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文库】每日人物|住在办公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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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北漂, 办公室, 北京, 同事, 公司, 生活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白领受雇者
地点: 北京市
相关议题:无
- 北京的高房租和长通勤时间促使一些打工者选择在办公室居住,以减少生活成本和通勤时间。
- 住在办公室的人需要将所有家当装进一个行李箱,牺牲了下班后的私人空间。
- 一些人因为工作和生活场所的合一,体验到了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模糊。
- 办公室居住者担心被同事发现后的尴尬和可能的责任问题,如公司物品丢失。
- 尽管面临种种不便和挑战,但一些人仍然选择在办公室居住,视之为节省时间和金钱的方式。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昂贵的房租、漫长的通勤,让许多在北京这样大城市里的打工者,冒出过以办公室为家的念头。社交网站上,不时见到这样的问题:不想租房,办公室里能住么?大多数人对此保持怀疑态度,也有短期居住过的人现身说法,“工作和生活没有了分界,生活没有了空间”。
尽管如此,依然有人选择偷偷在办公室里居住。住在办公室,意味着全部家当必须装得进一个行李箱,意味着一种舍弃下班后私人空间的生活,也意味着更少的成本和通勤时间。
这样的生活,有人断断续续体验过,有人坚持过两年,有人还在继续。
“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
晚上十点,南城灯光渐渐黯淡,老刘准备就寝,先将充气床垫在地板上展开放平,等到气一打满,铺上了床单,码好枕头。前后五分钟的时间,娴熟地处理好了一切,他来到门口,按下墙壁上的开关,再摸黑回到两排办公桌夹成的空地上,悄然躺好,鼻尖刚好与椅脚齐平。
老刘住在办公室已经快一年了。他在北京工作,但没有租房。
全部家当是一个20寸行李箱,一个背包,和一张床垫。床垫日常塞在办公桌底下的纸箱里。行李箱和背包是他“移动”的家,销售人常年出差,办公室放行李箱大家也见怪不怪。里面塞得下几件衣服、常用药物、电脑、酒店里拿的一次性用品,甚至还能装下两本书。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
入夜后的办公室,键盘声响消失了,工作上的讨论与争执也变得无影无踪,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变得如同喧嚣落幕后的戏台子,只剩下风扇发出低沉的呜咽。办公大楼的中央空调每晚下班时间准时关闭,北京今年格外闷热,老刘就指望着这台风扇能够带来阵阵凉风。
他知道在这个时间,同事一定不会再出现,于是干脆脱去了上衣,又脱掉了裤子,仰面对着天花板。不过就算如此,皮肤还是很快变得黏黏哒哒,最后他不得不起了身,拧开卫生间的笼头,毛巾沾上凉水,在周身上下一通擦拭,再次躺下,阖上眼,双手抱于胸前,努力入睡。
这是老刘住在公司的第五十天。他是一家传统行业公司里的销售,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只要不出差,他就将办公室当成自己在北京的居所。
在他自己看来,这个举动很寻常。毕竟,在这座城市里,一千多万人正日日为了生计奔波,人们就像觅食的蚂蚁,白天聚作一团,等到夜幕降临后,四散到城市的角角落落。有房的人可以归家,而无家的人和无根的浮萍没什么两样,在哪里,都只是短暂地找个地方度过黑夜。
从这个角度来看,住在办公室和住在其他地方,其实没什么差别。老刘每天十点后入睡,早上七点,天一亮,便按时起床。当大多数人争分夺秒追上地铁,奋力在车厢里挤出一个能够站立的空间时,他忙着一边整理衣物,收拾床铺,一边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灌满空间。
同事们几点工作,他也几点工作。同事们几点下班,他也几点下班。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从来不会迟到,而且一直是公司里最早出现的员工。
