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妈妈”们的友谊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赵佳佳 马拉拉

实习生 陈彤

摄影 | 南风窗记者 郭嘉亮

编辑 | 马拉拉

在中国，现存有超过一亿的女性农民工，离开家乡、前往异乡打工的占其中一半。她们曾经被称为“打工妹”，现在被更恰当地定义为“基层流动女性”。

对这群女性而言，流动是一种处境，就像无脚鸟那样。在故乡，她们是没有土地的女人，在城市，她们是在工厂宿舍或者城中村里，过一种临时生活的人。在任何一个空间之内，她们似乎都无法作为主体性完整的人存在，她们的自我时常被压抑，或是被掠夺。

孤独到极致的时候，有的女人只能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或是养一盆又一盆的花，和它们做朋友。

直到一些服务于基层流动女性的公益机构出现，人们终于有机会听到她们真实的声音。2015年，在深圳龙岗的一片城中村里，就出现了一家这样的机构“绿色蔷薇”。在近十年时间里，它为附近的基层流动女性提供了一个属于她们的空间，并逐渐成为了她们生活的圆心。

走进绿色蔷薇的人喜欢称呼彼此为“姐妹”，她们在这里共建出了一种类似家庭，却又超越家庭的情感关系。有的姐妹会把孩子放在那里，脱掉鞋子，随意地躺在沙发上睡觉。有的会在那里放音乐，旁若无人地学着吹葫芦丝。一位姐妹为了能离绿色蔷薇更近而不愿搬家，宁愿每天坐公交车往返一小时去上班。

发生在绿色蔷薇的故事是关于这群女性的生命，关于她们如何在这个空间之中安全降落，她们怎样相互包容，又相互启迪。

绿色蔷薇的姐妹们一起在牛始埔的天台上玩

悬 浮

女儿告诉罗艳，自己曾认为她是一个坏妈妈。

罗艳在深圳打工，女儿在老家留守，由奶奶带大。每当女儿犯错的时候，奶奶就会对她说，等你妈妈回来，你妈妈会天天揍你。她因此特别害怕罗艳回到老家，认为自己有一个很坏的妈妈。每当罗艳回去的时候，她都找不着孩子。

为了便于和孩子沟通，每到暑假，她都渴望把女儿和儿子接到深圳，和她一起生活。但在福建开货车的丈夫不同意。丈夫说，你工作太忙了，你带不了，我带。他会把孩子放在货车上跟着他。按女儿的话说，他高兴的时候跟她说一句话，不高兴的时候骂她。假期结束，女儿还是不愿意跟罗艳沟通。

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孩子跟自己的关系如此疏离。过春节的时候，她看见女儿冲上楼顶要自杀。女儿说，妈妈不爱她。

梁英也成为了女儿心中的坏妈妈。她也是把孩子放在老家留守、前往深圳打工的女人之一。

她的女儿早已成年，对梁英的抗拒比罗艳未成年的女儿更加强烈。梁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通过女儿的电话，总是她拨过去，然后被挂掉。发消息是从来不回的。即便她为了给三个孩子赚生活费和学费，至今仍拼命地工作，“那就没有分时间”。打工三十年，她从来没有外出旅行过，唯一可算闲暇的时刻，是曾经带小孩去大梅沙游了一下泳。

在牛始埔，外来打工的女性带孩子一起流动

将这群女人冲刷向异乡的力量来自贫穷。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湖南女人小青。

年轻时，当小青还住在娘家的时候，始终过的是那种“饭都吃不饱”的日子。家里连一张真正的床都没有，只有一个四方的柜子，上面垫些稻草，再铺床席子。三姐妹挤在上面睡觉时，老鼠在床头打架。后来嫁了人，婆家偏远，住的是座墙上开了缝的土砖房，出来赶集需要坐船，山路要走上二三十里。因为交不上学费，她没能读完初二，每次看见别人去上学她都哭。

在贫穷的处境中，女人们学会的人生第一课就是牺牲，被牺牲掉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育。她们大多没能读完初中。

范范从小爱唱歌，2002年，她在中考的时候，报考了大专的音乐专业，如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贫困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她想去上学，想成为老师，教音乐。但妈妈说，你读完都多少岁了，你还完贷款，到时候又要嫁人了。跟她同班的表妹知道她喜欢学习，替她求情说，姑，你给她读嘛，你看她那么喜欢读书。范范站在旁边不说话，眼泪叭叭地往下掉。妈妈最终没有同意。

