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单身妈妈所经历的女性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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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年，深漂女诗人邬霞在单身妈妈和打工作家的身份里进退失据。

27年前，14岁的邬霞从四川故乡初中辍学，到深圳成为一名女工。2014年，她作为工人诗歌电影《我的诗篇》中唯一一位女工诗人，走进大众视野。

今年，邬霞42岁。作为单身母亲，她和两个女儿居住在城中村。尝过学历低下、经济贫困的苦，她如今苦苦追逐着超大城市水涨船高的准入门槛，努力阻止两个女儿陷入和她类似的命运。

“颗粒无收”的上半年

夏夜，深圳西乡共乐旧村一栋抱手楼内，邬霞躺在客厅的旧沙发上，面色苍白忧郁。

屋内，斑驳的墙壁上粘着一张墨绿色海报，是她在自传《我的吊带裙》新书分享会时留下的，邬霞母亲捡来准备去卖的纸壳，占据了院子里一小块空地。这是邬霞在城中村住了3年的家。

今年，邬霞42岁了。自14岁初中辍学，她随父母深漂27年，一直租住在深圳市宝安区“相依为命”。邬霞另外的身份是作家，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19岁开始在打工文学刊物上发表短文，2015年，成为工人诗歌电影《我的诗篇》中出现的唯一一位女诗人，走上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后来又登上央视，这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此后这10年，邬霞不断和贫困斗争，离婚、父亲重病、贫困……也时常出现在媒体上。而她的困顿，也常常成为她被攻击的理由。

6月底，邬霞在出租屋的厕所门前跌倒。她感到水泥台阶坚硬锋利的边缘直抵背部，背部很快肿痛起来。看病要钱，她在出租屋里硬挺了2天，拍了受伤处的照片发给附近一个开推拿店的小老板看，对方判断说是“骨裂”。这种情况难以自愈，于是，伤后第3天，邬霞才由母亲用轮椅推着，穿过不平的小巷，抵达宝安医院。在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诊断邬霞2-4根腰椎，横突骨折。从医院回到家，邬霞按照医生的嘱咐服药，在家休养。她每天起床后只能斜躺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忍受着背部“发神经似的疼痛”。

用邬霞自己的话说，2024年上半年，她忙碌，但“颗粒无收”。

2月末，因父亲患带状疱疹住院，邬霞和母亲、妹妹轮流在医院陪护。邬霞负责一整个白天。清早，她六点半送两个女儿上公交车，就赶去医院，给父亲擦药、换尿垫、喂饭，紧盯着他的需求。陪床27天，父亲睡着的间隙，她抱着手机刷题，准备5月份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的考试。

回家后，她接着用电脑上课、刷题。为赶进度，常常要熬夜到凌晨两三点。

4月底，一家省级刊物向邬霞约稿，1万字左右的约稿，她写了一个月。忙起来的时候，她就利用碎片时间，在手机上写几行字，回家再复制到电脑上。这笔5千余元的稿费8月发放，因此上半年还是颗粒无收。

因为经济困顿，家人们其实希望，邬霞这次骨折伤好后，能够去找一份工作。

另一方面，在家养伤的邬霞，为一件和钱有关的事焦灼不已——两个女儿读私立学校统共需要一万六千余元的学费，尚未凑齐。

受伤前一周，邬霞刚刚为大女儿申请了初中学位。深圳实行积分户籍制。作为外地户籍人员，邬霞只有拥有对应学历，再加足够的社保年限，攒够积分落户，孩子才能读公立学校。

14岁，她到深圳打工，35岁才在深圳交上社保。为了入户给孩子办入学，2020年起，她在照顾孩子、写作之余，也开始学习，准备自考大专及工程师。去年，她靠自学拿到大专毕业证书。

6年的社保，加上自考的大专文凭，邬霞几乎榨干了自己这些年空闲的时间，终于在手里攥了67.6分。不过，距离孩子入学公立学校74分的门槛，还差6.4分，她依然只能给大女儿申请私立初中的学位。

在公众号上，她记录了这些年漂泊于深圳无房、无户口的困窘与无助，却招来谩骂。有人将她与同因《我的诗篇》走入民众视野的诗人陈年喜比较。说她天分与才华耗尽，“继续写作也是浪费时间”。有人因她生存维艰还“做文学梦”而不满，说要骂醒她。

邬霞在留言下回复，讲述她作为单身妈妈，凭一己之力要解决孩子的户籍、房子和生活费的不易，对方却讽刺她作为清贫的诗人对房子和户口的渴望：“你要等到一间大房子才来写作吗？”

在贫穷的催磨中，记录和写作作为宣泄，一直是邬霞少有的精神出口。2022年，邬霞的自传体书籍《我的吊带裙》出版，她在书中袒露了打工往事与一段婚姻，却因一些细节不符合读者对“完全解放的女作家”的期待，而招致攻击。名气为她带来的，更多是凝视，她曾在采访中讲述了妈妈为一家人付房租的故事，又招来了“啃老”的骂名。

