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焦虑失业抑郁——为什么工作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重要？

Mental Health Day 2024，世界卫生组织将主题定为“工作中的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 at Work），强调精神卫生与工作之间的重要联系。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可以成为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不健康的条件，包括污名化、歧视以及暴露于骚扰和其他恶劣工作条件等风险中，可能会给劳动者带来重大风险，影响心理健康、整体生活质量，从而影响工作参与度或生产力。

政府、雇主、代表劳动者和雇主的组织以及涉及到劳动者健康和安全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必须共同努力，改善工作中的心理健康。同时，这些改善现状的行动应在劳动者及其代表以及有心理健康困扰经历的人的积极参与下进行。通过以循证为基础的方法和干预措施，我们可以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工作和生活中茁壮成长。

导读书目：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Seco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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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精神健康社会学

工作是成年人生活的核心，同时也是成年人自我认同感的重要构成部分。然而，工作同样可能成为压力、焦虑和挑战的根源。因此，探讨工作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显得尤为关键。

已有的研究致力于分析工作环境与个体所承受的压力之间的关系，其中着重考察了例如工作要求、决策自主性、工作自主性、任务复杂性、同事支持以及工作稳定性等诸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与个体感受到的压力或痛苦程度相关联的。

在理论层面，"工作要求-控制（支持）模型"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是两个经常被用来解释工作压力的理论框架。这些模型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方法来理解工作相关的压力，因为它们能够揭示压力、支持和压力之间的关系。

此外，部分研究还关注宏观经济结构及其变化对整体或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经济环境对个体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

工作条件与痛苦

工作要求与相应的个人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体的福祉、自我认同的成长、发展灵活运用才智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Robert Karasek提出的“要求/控制”模型（Demand-Control Model）强调了，员工在工作中如何平衡工作要求与决策自主性（控制）与其心理健康紧密相关。

评估工作要求这一因素通常通过询问员工是否必须快速地进行工作、工作量是否过大或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任务来实现。此外，工作要求也可以用来衡量工作是否受机器节奏控制、是否单调重复。

决策自主性是与工作满意度和痛苦程度最相关的变量之一。它是个人控制和自主权的核心概念。通过询问员工是否能够自由决定工作内容、是否能够充分表达工作中发生的事情、是否感到有责任决定如何完成工作、工作是否需要创造性等，来衡量决策自主性这一因素。研究表明，如果员工受到主管密切和持续地监管、认为自己无法决定自己的工作以及没有机会向主管表达异议，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焦虑、自信心较低、工作满意度较低。

工作的复杂性是另一个影响心理健康的特征。需要更多思考或更复杂的工作与较低的焦虑率、更高的自尊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相关。与同事和主管的互动也为员工在紧张或痛苦时提供了获得支持的可能性。允许员工互动和建立关系的工作（例如，不单独工作、周围噪音不太大）也允许员工就与工作有关（也可能与家庭有关）的问题获得支持和建议。在工作场所中，有值得信任的人可以求助和咨询，对于员工的福祉至关重要。总之，有机会结交朋友和从同事及主管那里获得社会支持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

尽管大多数关于工作条件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都基于“要求/控制”模型，但最近出现了另一种观点——“要求/资源模型”。在这个理论中，工作要求和资源的概念比卡拉塞克的“要求/控制”模型更广泛。要求包括工作压力、物理环境和情感劳动要求，而资源包括薪酬、晋升机会、工作保障、主管和同事的社会支持、获取信息、参与决策、技能多样性、自主性和绩效反馈。该模型旨在扩大与工作压力相关的工作条件的范围，其中要求和资源的影响可以是叠加的或交互的，与压力疾病文献中描述的压力调节和压力缓冲模型相一致。

工作不安全感是另一种工作特征，它与工作需求、奖励或决策自主性等维度有所不同，因为它指的是工作的感知稳定性，而不是固有的工作属性。工作不安全感被定义为“工作状况受到威胁，感到无力保持所希望的连续性”。员工不需要直接经历失业就能体验到痛苦。在其他解释中，假设在劳动力需求下降的时期（例如经济衰退时期），即使员工仍在工作，也会感到更容易被裁员，因此，工作不安全感（以及痛苦）的水平可能会上升。