他将自己住办公室的经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后,引来了许多人的热议。大多数人好奇“办公室要怎么才能住人?”“怎么洗澡?”也有人对住在办公室的行为无法认同,直言“窒息”。
在加班晚归,或者早起通勤感到痛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吐槽过“还不如住办公室得了”。一些北漂刚来北京、收入捉襟见肘,能租到的房子也说不上能提供多少尊严,但真的选择住在办公室,还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
一来,办公楼属于商用大楼,原则上不允许住人,住在办公室“偷感”很重,被发现后还可能被同事“嫌弃”。另一方面,更多人认为,住在办公室完全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不可接受。还有人担忧,公司万一丢了东西,可说不清楚。
但真的住了,“也就是睡个觉而已,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从2017年到2019年,王森曾在办公室里连续住了两年。回首那段时光,他直言“想一想,也有点儿辛酸”,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一旦住习惯了,其实就跟租房没多少区别。
小六曾从2022年夏天开始陆陆续续住办公室,入冬后,更是直接“定居”了半年。夏天的烦恼是蚊子多,有一个晚上,一觉醒来,她赫然发现手臂上被咬了十几个包,密密麻麻的红点,她成了“自助餐”。冬天一入夜,她便把自己蜷缩在睡袋当中。虽然这样可以御寒,但也有新的苦恼,睡袋毕竟是一个口袋,束缚着身体,犹如被困在了一个茧里面,没法自由伸展和翻身,小六睡得很不踏实。
她始终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住在办公室。每天一早六点,她就要早早起床,将瑜伽垫和睡袋小心翼翼卷好,藏在摄影器材旁边,然后一溜烟儿跑到食堂,一直磨蹭到单位有人出现。等到下班时,别人离开,她也离开,在楼内的休息区里藏到晚上九点之后再回办公室。
身为本地人,住在办公室,肯定是没有住在家里舒服的,可与此同时,每天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往返于家和公司,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么一比较,舒不舒服这点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她更愿意将住在办公室看做一场“生存实验”,“等过了很多年,再想一想这段经历,一定会十分的有意思”。
“你可以住在公司啊”
在北京工作,住宿是一笔昂贵的开销。
安居客上的数据显示,虽然这两年房屋租金略有降低,但北京一居室的平均租金价格仍旧维持在3800元上下。而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信息,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761元,租到一个平均水平的一居室,需要花掉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于低于这个薪资的人群来说,房租更是一个沉重负担。
每一个住在办公室的人会反复提到一个词:时间。根据《2023北京通勤特征年度报告》,北京通勤的平均时长在51分钟,位列全国前茅。长时间的通勤,是对体力的考验,也是精神上的损耗。
人们选择住在办公室,最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省下房租或时间。
2022年夏天,因为家中房屋准备装修后出租,小六举家搬到了六环外的昌平乡下。从住的地方到单位,需要先步行半个小时去公交站,再搭乘公交车来到城区,最后还要在地铁里耗费半个小时。一趟两个小时,每一次上班都如同逃命一样匆匆忙忙。
在公司附近租房当然可以省去许多烦恼,但房租实在昂贵,哪怕与人合租,一个月也要两千多块,而自己到手的工资才不到六千元。尤其她从事的行业,出差是常态,这意味着每个月一半时间里,出租屋都要空置。细细一算账,她马上便意识到:这不等于自己花了双倍的价格来租房吗?