从学校离开后，土地维持不了家庭的生计，她们因此开始向外漂泊。

深圳龙岗六约社区的牛始埔居民小组，是盘踞在这片改革开放前沿地上的众多城中村之一。生活在这里的罗艳、小青、范范，和与她们有着相似背景的女工姐妹们，大都在世纪之初涌向深圳打工。在失去了教育机会以后，她们前往城市，渴望改善自身的处境。但由于未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漫长的二十年中，她们四处流散，从未真正在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

六约社区的牛始埔居民小组，是盘踞在这片改革开放前沿地上的众多城中村之一

这是一种无脚鸟式的境遇。早年间，这种境遇源于一张“边防证”。上世纪80年代，一道全长84.6公里的特区管理线东起背仔角，西至南头安乐村，将深圳划分为“关内”与“关外”，没有边防证将无法进入特区。进入特区后，她们也时常因没有“暂住证”而担惊受怕，“不敢进商场，不敢走宽的马路”，坐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深圳后，就要尽快地一头扎进工厂里，躲到流水线上去。

在流水线上，她们得把“自我”封锁起来，因为现代工厂更加欢迎机器。

罗艳来到深圳时18岁，她原本想要赚点钱继续读书，但发现根本就没有时间。她在服装厂的流水线上钉主唛 （衣服后领的小标）、做拼缝、装袖子，单价从几分钱到一两元不等，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2点，最后“把人都做笨了”。

在电子厂的无尘车间，名叫晓西的年轻女孩套上防尘服，只露出两只眼睛。在灯光永不熄灭的流水线上，她的左右手交替水平摆动，借由LED灯的反光去检查玻璃屏幕瑕疵，白天和黑夜在两个单一动作之间流过。车间没有窗户，她靠身体反应感受时间，一到夜晚，她的双眼就刺痛。有段时间她频繁地梦见自己变成了机器人，在梦里她也于虚空中摆动双臂，最后被自己的动作惊醒时，她先是感到可笑，继而是无奈。

她出生于甘肃庆阳宁县，黄土高原中部一座常住人口33万的小城，直到2020年才被批准退出贫困县行列。宁县的整个冬天都下雪，树上所有叶子都会掉光。她从小就想知道，向南走，冬天会是什么样？

2015年春运期间，她从宁县坐30个小时的大巴到了龙华客运站，出发时她穿着保暖衣和厚外套，把自己裹得像粽子，抵达后发现窗外阳光明媚，路边的树在开花，草坪碧绿。她的心浸润着喜悦，好像终于到达了自己从小向往的地方。但在工业的秩序里，幻想破碎了。她最终感受到的是，商品的产量和品质被放置在第一位，人的感受和尊严是次要的，没有人会在乎她有没有喝水、吃饭、上厕所。

在这种境遇之中，自我的重新浮现，反而意味着需要付出代价。在小青的记忆里，她总是不停地跳槽，在一个地方最长待不过半年，最短的就是一天。最短的那次进了一家电池厂，她因为动作不熟练，被拉长从早上骂到了深夜，“饭也没吃饱，厕所也没上”，她曾安慰自己，只要学会了就能做得快一些了，但谩骂声不止。她记得那些人骂她，你怎么这么笨、这都不会做、做得这么慢。她从心底里抗拒这些侮辱，只能不断舍弃部分薪水，频繁地在工厂与工厂之间跳跃。

牛始埔，在一楼房间工作的妇女

经历了多年的漂泊，一种临时搭建的痕迹，仍旧渗透于她们的生活空间之中。

我见到范范，是在她下班后的晚上，她领着我和摄影师，在牛始埔的永福巷里转了数不清几个弯之后，踏着梯级走上五楼，回到了她的出租房。

这套一室一厅的小屋，是她在深圳住过最宽敞的房子，是她的女儿到这里来上幼儿园之后才换的。十年前，她住月租450元的单间，屋子里能放下的家具是一张床和一张办公桌。现在空间大了一些，有客厅了，墙上贴满孩子的奖状和照片，但还是没有吃饭的空间，一张方桌折叠起来倚靠在墙上。