工作不安全感是“新工作形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它赋予了员工更多的自主权，但也使持续的就业取决于他们对组织生产力的成功贡献。当组织试图通过使用临时工或裁员来保持竞争环境中的劳动力存在时，工作不安全感是固有的特征。经济全球化、政府对企业的放松管制、技术变革以及全球劳动力过剩，造成了普遍和持久的就业“不稳定”。也就是说，工作的不安全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且高度相关的工作条件。

宏观经济结构、变化和困境

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宏观经济指标，尤其是失业率，与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包括精神病院的入院率、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以及整体的死亡率。

当经济增长放缓，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不得不裁员时，那些留下来的员工往往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他们不仅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工作，也担心自己的职业前景可能会受到破坏。这种对失业的恐惧和对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往往会使员工在工作中感到更大的压力。

此外，裁员后，留下来的员工可能会被迫承担更多的工作，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和工作不安全感。在某些行业，雇主甚至可能更倾向于让现有的员工加班，而不是重新招聘新员工。这种工作量的增加和对工作的不安全感可能会导致员工感到更加痛苦和压力重重。

研究表明，裁员不仅会影响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也会对留下来的员工产生深远的影响。裁员可能会导致工作场所的重组，这通常会意味着：增加了员工对工作的不安全感，提高对员工的工作要求，同时减少员工在工作中的决策自由度。这些变化不仅会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影响他们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认知。

失业

大多数研究失业对员工福祉影响的文献都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威胁和经济上的压力。

失业通常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大部分劳动者的失业是非自愿的。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往往是因为雇主无法再承担劳动力成本，或者他们可能关闭了某些工厂或将生产线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地区。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人数会迅速增加，而找到新工作的希望却很渺茫。因此，非自愿失业意味着工人们无法控制他们获得经济安全和个人身份认同的基本条件。也有证据表明，即使在经济衰退期间没有失业的工人中，对经济的担忧和不安全感的增加也会导致抑郁症状和其他形式的心理痛苦的加剧。

几位作者的研究表明，社区层面应对工厂关闭和当地失业率的做法与个人的失业经历，两者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心理反应。例如，Turner发现，如果当地社区的再就业机会较好时，失业就没有那么造成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对于再就业后果的研究也表明，失业带来的痛苦基本上会消失。那些在工厂关闭后重新就业的人的幸福感并不比那些仍然失业的人更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重新就业的人的工资大大低于他们以前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再就业既没有解决财务问题，也没有解决个人身份认同的问题。而且，那些雇佣合同不确定的临时工在身体和精神健康方面的疾病率更高，尽管这些比率没有低收入失业工人那么高。

工作的变化

普遍共识认为，在过去的30年中，工作组织和工作方式经历了显著的重组。推动这些变化的因素包括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就业法规、监管和贸易政策的变革、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尤其是在美国）、技术变革（特别是电脑化）以及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变化。

与传统的“福特制”生产方式不同，这种新型的工作方式强调员工的知识和判断力，采用团队合作，并减少监督。尽管关于这些新型工作方式如何影响员工福祉的实证研究还相对有限，但现有研究表明，这些影响因行业而异。然而，这些研究也发现，高绩效工作实践并没有减少工作压力，反而可能增加了工作压力，这与最初的预期相悖。尽管员工的决策自由度提高了，工作内容也变得更有趣。

新型工作方式和工作组织形式中存在的矛盾可能会潜在地造成工作压力，因为这些新型工作方式往往对员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能需要掌握不同的技能，比如与人际沟通和组织协调相关的技能；员工可能会发现工作要求的水平急剧提高；员工也发现，工作安排方式的变化所承诺的更大自主权实际上是虚幻的，或者被团队内的规范过程所抵消，研究通常没有发现在重新设计的工作流程中真正实现了权力下放。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的决策自由度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事实上，精益生产系统由于员工感知到的工作自主权、技能利用和决策参与度的减少，可能会增加工作抑郁的风险。

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雇主已经有效地将其劳动力重新划分为标准的、长期性的“核心”员工群体（这些员工逐渐按照上述的高绩效工作实践进行组织），以及非长期性的、非标准的“外围”员工群体。

在美国，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从事的工作是设计为只能持续有限时间或者只有有限工时的（例如临时的、弹性的、兼职的工作）。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就业不再是永久的，收入变得不可预测，而传统的员工福利，如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变得非常不确定。此外，许多长期就业的工人也面临着“裁员”的威胁，他们不再认为任何工作是稳定的，即使他们目前的工作还在继续。简而言之，许多劳动力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安全，许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无法选择就业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工作岗位的分配变化是独立于经济周期发生的。虽然在经济衰退期间，为了应对不利的经济环境，工作机会可能会减少，但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中，减少长期职位并增加临时工作和弹性工作是有意为之的策略。此外，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工作正越来越多地被低收入工作所取代，这些低收入工作往往伴随着经济和心理上的压力。