这些注视难说是否过于苛刻。拥有共同来处的邬霞和陈年喜，仍在线上保持着联系。2022年9月，邬霞出新书后，陈年喜在朋友圈为邬霞发言，说出她作为出书背后，作为贫困的单亲妈妈，不易的处境：“她没有如我们这些男性广泛阅读的时间、自由和条件，也少有广阔涉及社会生活层面的机会，思考、写作到这个层面已堪称优秀”。

图 | 邬霞在家中

坠入贫困之中

2013年，邬霞58岁的父亲确诊糖尿病、因中风、重度抑郁住院。近几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生病住院，都是邬霞和母亲、妹妹轮流陪护。这些年老人无法工作，他的商业养老金，多用来买药。当时，深圳文学圈的许多文友对邬霞伸出了援手。邬霞的父亲走出了鬼门关 ，但家中花光积蓄，还欠下了外债。

邬霞的母亲李金秀做洗碗工、去街上捡垃圾，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这两年，邬霞靠着从电脑维修店280元购入的店主淘汰的旧电脑上课、准备考试，也用这台电脑写作来凑齐让女儿们读书的开销。

自小，创造收入，就是邬霞生活里最重要的命题。

1982年，邬霞出生于四川内江潮水村。90年代，她曾羡慕住在城里的姑姑家连厕所里都贴着白色瓷砖，邬霞发誓要“努力读书，将来当老师，住在那样明净的房子里”。

1996年到深圳的时候，邬霞在制衣厂成为了一名童工。在大城市，只有工厂对学历、背景有限的女孩敞开大门。流水线旁，她休息、闲谈都不被允许。那时候，她一天站十多个小时，到最后胸闷气短、脚底钻心地疼。平常日子，回到宿舍洗漱完毕，1点多能入睡，遇上工厂赶工，还要通宵加班。

这样的工作强度，仅能兑换来400元月薪，还要承受突如其来的责骂和名目繁多的罚扣项。在工厂做满3个月扣50元调整金，在宿舍吃夜宵罚扣50元，没戴厂牌罚款200元。入厂第一个月，邬霞站在街边洗漱时，便因没戴厂牌，在大庭广众下被提着衣领揪到宿舍，自尊心强的她和妈妈躲在宿舍小床上相视而泣，还被罚扣200元。

在这样的环境下，女工们生发出应对的生存策略。邬霞母亲选择的方法是忍耐。自1989年她到深圳打工，就是靠着忍气吞声，赚来足够两个女儿上学的钱。一些年轻的女工，则选择辗转各个工厂，攒够嫁妆钱就离开。也有女工加班之余，去培训班学习电脑技术，希望学成后找一份文员工作离开这里。

邬霞选择了写作。在工厂，女工们之间流传言情小说。90年代，畅销小说家席绢、琼瑶的小说传入到内地，看多了，在工厂的第二年，邬霞也开始写。写在父亲的工友特意为她留下的薄如蝉翼的稿纸上，她在创作的小说里命名人物，操纵命运。上下午10分钟的休息时间，她读小说。午休时，她穿过厂区长长的天桥，赶回宿舍写上几句。夜晚加完班，她在通宵明亮的宿舍内继续写到凌晨2点。

那时候，邬霞梦想成为琼瑶那样的畅销书作家，让一家人住进明净的房子。言情小说写作是她的避难所，也为她提供了冰冷工厂里难得的情感上的养料和关怀。当然，还寄托着她逃离工厂的愿望。不过，这次尝试，以她收到深圳当地一家知名报社的退稿信而告终。

离开工厂的愿望仍在。2000年，邬霞在一本名为《星河影视》的杂志上，看到大连一所艺校的招生信息。她花光在工厂存下的7、8千元，在父母陪伴下去了学校。到了学校，邬霞发现，学校里只有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子是打工妹。其他的学生“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她在这间学校待了1年学习编剧，学校给几个成年的女孩准备了一个留校工作的机会，“最终留下了一位大学生”。

工厂兴盛的年代，打工文学也在繁盛。2001年，从大连回到深圳的邬霞，在家里的出租屋整日写作，仍是写言情小说。80年代末，顺应着深圳的打工热潮，打工刊物诸如《佛山文艺》《打工族》兴起，1988年，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在深圳、东莞两地发行，月发行量一度超过10万册。邬霞至今记得，“打工皇后”安子凭借写作和出版言情小说，成为一代打工人的梦想。

