媒体、新闻和医学报告中对就地隔离的呼吁，一些较大规模的跨区域人口迁徙仍然存在。一方面，是来自中国传统观念中对故乡的归属感（Ang, 2022），另一方面，或许来自病毒被识别后给民众带来的“人传人”的恐吓。在疫情爆发之初，许多相关的叙事都不明朗的情况下，被控制和封锁或许代表着放弃和死亡，迁徙或者说逃跑在当时成为了转嫁对病毒未知恐惧和焦虑的常见手段。诸如“春运结束累计发送旅客14.76亿人次”的“和3亿人要返程”等关于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人口流动的叙事 证明了被关闭的边界是千疮百孔的，并且中国人口迁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冒着着病毒传播带来的高风险。

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自疫情爆发起，始终坚持着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因此，以新冠为话题的叙事在中国持续活跃着。尽管中国曾多次实现了“清零”，这似乎符合Wild（2008）对爆发叙事最后一步的描述，即对传染病的成功控制。然而，新冠带来的爆发叙事在疫情时代从未完全结束过。在中国互联网上搜索关于“疫情和劳工（或者农民工、移民工、民工等）”的词条，搜索到的叙事主要来自于四种渠道：官方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和大众网民。前两者多聚焦于结构性的人口流动和公共政策，而后两者则多产生于微观的社会观察和体验。官方叙事多以忧虑、关怀的姿态，强化了对政策和未来的指导；而非官方个体叙事则传递了对于边界和流动更加复杂的情绪，即悲悯、担忧、愤怒、厌恶、恐惧等情绪的混合体。

但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层面上，移民劳工在新冠疫情时代下城乡迁徙的连锁效应正在以空间的形式在爆发叙事中体现：对劳工迁徙动态的描述（《“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 今年有何不同？》、《马上要过年了，农民工还能不能回家过年？》）；对农民工的隔离管制的描述（《上海疫情｜一包面两人分，被困农民工：停工无收入才是最大心病》、《因防疫措施失业流离失所，上海农民工入住隔离中心》）对农民工城市非正式定居的描述（《疫情下被放逐的劳工：当上海成为他们的无依之地》、《我躲在虹桥的卫生间，我不知道去哪》）。这些都是将叙事艺术与移民劳工的日常空间战术联系起来的例子。结构性或者个人的爆发叙事碎片化地描绘了迁徙者的身体“跟随着城市的动脉和命运，书写了他们自己无法阅读的城市‘文字’”（De Certeau，1984: 93）。爆发叙事分别从“城市全景图（urban panorama）(Nord, 1995)”和“日常参与者（everyday practitioner） (De Certeau, 1984)”的维度提供了一种除地图、照片、图表外的可读的空间文本。

“被排除”的中国移民女工与她们的城市流浪

2022年7月11日，一篇名为《我躲在虹桥的卫生间，我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热议。该文以一名在上海经历了几个月坎坷漂泊的农村女孩阿芬（化名）为主角，讲述了她作为一名外来务工女性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城市经历：阿芬初到上海便遇到疫情封控，被送进城市方舱隔离期间感染新冠。随后，因为招聘对患病史的歧视长期处于待业状态。在城市中寻不到出路的她，选择流浪在在虹桥火车站的地下通道。同时，这个故事还详细地讲述了阿芬和其她移民女工是如何改造并定居在虹桥地下通道的公共卫生间，这揭开了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数量庞大的劳工迁徙以及由那些外来务工者在城市公共场所建立起来的临时性住所。流浪在城市的女工阿芬和她居住的临时移民社群作为疫情带来的连锁社会现象，说明新冠爆发叙事不仅仅局限在医学和公共卫生范畴，同时还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叙事中强调无家可归者的特殊性直接或间接地催化或强调了边界和差异，表达了包括国家边界、阶级边界和性别边界在内的所有社会边界（Wild，2008），它因此也昭示，甚至诊断了全球现代性中不断改变的空间治理政策和社会群体划分之间的张力。