临时工通常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他们的工资往往低于长期工，获得的福利更少，职业发展机会有限，且很难控制自己的工作条件。这些因素可能会增加临时工的工作相关压力。研究表明，与长期工作相比，临时工作与更高的死亡率有关，并且与心理疾病发病率的增加有关。然而，也有研究指出，临时工作的低决策参与度所带来的压力增加，可能被较低的工作需求所抵消，从而减少了工作压力。

总的来说，临时工作对个人的影响因其是否自愿以及工人的个人偏好而异，自愿的非标准工作可能会给工人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控制感，而非自愿的非标准工作可能会导致类似失业的心理压力和不满情绪。

非标准就业形式，如兼职和临时工作，对个人的影响因其自愿性质而异。自愿兼职工作可以增加工人的控制感和灵活性，而被迫接受这类工作的人可能会经历与失业相似的抑郁水平，且往往渴望更稳定的全职职位。这种差异表明，虽然非标准就业为工人提供了某些自由和灵活性，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和不满，特别是对于不是出于个人选择的情况。

临时工人的存在可能会对长期工人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安全受到威胁，这可能导致不安全感的增加。同时，如果长期工人认为他们与临时工人相比没有得到足够的待遇或福利，他们可能会感到不满，从而降低他们对工作和组织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此外，临时工人可能会承担一些原本由长期工人完成的工作，这可能会导致长期工人的工作量增加，进而增加工作压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可能会在长期工人中产生与工作相关的压力。

上述众多研究致力于阐释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工作和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工作与家庭生活的相互影响。这部分研究的发展得益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人们逐渐意识到，要全面理解工作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就必须考虑到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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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和工作压力

一些群体，如特定的性别、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体、某些种族或民族的成员、以及非公民，更可能从事非标准工作。这类工作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工作压力，例如薪资较低、福利不足、工作不稳定和决策权有限。社会地位决定了个人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压力水平，这可以解释为何工作压力和健康问题在社会层面上存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能反映了由于工作场所的压力源不同，导致某些健康差异，而这些差异又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有关。

在世界范围内，男性和女性在职业分布和工作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男性，女性往往面临更多的工作压力。她们的工作通常集中在收入较低、组织规模较小、非工会化的边缘行业中。这种职业隔离与女性常见的工作特征有关。女性通常在缺乏灵活性的职业中占多数，这正是与工作相关的痛苦相关的特征。于是现在这些压力较大的工作条件与这种非常规的就业模式联系起来了。有观点认为，基于性别的职业隔离持续能存在，一定程度上与女性追求更灵活的工作安排是有关的，当她们考虑家庭时更会如此。

教育水平较低是导致工人更可能从事非常规工作的个性特征之一。Robert Karasek的研究发现，尽管不能简单地将所有“蓝领”或“白领”职业的工作特征一概而论，但在蓝领职业中，那些要求高、控制低的工作更为常见。

那些受雇于他人而不负责监督他人工作的个体（即无产阶级）更可能面临要求高、自主性低的工作。在经济衰退期间，他们的控制力下降，焦虑和抑郁水平上升。然而，企业主和监管者也并非完全不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在经济衰退之后，经济边缘地区的中小企业主经历了越来越多的焦虑，他们还报告说，与抑郁状况相关的决策自由度有所下降。

非裔美国人在职业分布上往往面临更多的挑战。他们更有可能从事非常规工作，如轮班工作、短期的变动的工作，这些工作通常伴随着较低的收入和较少的福利。非裔美国男性的收入大约是白人男性收入的73%，而非裔美国女性虽然收入接近白人女性，但仍然低于男性。

在工作环境中，非裔美国人往往受到的监督更严密，任务更少，管理权力更少，监管责任也更少。此外，他们面临的失业风险也高于白人，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通常是美国白人的近两倍。这种失业经历可能导致他们有更大的比例感到痛苦。

西班牙裔工人也更可能有不规律的工作日程和进行轮班，并且更可能从事临时工作。外国出生的工人，主要是墨西哥出生的，更可能从事服务行业、自然资源、建筑、维护工作、生产、运输、材料输送等工作，他们的工资大约是本地出生工人的76%。这些因素部分可以解释为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但研究也表明，第二代西班牙裔工人似乎缺乏通常期待的职业流动性。