在打工文学界等待初露头角的同时，邬霞辗转在各家工厂。2001年到2004年间，她做过仓管、制衣工。赶货通宵加班到凌晨5、6点，她闭眼打瞌睡，再被拿剪刀的手重重坠落的声音惊醒。她短暂地被介绍做了5个月文员，最末尾时“工厂工资都快发不出”，遭遇供应商性骚扰，对方赔偿了5000元，工厂领导扣下了3000元。邬霞怀着复杂的心情拿着2000元回了家，此后1个月，她忧惧被寻仇，只敢绕道离开。

2001年，邬霞以“梦瑶”为笔名发表短文，没有稿酬，但邬霞像那段时光中所有怀揣文学梦的青年，在封闭中写了6年，渴望被看见。

蛰伏多年没有回响，邬霞决心自己创造一些机会。

她给深圳几家报纸挨个打电话，其中一家报纸来采访了她。受到关注后，邬霞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台液晶显示屏的新电脑，她激动得“脸颊发烫”，她“第一次觉得深圳是一座温暖的城市”。 那是深圳打工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被报道后，邬霞受到关注并参加了鲁迅文学班的作家培训班。在那里，邬霞第一次接受纯粹的职业的文学指导、训练和鼓励，知道了什么叫纯文学、小说。一位同行告诉她，言情小说市场已经饱和，“你是写不出来的”，建议她可以以打工生活为素材写作。

2007年，邬霞在出租屋以她在工厂生活的经历，写下的《吊带裙》等小诗发表在《打工文学》（现名《宝安文学》）创刊号上。

2015年，《我的诗篇》上映，邬霞走上电影节红毯时，有人告诉她，或许你今天晚上就能找一份心仪的文字工作。邬霞重燃希望，她希望借此能找一份工作，获得女儿的抚养权，摆脱婚姻改善家境。

她四处托人寻求一份有稳定收入的文字工作，但对方 “一听说她初二的学历”，便不了了之。她也得到过四川宗亲的一些“关照”，宗亲推荐她去开单，20多天一单未开。

也有人问她是否离开深圳选择去东莞求职，那里竞争压力小，但在深圳宝安区居住多年，租房、给父亲看病都已习惯，邬霞还是决定留在深圳。

因贫穷的出身只有低学历，因低学历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此循环。邬霞回忆起她随《我的诗篇》主创参加活动时，“人家看我在屏幕前笑，不知道我在家里哭”。

求职不顺，她想着去做小生意。她能获得的信息仍旧是，招工信息和广告，循着地铁站收到的传单上的地址，她花费1500元报名学习摊煎饼果子。到了“学校”，十几个人站在高温的锅台前练习摊饼皮，她站上一天，回家后脸上的红晕也不消散。她开始学习后，才意识到后续找帮手和场地，也是问题。

图 | 2月末，邬霞在医院陪护父亲

拖拽

在《东京贫困女子》一书中，记者出身的作者中村淳彦曾总结过对女性陷入贫困的原因的观察：贫困，是在出身和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健康状态、就业、政策、制度、个人和配偶的性格及人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的。每个人面对的现实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邬霞21岁时被催婚。她从身边的女孩身上见过婚姻的模样。发小结婚后，和丈夫住在铁皮房内。妹妹生完孩子4个月后，孩子被婆婆带回老家，妹妹做不了主，只能暗自哭泣。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未来？”邬霞一度抱着不结婚、靠写作养活自己的想法。微弱的女性独立意识萌芽，现实生活却并未给它提供野蛮生长的土壤和养分。

2009年，邬霞和父母相继失业。作为家中长女，邬霞把父母养老的责任背负在身上。她意识到，靠自己想要在深圳立足，并不现实。

邬霞在写作中展示出的大胆热情和生命力，和她在婚恋上的退守传统相当矛盾。这在她的成长轨迹中又有迹可循。

在工厂时，阅读言情小说是邬霞的精神出口，以至于工厂区充斥规训和异化的生活，没有阻挡邬霞飞扬的想象力。但阅读言情小说也强化着女性需要被男性看见、对男性依附的暗示。

正如学者珍妮斯•A. 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一书中所分析，浪漫小说塑造了百分百关注和迎合女性需求的男性，同时也强化了属于女性的情感陷阱，女性只需纯真、善良、美丽，自然会获得男性的关注与支持。

潜移默化地，邬霞希冀着在婚姻中追求“浪漫爱”。

也是在那前后，邬霞经人介绍认识了前夫。前夫和她一样来自农村，认识时，告诉她自己“年入十几万”。邬霞坦承，那是她已对流离失所的生活深恶痛绝，想要退回看似安全的传统婚姻和家庭中。她梦想着，婚后“男主外，女主内”，她一面相夫教子一面继续写作，两人能齐心协力地建设小家庭，以后在深圳安居乐业。