然而，阿芬的曝光也强调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即性别并未在移民劳工相关的爆发叙事中得到强调。《我躲在虹桥的卫生间，我不知道去哪》几乎是中国第一个具体且完整的围绕一个女性移民劳工个体展开的爆发叙事。疫情期间出现的大部分关于中国移民劳工的叙事往往在无性别或者男工的话语体系中展开：在那些宏观叙事中，男女移民工被统称为民工进行叙述；关注点往往聚焦在男工出没的工地；个体故事的主角大多选择了男性。然而，农民工普查数据和时常出现在影像资料中的女性移民劳工证明了她们的存在，并且数量相当庞大。同男性移民一样，她们也出没于城市的车站、招工市场和公共场所中临时搭建的住所。

尽管爆发叙事中也偶尔出现女性角色，但往往在一些新闻和评论文章中以论证例子的形式呈现出脸谱化、公式化的形象：她们没有姓名，没有具体的形象，更不要说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主体性。在叙事中，她们的故事通常被其他群体讲述出来，用以代表最广大的女性移民劳工的，或者说是全部移民劳工的最普遍的问题。叙事中出现的“她们”可以指阿芬，可以指小宫，可以是千万移民女工中的任何一人，但她们并不能代表她自己。比抨击、厌恶、恐惧、同情、怜惜等情绪更可悲的或许是忽视和遗忘。

对疾病想象往往和一个族群对“异邦”和“他者”的想象有关（Sontag，1977），同样作为有迁徙经历的女性形象，历史上最著名的零号病人——伤寒玛丽Typhoid Mary（Mary Mallon）在电影中被讲述为“美国最危险的女人（the most dangerous woman in America）”的形象成为媒体话语中的众矢之的。无论是新闻、小说还是电影的叙事中，她的爱尔兰移民、单身女性以及底层劳工的身份促使她被塑造成懒散、邋遢、肮脏、工作能力平平的女佣。因为这不仅符合当时的美国人对爱尔兰移民群体的想象。并且，女性在历史上一直被描绘成“城市中的干扰因素，失序的症结，以及一个问题”（Wilson, 9: 1992）。这更强化了健康的“我”与被感染的“她”之间鲜明的边界。

然而，在关于中国移民劳工的新冠爆发叙事中，女工的独特性和她们的个人迁徙经历被无限缩小。移民女工的故事被粗略地包含在了一个由非移民劳工书写的的更宽泛的爆发叙事中。普遍且微观的个体困境被概括为移民劳工们整体的苦难。在爆发叙事中，女性移民工人似乎被置于一种处于“排斥与接纳、内与外、人格性生命与动物性生命（bios and zōē）、权利与事实（Agamben，2021）”之间“难以言喻的混沌状态”。 因为女性移民劳工在疫情叙事中的例外性，主要体现在其发声的微弱和被脸谱化的媒体表达。她们难以以具体的个人角色参与进爆发叙事，因此丢失了在公共话语中申诉的权利。这或许验证了Butler（2006）的观点：最边缘的人群受到（公共）话语有目的限制和压迫。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由爆发叙事带来的暴力。

“被感染”的移民女工与她们的临时“例外空间”

在众多关于中国移民劳工的爆发叙事中，《我躲在虹桥的卫生间，我不知道去哪》是一个特殊的故事，它的叙事完全沿着一个寄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地下通道的女工——阿芬——的形象展开。阿芬受到关注的起因是一处非常规的城市飞地的诞生——由阿芬和类似的城市滞留移民女工将地下通道改造成的临时聚居地，或者说是避难所。新冠疫情以来，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和处处受挫的社会生产大大提高了移民劳工的就业难度（Che et al., 2020）.。以阿芬为代表的“城市边缘人”在疫情的影响下成为了无家可归的无业游民或零工工人。许多移民劳工在高度流动和缺乏防护的城市生活中面临着更高的感染风险（Yueping, 2021）。无论是否感染了冠状病毒，中国移民劳工在公共话语中，作为“被感染的外地人”的设定已被大大强化。