挂钩上悬挂着一把尤克里里，沙发上盖着油彩印花布毯，窗台上养着薄荷、铜钱草、栀子花、菊花，和常开不败的太阳花。这一切彰显出主人的品性，她爱音乐，爱美，爱花。她一开始说，她把每一个租房的地方都看作她的家，但又很快自行把这种说法给推翻。因为我们聊起了家具。

在这个房子里，家具都是通过二手平台淘来的，30元的柜子、120元的沙发、150元的实木电脑桌。桌上的台式电脑是别人不要了送她的。她的丈夫曾经向她抱怨，为什么所有东西都买二手的，就连热水器也是。她说，因为这个住所不是长久的，哪天要搬走，家具不想要就直接撇掉，也不心疼，“反正没有（自己的）房子就是漂”。

随着女孩们渐渐成为妻子和母亲，她们渴望把孩子留在身边照顾，但她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在争取落户的战役中败北，因此失去了让孩子接受公立教育的资格。她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孩子送回户籍所在地，成为留守儿童，要么每年花费几万元送孩子入读民办学校，让子女和她们共享流动的命运。而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痛苦。

在很长时间里，她们时常感到自身处境的尴尬：在家乡，她们因被牺牲而无法发展自我，在城市，她们因无法发展自我而难以安放自我。她们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悬浮于故乡与城市的交界，在任何空间都无法结束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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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范的家

落 脚

在牛始埔居民小组，那些低矮陈旧的楼房是镶嵌在井字格之中的，将它们编织起来的小巷细密，如同网眼般工整地交错，外来者误入其中，会感到自己正于迷宫中穿梭。这里的景观显然不同于不远处的高档小区，楼与楼之间视野开阔，中心处点缀一汪人造湖泊，在那边，一套230平米的二手房不久前以接近1000万元的价格卖出。二者之间，是不超过500米的直线距离，龙岗大道在其间横贯而过。

搬到牛始埔居住的一年时间里，晓西几乎没有走出过这片井字格迷宫。当时她不满30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儿子上一年级，女儿上幼儿园。早上起来把孩子送去上学以后，她就出门打每小时10元薪水的零工。她的生活中不存在什么消遣，只会偶尔在小孩无聊的时候带他们去超市的货架旁边看看书，“整天围着孩子在转，基本没有自己”。

直到2018年下半年的一天，她带孩子在牛始埔的小巷之中散步，他们被一处正在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吸引了注意力。在孩子们流连于影片之时，她第一次注意到了发起露天观影的那个空间。

它藏在永福巷里，乍看起来和周遭遍布的小餐馆和便利店没有区别，蓝底招牌上面写着：绿色蔷薇。

晓西走进那扇敞开的门，发现里面除了有很多小孩玩具之外，还有很多的书。那时候小青刚刚成为绿色蔷薇的一员，她介绍说，这是公益机构。但在晓西的认知之中，还从未出现过这个词语。她和大多数初次踏进这扇门的女人一样，内心拘束而困惑，她们之中曾有人以为这里是“搞传销的”，“绿色蔷薇是什么？可以来读书？有这么好的地方吗？”

绿色蔷薇的活动空间

女人们先是稀里糊涂地被拉进了绿色蔷薇的群聊，随后开始接收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信息。那些“活动”大多根植于日常，比如过节的时候邀请姐妹们一起包饺子啦、搓汤圆啦、打火锅啦，没事的时候一起唱歌啦、跳舞啦、看电影啦，都是些大家在下班之后乐意去凑的热闹。除此之外，她们还被邀请去读书、写作、听讲座，以及打HPV疫苗、做两癌筛查、演反家暴戏剧。

当时的晓西难以预见，以这个空间为原点，她的命运之河将发生剧烈的转向。在这里，女工姐妹们曾因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异乡人而被剥夺的一切，会在她们的互相扶持下，重新建立起来。

2015年，和晓西同样来自甘肃的丁当，在牛始埔创办了绿色蔷薇。卖烧饼维生的穆姐姐至今仍然记得她第一次在绿色蔷薇的活动室见到丁当的那天，丁当扎着马尾，个子高挑，穿着一身花衣裳从门口走进来，“忍不住你要多观察她几眼”。这个高个子姑娘来到深圳开始打工的时候是2004年，当时她16岁，已经在兰州的工厂里积累了两年工龄。