移民身份与特定的劳动力市场细分有关。移民天然地就更有可能找到非常规的（糟糕的）工作，这类工作往往伴随着压力较大的工作环境，例如不稳定的就业安全感。根据Hipple的数据，非美国公民从事临时工作的可能性几乎是在美国出生工人的两倍。与美国本土公民和归化公民相比，非公民从事农业工作的可能性是美国公民的两倍，从事私人家庭服务工作的可能性则是美国本土公民的五倍。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公民身份作为预测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一个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成为了预测边缘化的劳动力市场、非常规的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的首要指标。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将移民身份（特别是非公民身份）与工作条件和心理健康联系起来。

综上所述，女性、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移民等，是在劳动力市场被匹配安排到非常规工作的群体。这些非常规工作通常拥有压力较大的特征，如低薪、福利不足、决策权有限和高不安全感。实际上，社会地位作为健康不良的远端原因，很可能包括基于这些地位差异而暴露于压力源（和支持）的方式。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女性越来越参与到有偿劳动中，以及这一点对她们心理健康的影响。这种影响部分是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和男性不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特征差异，而这些特征与压力有关。通常，女性更可能从事兼职、临时、变动的非标准工作，因此更容易受到工作相关的压力因素影响，如决策自由度低、工作不稳定、薪资低，以及缺乏健康保险等福利。

同时，女性之所以选择非标准工作安排，是因为这种工作能够更好地适应照顾儿童或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特别是对于需要抚育五岁以上孩子的女性来说，她们更倾向于选择非标准工作安排。

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也直接影响了工作组织的某些方面和随后的工作条件。为了留住有家庭责任的员工，一些公司引入了“家庭友好”的工作政策，包括灵活的工作安排、育儿支持和延长的产假或陪产假。有研究表明，家庭友好的工作政策可以减少工作压力和工作-家庭冲突。也有观点认为，家庭友好的工作政策是为了减少旷工、缺勤和工作不满，特别是在女性工人比例较高的机构中。有观察表明，家庭友好的工作组织政策与高绩效工作组织（high performance work organizations）的出现是有关的，因为那种政策似乎能增加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和参与度，这对于组织的成功至关重要。

上述讨论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会由劳动力市场地位、工作条件和组织背景所影响，但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家庭冲突也由多种相互竞争的需求和对这些需求的管理所影响。例如，有偿工作和家庭工作的构成方式可能会造成压力，从而影响与其他角色相关的心理健康水平。要同时满足有偿劳动力和家庭的期望，就需要管理两个活动领域的工作需求和安排需求。对于有偿劳动和家庭劳动，每个领域的需求和决策纬度的平衡可以用来估计总体痛苦。有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领域的控制能力提高了她控制家庭领域需求的能力。还有报告称，女性延长工作时间可能会对家庭健康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的高工作时间都可能导致双方的压力增加。Byron K.回顾了60多项工作-家庭研究，提出对工作和家庭的同时需求，加上每个影响范围中存在的冲突和应变程度，可以用来预测个体的“良好处境”的程度。

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我们应当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审视工作。例如，中年工人可能会因为行业萎缩或工厂搬迁而失业。这些工人也许会尝试通过“再培训”来获得新的就业机会，但对于这种日益普遍的情况所带来的心理影响，我们所知甚少。Hudson K.指出，当前许多工作可能被归类为既不好也不坏，例如，Hudson在2010年的研究表明，当前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导致了那些“中等工资”工作的流失。实际上，我们可能需要将工作这一概念理解为流动而多变的，它可能是永久性的、临时性的、失业的、未充分就业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和自愿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工作的动态性及其结构背景（家庭、社区、社会网络等）更加敏感，以了解工作与工作相关的良好处境之间的关系。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对结构性影响的关注，并不意味着要取代对工作与劳动者情感之间关系的理解。例如Hochschild（1983）提出，在后工业社会中，随着宏观经济的引擎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新的工作模式越来越需要通过更多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来影响客户。她进一步指出，情感劳动会让工人与自己的情感疏离，对工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直接的代价。

正因为当代的工作越来越需要与“人”合作，所以我们需要迫切地理解“对待人的方式”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幸福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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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者：Lux

编辑校对：大新，人类学学生、精神健康社会学读书团体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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