因此，为了留在城市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像阿芬一样被界定为“被感染的移民女工”颠复了城市地下通道的交通和公共服务功能，建立起了一个暂时的、非正规的、不稳定的民工社区。相比于严格的封控政策下的其他城市空间，原本承载交通功能的高流动性公共空间由于其更加宽松的准入和更松散的管制成了移民劳工最可行的改造和定居场所，例如阿芬寄居的地下通道和河南移民工露宿的桥底。引起爆发叙事关注的并不是阿芬这个女人或者她所代表的打工姐妹，而是她们在城市流浪中新建的临时民工社群。 这启发了重新关注和测试空间和社群对于影响爆发叙事的力量。正如阿芬故事的开头：

公司在大虹桥，所以每天下班都要从虹桥商务区步行到虹桥火车站。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留意到在虹桥的地下通道里两侧边一直有住着人，

每晚都住着人。

并且，阿芬的故事还揭开了其他爆发叙事中很少展现的城市底层女性劳工的城市栖身之地。它提示了性别作为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建筑历史学家Beatriz Colomina (1992) 所强调的： “性别被铭刻在空间之中，空间从未以无性别的方式设计过”。如果城市是一个社会政治的构筑物，是一个以身体结构为基础的“身体政治”模型（McGraw and Vance 67, 2008）。那么，躺满移民工的地下走廊或许是空间化的阴茎中心话语，而阿芬和她的姐妹们寄居的公共卫生间或许是城市的“子宫”。这意味着对悄悄滋生的新型民工社群的叙事不再仅仅是被统一概括为“移民劳工们的聚集地”，而是“一个叫阿芬的移民女工的城市避难所”。

从长期来看，这种脱离了防疫管制的移民社群时时刻刻面临被叫停的风险，尤其是社群的规模和影响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正如阿芬的故事结尾提到的，寄居在虹桥地下通道的移民劳工已经被全面清理。然而，从短期来看，这些被改造的临时民工社群是在一定时间段内被默许或者说被放任的。在此阶段内，大批不被收留的移民劳工参与到一个例外于日常民工社群和城市空间的飞地。在那里，空间不被封锁，流动不被限制，自上而下的防疫机制不被实施。在这种短暂的例外状态下，留不在城市又回不去乡村的阿芬一定程度上沦为了Agamben（2005）所提出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即在城市内部与外部之间无法区分的地带的生命。此外，阿芬在虹桥公共厕所中建立私人空间或许是她将自己的生命状态物质化和空间化的表现——与阿芬的处境一样，她的栖息场所既是城市的一部分，又被城市防疫系统排除。或许可以称其为一个暂时的例外空间，因为它强烈的包含-排他（inclusive-exclusion）属性。

尽管是以第三人称叙事，这个故事通过描述阿芬的日常生活和空间表征揭露了女性移民劳工社群在疫情期间的变化。首先，类似于阿芬的女性流浪地寄居在城市公共空间的生存模式变得更加普遍。尽管这种1980-2000年代较为普遍的现象在2000年代初大程度得到了缓解：在2000年代的移民女性叙事强调了对安全、稳定和隐私的追求，并且见证了女性移民劳工城市居住空间的进化（《打工妹》，2003-2008）。女性移民劳工稳定居所的缺失，或者说居住空间条件的倒退，暴露了即便是像上海这种高度城市化的城市在疫情状态下仍未有安置外来务工人员的万全准备。并且，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为单一功能，那些共享开放的非正式民工社群，在一定程度上，压抑或者阉割掉了移民女工的部分由女性身份带来的需求。例如，在窘迫的时候，阿芬节约地利用公共厕所中的卫生纸来维护生理期卫生。

正如Grosz（1995: 84）所坚称的，身体与城市相互建构（而不是因果地或表征地预示彼此）。女性移民劳工的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制品（Grozs, 1995），在疫情期间的城市公共空间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或者说阉割。另外，类似于阿芬这样的女工被流感调查和隔离政策重新安置在集中隔离区，隔离结束后的她们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重新建立起零散的社会网络。不同于Honig（1992)、 Pun（2005）、 Jacka（2006）等学者的研究中指出的女性移民劳工在陌生城市建立起的基于地缘关系和亲情关系的社群，阿芬和其他寄居在地下通道中的流动人口没有亲密的老乡或者亲戚关系，而是以类似的境遇而聚集。女性移民劳工社群因而呈现出去网络化的趋势。相应地，社群成员之间的互动由互相依存转为共享或竞争，例如公共厕所中轮流使用盥洗池洗漱的女人们。