谈恋爱时，男人以借工程款的名义，陆续借走她的存款，她想着“都是一家人”，没有防范。听到他和别人吹嘘“输光了”工程款，她才发现他口中的“打点小麻将”其实是赌博。2011年，邬霞生下大女儿，前两年，女儿需要24小时照顾的时候，邬霞抽空写文章勉强为生，一度要靠父母接济。2013年怀第二个孩子时，男人说：“如果是女孩子。你自己养。”

二女儿出生后，她独自照顾两个女儿，有时在电脑上刚打上两行字，女儿就哭闹着找妈妈，她才意识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几乎不可能同时兼顾写作。

2017年，邬霞离婚时只得到了小女儿的抚养权。当前夫将大女儿送回她身边，要她带着读书时，邬霞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有人劝她，多为自己想想，把大女儿交给奶奶带。但邬霞做不到。离婚前一年，邬霞去湖北探望大女儿，当时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读书，她看见的，是孩子张开双手要妈妈抱，站在堆着衣服的床边写作业，脸色蜡黄。还有一次，大女儿坐在爷爷的三轮车上翻车，“腿上缝了七八针”。

离婚那年邬霞34岁，和社会脱轨4、5年。得到了一位文友的提醒，她才知道，女儿们想要在深圳读书，需要先拿到深圳户口。文友帮她梳理了自考大专和工程师的流程，她开始备考。

也因花钱自考，她又往贫穷的深处更进一步。

2018年，两个女儿进入小学，邬霞每天清早6点起床，往返3小时接送两个女儿。在家时，她要去买菜、洗衣、打扫、给在家养病的父亲做饭。看书和考题，占据了她本就不多的阅读和写作时间。

去年，邬霞靠分期付款维持开支，自考拿到大专文凭，这给了她很大的信心。2020年前后，她开始准备工程师考试，这项自考一年有2次，分别在5月、11月。每年考试月提前两三个月，邬霞每天还要花上几个小时听直播课、刷题。考试对她来说难度不小，她去年考过一次，没过，今年上半年的考试宣布取消后，只剩下一次机会的邬霞更觉压力。

6月骨折之后，邬霞在家中休养了近两个月。听课、写作都需要使用电脑，无法坐下，意味着她长时间无法写作，两个月没有收入。

赶在8月30日学校划学费前，邬霞从网贷上借了一笔钱周转。之后，她收到了《天涯》杂志的稿费，得以偿还部分借款。

生活似是永恒这般捉襟见肘。解决了学费的危机，邬霞父亲的身体，有了新的病兆。他的牙齿一颗颗脱落，吃不下什么。虚弱到站起时双腿颤抖，连行走时也需要家人牵着前行。

邬霞考虑着，该去再次找一份工作了。她计划投一些文案类的工作，不管怎样，先试一试。

27年来，邬霞回过故乡两次。家里的房子已经坍塌，住在县城的亲人也多已离散。故乡对于42岁的她来说，是年幼时曾居住过14年、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多年后她见到读书时的同桌，对方说起当初邬霞辍学下深圳打工的事：“我觉得你好酷。我也想这样！” 邬霞不附和，反而和他开玩笑，“你当时怎么不拦我一下？”

内心深处，邬霞真的希望当时有人能拦住辍学的自己。她记得父亲当时说 “女孩不用读太多书，会写信就行”，远在深圳打工的母亲听后，哭了整整一夜。如果那时候有人拦她一下，就好了——邬霞想——把书继续读下去，人生或许能因此多出更多选择。 因此，在为女儿选学校的时候，她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申请了质量相对最好、学费最贵的那一个。

过去一年，邬霞统计过，她靠稿酬、奖金、文友介绍的劳务工作，平均月收入大约有5千多元。去掉她的社保、孩子的学费，她还坚持供着给自己和女儿买的商业保险。那本是邬霞在妹妹做保险销售时为帮衬妹妹买的，保费一年要万余元。后来经历愈多，她越发坚持续保。

原因无它，邬霞想给自己和女儿购入一份保障，不用像2013年那样，父亲突然病重，没有医疗和商业保险报销，一家人倾尽积蓄还负债。

最近，邬霞发现大女儿的性格愈发沉默。前段时间，开朗的小女儿也说“不想读书”，学校太远了。积分不足的邬霞没有太多择校权，两个女儿就读的是隔壁村的民办学校，通勤要转公交车加走路，一度早上去学校要50分钟。她们清早6点半要起床，在家来不及吃饭时，就拿着包子混合着汽车尾气将早餐吃进去。

她问女儿，不读书你想要做什么？小女儿说：“想躺平”。邬霞因为这个答案很紧张，也内心酸涩。她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拿到工程师的证件，这赶得上能让小女儿读教学质量更好的公立初中。

她依旧不知道，自己能支撑孩子读书多久，两个孩子的学费要从哪里来。只是，贫困又无能为力的日子她过够了，她决心尽己所能拖拽，让两个女儿免于循环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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