她坚持在城区和郊区之间往返了一阵子,但很快便遇上了一个新问题——公司加班是常态,回去的末班车是晚上八点,哪怕紧赶慢赶,自己依然常常错过。赶不上车时,只能打车,车费就要一百多块,“简直就是在贷款上班”,她觉得十分荒唐。
渐渐地,在办公室凑合一宿的念头冒了出来。第一个晚上,小六全无准备,不知道要睡在哪里,只能坐在工位上,推开键盘和文件,朝着桌面一趴,跟鸵鸟一样,把头埋于双臂之间。这样的姿势很难让人睡得踏实,几次入睡,又几次醒来,一夜处在半梦半醒之间,脑袋昏昏沉沉。不过一想到自己省下的金钱,她又觉得心中格外欣喜。
后来,她开始时断时续以办公室为住所,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十月底。入冬后,北京昼短夜长,下了公交车后,眼前的那段路上不光没有路灯,连人影也罕见。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走在黑夜当中,这样的氛围让她十分不安,“就怕突然来个人,把我给噶了,扔河沟里面”。
小六下班的夜路。图 / 受访者供图
于是她干脆就不回家了,买来了一个瑜伽垫和睡袋,开始在办公室常住。
王森也是被房租一步步逼到办公室的。2017年,因为在老家天津找不到合适工作,他来到北京,进入了一家国企。起初和单位里许多北漂一样,为了省钱养家,他和其他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房间,两个大男人同挤一张床,一同分担房租。每月一千多元的花费,对于彼时只有七千月薪的他来说,是承受的上限。
但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半年,同事辞职离开北京,他再难找到其他人一起合租,不得不搬到郊区顺义,上班一个半小时,下班一个半小时,挤在公交车和地铁上,像被抽干了空气的气球。
他不怕苦,“反正来北京就准备好了要吃苦”,可有些问题并不是吃苦就能解决的。有一次单位加班,直到十一点才结束,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他站在单位门口盯着荒凉的街头,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觉得自己成了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那一晚,他被迫在办公室里过夜。然而出乎意料,“住在办公室里的感觉还不错”,不用急着赶公交车,也不用怕上班迟到,一觉醒来,甚至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食堂里吃一顿早餐,更何况,不用花一分钱。
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一刹那,王森就冒出了搬到办公室里的念头。那时恰逢有人离职,留下了一张免费的折叠床,他干脆捡了回来,开始安营扎寨。
和前两位不同,在进入公司之前,老刘就已经做好了打算,自己就要住在公司。
这个决定源自于过往的一段失败经历。2019年,他和朋友一起创业,拿出全部积蓄,加上借贷,在老家那座三线城市投资两百多万,开办了一家教培中心。这个举动虽然冒险,但彼时教培行业十分火爆,也不失为一个前景明亮的投资。然而疫情骤然来临,老刘苦苦维持了两年时间,终于血本无归,借来的钱要偿还,学生的钱也要退回去,他不愿意做“老赖”,不得不走上了打工还债的道路,“自己挖了坑,跳进去了,就自己再想办法爬出来吧”。
还债就像是在完成一套复杂的拼图,一步一步,全离不开算计。2021年底,老刘先在深圳跑了一阵子快递,只因为“对方能够提供三个月宿舍”;接下来,他找了一份销售工作,月薪6000元,驻地北京,那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既是办公室,也被员工当宿舍使用,用不着为了住宿额外花钱,“也还行”;2022年9月,为了多赚些钱,他又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被派到了南京,虽然需要租房,但很快,他就寻觅到了一间房子,与四人合租,一个月租金只要800块;在南京做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负责起了华中地区的销售业务,日日出差,这回连800块的租金都省了。
然而,个人再如何努力算计,在大环境的碾压下,也是无能为力的。没做几个月,公司效益不好,团队面临裁撤,处于安稳生活中的人大可以选择顺势而为,老刘却不得不争分夺秒,为了接下来的生活好好筹谋。
他再次换了工作,来到北京。可不到三个月,公司高层变动,他莫名其妙遇上裁员,还被拖欠了两万元的报销款。如今提起这段经历,老刘依旧忿忿不满,“一些公司看似正规,其实处处在琢磨着怎么剥削员工”。
对亟需偿还巨债的人来说,赚钱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也是重回正轨的希望。要回这笔报销款,花费了老刘两个月时间,也改变了他的许多观念,他觉得公司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只要能拿到工资,能拿到绩效”。