对阿芬在虹桥地下通道的经历的详细叙事同时还描绘了一种铭刻了女性化身体的临时民工社群——性别特质被展现在空间中。不同于毫无顾忌地集体躺在地下通道走廊里的男工们，阿芬在睡过虹桥每个能睡的角落后，最终决定落脚在了公共洗手间的格子间。 “流浪虹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里有厕所”，阿芬说，“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厕所有纸”。阿芬的选择或许是很多在城市流浪的移民女工的缩影：对安全感、空间私密性和卫生条件的追求——即使在条件极度不允许的背景下都要追求的空间条件放大了女性移民劳工身体在空间的中的物质化（Longhurst，2004：23）。相应地，相较于男工更高的空间需求也减少了她们的城市寄居选择，这加大了她们留在城市的难度。坚持利用公共水源保持身体清洁、利用行李箱和车站围栏当晾衣架、积累环保袋来装换洗衣物……这大大区别于短视频平台记录的集体露宿广场和公园的移民男工形象。相较于男性，女性移民劳工对洗手间封闭空间、卫生纸、自来水的更大的需求强调了她们在心理和生理需求上与男性的区别。

移民劳工身体的性别化在疫情中被凸显。并且，生理身体上最根本的空间需求重新书写并映射了他们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Grosz, 1995: 242）。同样作为无家可归者，男移民劳工“露宿街头”的故事屡见不鲜，如阿芬一样的女性流浪劳工其实也有，但是鲜少被报道。这或许是因为她们对空间私密性和安全性的偏爱使她们的身影更加不易被暴露在公共叙事之中。然而，女性移民劳工的韧性和智慧也在她们塑造临时居所时得到展现。在阿芬3个月漂泊的上海生活中，她先后利用救助站、隔离酒店、多个招工单位和各种公共场所顽强地留在了上海，即使是作为被雇主和城市人排斥的“被感染的女工”。在生存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阿芬能清晰且准确地掌握整个车站可供给她更好生活的场所，包括免费Wi-Fi、最廉价的餐饮和自来水。疫情叙事中暴露的女移民工频繁的城市内移动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高使用率也证明其对城市公共空间形态和功能再开发的潜力。

涌入零工经济的女工与她们的高流动性城市社群

阿芬的故事在7月12日的新闻中出现了转机。在多方帮助下，她找到了一份快递分拣员的夜班工作，工作时间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报导的关注点落在了疫情期间中国城市移民劳工在雇佣体制中遭遇到的不公，潜在地强调了公共话语对外来者和感染者的恐慌和歧视——通过限制不稳定的移民进入城市空间的方式，确保城市本地人的稳定。但是，这个叙事没有注意到阿芬进入快递行业意味着她的流动始终没有结束——只不过是从一个非正式的移民工社群转到了一个相对正式的移动社区。其深层逻辑在于：在疫情、日益自动化的生产模式和资本外流的三重压力下，零工经济正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城市就业的替代途径（Zhan，2020）。疫情环境下，经历了停工、复工、返乡甚至失业之后，此时，一份就业门槛相对较低、进出灵活自主的零工工作成了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维持生计的权宜之计。

阿芬的经历不仅仅代表一个个体的遭遇。它是一个象征，展现了女性移民劳工在阶级、性别以及城乡结构等因素的同时作用下，正以比男性移民工更强的趋势流入零工经济（Zhan，2020）。成为活跃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外卖员、快递员、传单分发员……这个故事是一个隐喻——不稳定的人做高流动性的事。零工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女性移民工更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导致她们更加陷入到染病的“她”的角色。她们出入的场所和构建的女性移民工社群，诸如车站、工厂、集市，逐渐成为媒体报导中病毒传播的高发地。这让对某些公共场所和移民女工的污名化陷入到恶性循环中。例如，北京在2020年1月通报感染新冠病毒44岁岳姓男子的生活轨迹，发现他18日内穿梭28个地点做散工。这种爆发叙事更加加固了一种公众观念，即城市、病毒和身体是息息相关的——越是高流动性的地方，越是病毒爆发的中心（Wild，2008）。