在丁当身上流淌的，是同样可见于其他姐妹身上的生命经验，这一系列经验同时具备性别和阶层的特征。在绿色蔷薇，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这双重处境的交叠。

她也没有读完初中，没有机会上大学，一方面是因为贫穷，另一方面是因为仅有的教育资源要留给她的兄弟。她和她的姐姐都因此而辍学外出打工。没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影响之沉重，使得她哪怕过了二十年仍然会因此而哭。在深圳打工的那几年，丁当每月从工厂里赚700多元，她只消费其中的20元，剩下的全部寄回家，供父母盖房子，供哥哥弟弟上学。

在流水线上，她和姐妹们一样，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以加班费构成收入的主体。她曾参与制造输液针，为了避免毛刺残留，要用手指一根根摸过那些针尖，也曾在文具厂里因长时间站立工作而疲劳到几近昏厥。出了差错被组长指着骂的时候，她会幻想身体的四周出现一层玻璃罩，将她和现实隔绝开来。

但对于丁当而言，命运的转折点很早就到来了。2005年，她考进了189工业区里一家万人规模的电子厂，这座工厂给予职工的福利待遇和相对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为丁当带去了知识，以及时间上的余裕。

丁当（右）和小青

电子厂的员工宿舍楼下，有座摆满了外国名著的图书馆，图书馆并不大，面积约莫100平米，四周和中间两排放置书架。就是在这里，还未成年的丁当接连不断地借走书籍，其中包括《简·爱》《飘》《呼啸山庄》《平凡的世界》。如果白天休息，她就躺在床上看书，晚上10点以后宿舍熄灯，她就在走廊上借着夜灯看。

她可称得上如饥似渴，曾在一夜之间读完了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简·爱的一生。

那个长相平平、出身寒微的女孩简·爱，以她对于不平等的深刻洞察和逆反，震撼了出身于甘肃山村的丁当。她说那本书对她人生的影响在于“打开”，书中阶层明显的世界和她身处的现实世界形成对应，让她得以重新审视自身的处境。“好像人跟人是平等的。你对于你的组长或者拉长说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听？是不是你一定要服从？”

同年，她通过老乡介绍，加入了工业区里的公益机构，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做义工。机构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就像大学里的社团，大家一起搞文学、骑单车、学法律。丁当加入了文学小组和姐妹小组。

那时候，姐妹小组成员在一起活动，要用一块挡板和其他小组隔开，男性不能参加，姐妹的房间因而被一种神秘氛围笼罩着。在那里，女孩们畅所欲言，对各种问题发表观点。直到有一次，姐妹小组结束活动之后，隔壁正好有一群男性在讨论社会新闻，丁当鼓励女孩们也去参与。

就在那样一个公开的空间之中，丁当发现，女孩们不再勇敢地说话。尤其是当她们和男性产生观点上的分歧的时候，男人们可能会打断女性的发言，她们随后就陷入沉默。

而沉默往往会贯穿这群女性的一生。

绿色蔷薇是孩子们的小乐园

十年后，丁当以3万元的注册资金，在牛始埔的社区之中建起绿色蔷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一种打破沉默的渴望。她认为，基层女性应当要走出那扇门，走出那个封闭的房间，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女人们惯常的经验里，这种渴望时常是落空的。

属于男性的空间有很多，在菜市场，在麻将馆，在晚上10点以后的烧烤摊，男人们赤裸着上身，抽烟、喝酒、大声地聊天。与此同时，女人们在干什么？丁当说，她们在家带孩子，第二天要早起，给孩子做早餐。当她也成为一个男孩的母亲之后，那种整日围着厨房转的感觉，进一步加深了她对于自身性别的反思。“男性就是一个场域，随时随地都是一个空间，女性我觉得不一定。”

如今在牛始埔，绿色蔷薇一共有四个活动空间，它们分布在井字格迷宫的各个角落，成为这个社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属于女性的空间里，男性也可以进入，前提是不能赤膊。与此同时，丁当尽可能地将环境布置得让女性感到安全。