另一方面,他对开销变得格外谨慎。他想起在南京租房时,一个同事对他说的话:“你可以住在公司啊。”放在当时,这只是一句调侃,但时过境迁,再一次想起来,老刘心中有了不同的念头。
9月份,他入职了新公司,需要经常出差,但也免不了要在北京逗留。入职那天晚上,他拿来了几张硬纸板,在地面上展开,拼出了一张“床”,悄悄度过了第一夜。
住办公室的智慧
办公室是公共场所,没有太多隐私可以容纳。选择住办公室,就必须选择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私人物品没有太多空间放置,欲望也就被无限压缩。唯一重要的,只是如何睡得安稳。
睡过第一天后,老刘就发现了,只靠硬纸板没法长久。地面很凉,也很硬,早上醒来时腰酸背痛。于是第二天,他花了几十块,买来了一个充气床垫,如此将就了两个月,到了冬季,他从家里取来了一条毯子,放在身下,保暖又舒适。
老刘的床铺。图 / 受访者供图
洗衣服是一个问题,洗澡也是一个问题,但很容易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没有洗衣机,衣服就全靠手洗,夏天时挂在窗边一晚就能干;至于洗澡,则更加简单,干脆不洗,如果天气实在炎热,大不了在卫生间用凉水擦擦身体,也能消暑,反正过不了一两天,他又要出差。
一个月里,他曾经辗转于十六个省份。从4月底到8月初,更是三个多月里,七十几天在外奔波。其实,很难说是因为出差如此频繁,老刘才住在办公室,还是因为住在办公室里,老刘才出差如此频繁。他自己坦言:“如果和同事一样在北京有住所,说不定可以换一个安排方式。”
小六与老刘一样,能不洗澡就不洗澡,反正冬天也不怎么会出汗。衣服也用不着换得频繁,反正自己不怎么出门,也就不会太脏。到了周末,有时她回家,有时干脆就在附近找一间青旅,花钱住上一夜,睡得好坏无所谓,重要的是有洗衣机和淋浴。她也惊讶于自己年纪轻轻,居然能找到这些解决办法,“真的感觉就像在城市里探险一样,总有新的发现”。
但并不是谁都能像小六一样,在办公室足不出户,窝上一整个冬天。王森的公司虽然有暖气,可因为节能,温度并不高,他又实在不好意思再在办公室里放上一床棉被。出差是一个好办法,不过不能日日出差,一个月,最少也有半个月要在北京度过。不出差的日子里,他就像一个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四处搜寻过夜的地方。
好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离开,也留下了许多还未到期的出租屋。只要支付一点费用,就能短暂地在这些房屋内待上一段时日。正如有人拼车,有人拼团,王森“拼房”,他如同一只勤奋的蜜蜂,这里停留一下,那里停留一下。他住过通州,住过房山,最远的地方到了昌平农村,只花了六百块钱,就住了将近三个礼拜。他戏言:“不要说外地人了,就算很多本地人,也未必解锁过这么多的地方。”
相较而言,他还是喜欢夏天一些,只是夏天也有烦恼。他常常出汗,虽然换洗衣服可以等周末回到天津解决,但无法洗澡总归是个大问题。他不敢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大张旗鼓地洗浴,“公司那么多人,万一被加班的人看到,不合适”。但连续一个礼拜,仅靠毛巾简单擦拭,显然不能遮盖住身上的异味,“没办法,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臭,感觉同事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不敢停下脚步
王森的同事都知道他住在办公室,他也从未刻意隐瞒过。他想,反正大家收入都不高,谁不是想办法在北京生存下去呢。
办公室里一共四个人,全是北漂,各自有各自的辛苦——有人房产在燕郊,每天光上下班就要三四个小时;也有人在北京买了房,只有五十平方米,塞进了一家五口人,自己只能睡客厅;领导固然收入高一些,却同样负担不起租房的费用,只能在附近租一间地下室,四面无窗,不知日夜。用王森的话说,“大家就谁也别嫌弃谁了。”
小六则很怕被同事发现,她说办公室内斗严重,被发现了,“不知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但饶是谨慎,也有被撞见的时候。有几次周末,她正在办公室里看剧,突然之间有同事跑来加班。她便也只好装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在工位上认真地面对着电脑,“感觉是在被迫营业”。
老刘住办公室的事,则更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刚入职时,他谎称借住在朋友家里,也和小六一样,每天若无其事装作下班,等估摸着所有人已经离开,再独自悄悄溜回。
直到一天晚上出差归来,他正要入睡,突然遇上同事来公司加班,一时四目相视,场面极度尴尬。他只好编了个理由搪塞,无非时间太晚,不想去打扰朋友云云。听上去颇为合理,同事好似也并未质疑,只是后来,老刘发现,似乎连领导也对这件事心知肚明。
那次他和老板一起出差,本以为会在外地过夜,未曾想老板径直开车回到了北京。午夜时分,望着静默的街道,老刘心中不断盘算着要在哪里下车,才既可以回到办公室,又不被老板发现。谁知道还未说话,率先开口的却是老板,“一会儿我就先把你送回到公司吧?”