在中国严格的强制隔离政策下，诸如外卖员、快递员、传单分发员等工作模式强化了零工女工对城市未封锁空间的参与和使用。这在话语上进一步加剧了疫情期间中国不同阶层和城市空间之间的隔离——游走在开放空间的女性移民劳工和被保护在隔离区的城市人。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种区隔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21世纪越来越不可实现——任何一种边界，都是“千疮百孔”的（Wald, 2008）。零工经济让移民女工的直接服务对象由企业和工厂变为了市民。脱离了原有的工厂合同工带来的稳定且隔绝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如工厂和职工宿舍），她们以个体化和单位化的身体充当了城市隔离期间物资流动的运输基础设施。因此，那些外来务工的女性和市民的日常生活出现了重迭地带——在被隔离场所和未被隔离场所，或者说市民社群与移民劳工社群的边界上，出现了互动、交织和渗透。女工更加流动的社群组织模式不仅说明了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也提示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女性移民工社群的重塑对于突破甚至颠覆爆发叙事构筑的边界具有潜力。

同时，越来越多女性加入零工生产模式鼓励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移民劳工的身体与城市的潜在关系——零工女性作为城市机器的一个零件，或者说一个基础设施，正分散且流动地参与到城市生产中。加入零工经济使移民女工能够以开放、灵活和临时的方式参与居住、生产和消费，从而有可能构建出由各种行为者、空间和实践构成的更多复杂组合。因此，移民女工和她们的新移民劳工社群或许就成为了一种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维持和再现城市生活的平台（Simone，2004）。换句话说，疫情或许是一个契机，让移民女工直接参与到城市话语的塑造。那么，零工女性的身体如何连接城市就成了一个性别化劳动议题需要回答的问题。

阿芬在虹桥地下通道搭建的临时居所代表了她的女性身体在空间里的延伸。一方面，能看到一些传统话语对女性化的身体和空间的定义：液体、关系性、接近性、不连贯性、被动性（liquids, relationality, proximity, incoherence, passivity），空间和身体被编码为女性化（Grosz，1994）。另一方面，长期漂泊的女性正在形成和塑造一种超越传统性别话语的性别话语：不再强调女性传统的勤劳、顾家、隐忍等性别规范和美德。相反，独立自主、有韧性、敢于流动的女性形象在空间实践中被内化并逐渐深入人心（Sun, Zhao & Zhang, 2021）。这样被城市流浪生活打磨出的女性身体也将不可避免地在零工经济中被进一步强化。此外，尽管女性流动工人的身体始终面临着由爆发叙事带来的污名化和排斥风险，但她们的身体也应该被重新铭刻在她们参与的城市、社区和边界中。新冠疫情迫使我们去正视女性移民工群体身份和女性化身体的转变，以及新型女性移民劳工社群的崛起。因此，女性移民劳工的爆发叙事不仅昭示了这个群体作为一批潜在的零工经济参与者将更直接地参与塑造城市空间生产，更试图将性别的身体和城市解释为相互定义、互相构建的集合体（Grosz, 1998, 248）。

讨论与总结

作为这篇文章的线索，爆发叙事致力于讨论国家和区域对传染病的反应——以医学本土主义和边境保护的形式（Wild，2008）。然而，爆发叙事中出现的移民劳工暴露了这些边界的千疮百孔。因此，本文旨在探索爆发叙事如何本土地讲述中国的劳工迁徙和性别化的移民劳工社区，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及其相关叙事席卷全球之际。自2019年底以来，这些以新冠疫情为主题的爆发叙事通过强调城市和乡村、本地人和移民、男人和女人间的差异来增强地区、阶级和种族边界的隔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性别盲视和阴茎中心的爆发叙事中，移民女工的形象是不可见的或者是脸谱化的：女性劳动被忽视，被随意地与男性劳动相提并论，或者被根据刻板印象进行想象。这种经验叙事模式或多或少导致了对女性移民劳工及其城市社区的误解和污名化——想象了她们在城市中作为“携带病毒的外来女”居住在“病毒爆发的源头”。

然而，新冠疫情下女工阿芬故事的曝光，给“性别化的劳工迁徙”这个概念盲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非正式的女性移民劳工社群是激发公众讨论，讲述女性劳工城市参与的催化剂。它在让我们窥见了，不稳定的移民社区的规模和影响力已经大到足以让疫情叙事将其纳入议程。此外，它还表明，性别化的劳动群体在塑造城市建成环境方面具有独特性——城市中的劳工空间从来都是都是性别化的。因此，在疫情全球化的背景下，爆发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通过它可以反思上海乃至中国女性移民劳工社群的解构和重构。

这篇关于阿芬的文章揭示了中国女性移民劳工被防疫政策、爆发叙事和就业体系多方面地边缘化，成为在城市中游荡的“赤裸生命”。在高流动的定居模式中面临着成为被感染的“她”的风险——无论是在虚拟的爆发叙事还是在现实的城市实践中。新冠疫情中，移民女工们通过占用可以自由进入的公共场所实现了临时的自我安置。而这种非正式的移民社群在特定时间内被暂时地排除在防疫管控和叙事之外，成为“健康的城市人”不会触及的“例外空间”。区别于无家可归的男性移民工，移民女工将她们女性化的身体投射进了她们非正式的移民社群，表达了她们对隐私、卫生和安全的需求。这种空间投射强调了性别化的身体在塑造空间方面的必要性（Grosz，1994）。反过来，极端恶劣的空间条件在一定程度也阉割掉女性部分身体上的需求。此外，爆发叙事中展现的女性移民工社群打破了以往移民研究中所揭示的以亲缘关系为主的特性，去社会网络化的城市生存空间塑造出移民女工在迁徙和空间适应方面更强的韧性。

这篇意外走红的故事的后续揭示了大量女性移民工正涌入以零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模式。疫情管控、产业转型和资本外流的三重影响共同将这些流动中的女工推向零工经济。这些女性不再局限于固定合同工厂和标准化宿舍，而是更加频繁地在未封锁的城市空间中流动，以维持社会生产和城市运行。因此，迁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未来会更加频繁，即使爆发叙事通过话语塑造了公众对冠状病毒和他者的恐惧。进一步，这也为我们理解女性移民劳工的身体如何被疫情重塑，以及这些女工如何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沟通不同社群边界（包括封闭与开放、私人与公共、市民与移民之间的边界）提供了一种互通的方式。

受到中国的疫情隔离政策和档案不可获取性的限制，因此本研究寻求一种替代档案——爆发叙事——作为疫情期间中国城市历史和女性移民劳工场所营造的证据。因此，本文不仅仅是关于爆发叙事中呈现的一个故事，也是关于爆发叙事本身的本体论故事。本文确定了两种可能性：一方面，铺天盖地且快速更新的爆发叙事，尤其是非官方的，极大地弥补了疫情期间中国城市和性别化劳动力迁徙的档案缺失。多样化的叙述者多维度地提供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视角，观察中国防疫时期被封锁的城市。另一方面，叙事分析，区别于城市和建筑项目常用的实地考察、数据处理和制图，可能成为城市研究的一种替代方法，特别是在数据、地点和人员难以获取的情况下。这些叙事的创作和呈现，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疫情期间中国城市的独特视角。它们值得被纳入地方营造、城市历史和市民社会的研究框架中。因为爆发叙事促使我们反思新冠疫情如何通过文化暴力（Gursozlu, 2018）影响中国城市历史和女性移民劳工的城市空间实践。超越对移民女工及其城市社群的特定关注，本文对爆发叙事的洞察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城市的历史学视角。由谁以及如何反映？隔离、等级制度和污名化如何通过这些文字和视觉叙事体现出来？这场讨论通过关注“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以及为什么差异有意义（what we know, what we think we know, and why the difference makes a difference）”提供了额外的深度，即“知识的知识（knowledge of knowledge）”（Feick, Park, and Mothersbaugh,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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