老刘觉得,老板应该是发现了的。不过从那以后,彼此之间,谁也没有去详细提及这个问题。老板不问,他自然也不会说,双方就这样保持着微妙的默契。
在同事之间,他在办公室过夜的事情渐渐也不再是秘密。同事偶尔会询问他在办公室里住得好不好,好心地提醒要注意身体。等入冬时,有人担心天气冷,特意告诉他单位有个“小太阳”,记得要打开。
住在办公室,省下通勤时间后,这些住办公室的人,也没有“闲着”,而是像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一样,尽可能将多出的时间转化成“生产力”。
老刘开始尝试在小红书上做直播,聊一聊自己以办公室为家的生活。尽管还没有带来什么物质上的收益,但每天跟陌生人谈一谈天,暂时从债务的压力下抽离而出,不失为一种放松。
小六不愿意无所事事。她曾经在补习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于是操起老本行,开始利用下班后的空闲,给学生做线上家教。楼道尽头凹进去一块小隔间,摆了一张闲置的办公桌,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支起平板电脑,对着屏幕细细讲解立体几何和抛物线。被同事问起,便说自己堂弟正在准备高考。
一堂课两个小时,收费三百块,每个月可以获得将近两千元的收入,对只有几千元工资的她来说足够惊喜。她格外享受这种足不出户,就能搞定一切的生活状态,唯一让人有些忧心的是,因为懒得出门,体重直线飙升,“几个月里,足足长了几十斤”。
两年间,王森的精力全花在了学习上。同事一离开,四下安静无声,办公室就变成了一间天然的自习室。他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地啃着书本,换来四本证书。因为公司政策,这些证书每个月可以给他带来额外一千多元的收入。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些证书,让他后来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新工作还是在北京,月薪一万多块,重要的是提供宿舍。居住不再是难题,他把折叠床送给了别人,从此结束了办公室的寄居生涯。对于人生,这称得上一次巨大飞跃,但偶尔他也会怀念在办公室里居住的经历。他感恩同事的包容,也庆幸正是那些拮据的日子,让自己没有办法蹉跎岁月,“在那种条件下,不敢停下脚步”。
在办公室住了四个月后,因为父亲生病,小六不得不辞职去照顾家人。等2024年再次回归工作时,城中的家早已装修完毕,她也像许多本地人一样,开始了家与单位两点一线的日子。回首住在办公室里的那些天,她的心态十分矛盾,一方面感叹当时自己真能吃苦,“天天睡眠不足,感觉人都变傻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在这座昂贵的城市里,自己的做法很理智,那点儿苦也没什么,“就像走夜路,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幽暗得让人害怕。可当你一直向前走,走到灯下,就发现幽暗的地方也很寻常”。
她至今无法理解,当时一个同事在单位附近与人同租,“一个月里半个月在出差,却要花一半的工资来租房。工作是为了赚钱,却为了工作花钱,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么?”
结束办公室居住的人,都打开了新的生活篇章。而还在住办公室的人,还要继续为了下一步的生活而奋斗。老刘还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总之,“先做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依旧是还清债务,每个月一万二的工资一到手,便被他悉数转走,去填充创业留下的黑洞,手上只剩下一些周转资金,用来应付出差和日常开支。
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他十分“知足”。在北京安家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享受当下,有时候并不需要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家”。他喜欢逛博物馆,也喜欢看演出,就算拮据,也会省出一两百块钱来,去看一场不知名的话剧表演。
但当人们有更多选择时,谁又愿意住在办公室?宋晨是陕西人,因为工作关系,被借调到北京四个月。他原本打算住在远郊区的亲戚家,“可北京实在太大了”,每天五个小时的路途“堪比成吉思汗西征”。在坚持两个多月后,他无奈地搬进了办公室。
这也改变了他原本希望可以留在北京的初衷,“没有房子,幸福感太低,就算收入高,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在办公室断断续续住了两个月后,他已经决定回老家了。北漂,已经不是他的选项了。
(讲述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