其中最主要的是活动室，墙壁上贴满姐妹们的照片，四周的书架上几乎全是给孩子们看的绘本。其次是亲子园，每天都会有人在那里照顾姐妹们的小孩，带着他们一起玩。还有一个工作室，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蔷薇裁缝铺，姐妹们在那里做衣服和包包。最后是蔷薇书屋，是个有空调的安静的小房间，里面藏着一整面放有世界文学名著的书架，她们经常在这里挤作一团，共同读书、习作。

在暑假即将结束的周五夜晚，我和她们，以及她们的孩子，一起待在活动室。每周的这天晚上，有空的姐妹都会待在一起，学着认字，或者干点别的。那天，一共15个女人围绕着桌子坐在一起，学唱一首名叫《光》的歌。她们搬出两个非洲鼓，敲打节奏，丁当拨动尤克里里的琴弦。在她们学唱歌的时候，小孩们正在撒野，尖叫着绕活动室另一边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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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绿色蔷薇阅读、玩耍、看电影

沉 默

即便是在一个属于女性的空间里，想让她们开口说话仍然是艰难的。来到绿色蔷薇的时候，她们大多不再年轻，在女性和底层的双重处境之中，她们的心已经承受了多年的压抑。

在最开始参加姐妹活动的时候，小青记得，第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要说自己叫什么名字、老家在哪、在哪里工作、喜欢什么等等。但小青却开不了口。当姐妹们都向她介绍完她们自己以后，她还是不敢说话。

在她的经验之中，当着很多人的面，她从来没有那样表达过自己。她觉得好难开口，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她说不上来。

她为自己的沉默感到懊恼。四下无人的时候，她不停地想，为什么就那么几个字，说出来会那么困难？为什么别人敢说，她却不敢？在内心深处，她认为自己好像跟所有人都不在同一个世界。别人好像什么都好，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想做什么都能完成，“但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如别人，在各种场合都是被别人看不起”。最后，她得出判断，认定自己是胆小鬼，是“一个没用的人”。

在深圳，她长期孤身一人，最大的爱好是养花，即便是早年间只住得起月租150元一间的瓦房，她也要在房子里种满鲜花。她把花看作陪伴者。在漫长的沉默之中，每当感到孤单或者委屈的时候，她就回去对着花说话，“把那些对我不好的人骂一骂，吐下槽，出出气”。刚来深圳那几年，她常常如此自言自语，以至于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神经病。

小青把花看作陪伴者

但当她走到一群和她拥有相同处境的女人中间，变化开始发生了。

她记得，她们总是鼓励她，说没事，我们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想知道你叫什么，以后在路上碰到，打招呼的时候，我们怎么叫你？她说不出口，她们也不勉强她，但她每次活动都去参加，她们也坚持不懈地给予鼓励。

变化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点点滴滴累叠而成。后来她知道了，在这里，没有人会指责或者议论她。女人和女人之间互相包容，说错话或者不说话，大家都还是笑脸相迎，说没关系。于是她把心防一点点拆去，直到终于不再感到害怕。

她向大家介绍自己，说她叫小青。这并非她身份证上的姓名，是她自己起的名字，因为自认渺小，就像随意生长在角落的青草。

在经历了半生的失语之后，她开始说话。说话，看起来如此容易的行动，在她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种他人难以想见的力量，最终把她变成了一个在她自己的心目中彻底不同的人。我在绿色蔷薇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为这里的工作人员六年了。我们坐在一起长时间地对话，回溯她的整个生命历程，她讲述的时候平静地注视我的眼睛，用大量的细节和感受为我还原从前那个瑟缩起来的自己。

她后来在绿色蔷薇遇到了很多跟她一模一样的女人，包括晓西。

一直到带着孩子驻足于绿色蔷薇门前的那天，晓西已经在“框”里受困了很多年。她把困住她的东西称为“框”，是因为那时的她还无法准确地描述，困住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她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以后，受困的感觉越发明显，因而在2018年的那天，出现在绿色蔷薇的是一张麻木的脸。梁英向我描述那时的晓西，“她好闷喏，一句话都不说”。

面对她们，小青开始展现出从前见于其他姐妹身上的包容。她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她们打开心里的结，她说，放心，我们不会被骂，我都经历过，我跟你是一样的。

被丁当邀请到绿色蔷薇工作以后，小青也需要对姐妹们进行访谈。她曾经了解到一个姐姐被拐卖、被强迫做童养媳、被家暴的故事，对方讲述的时候是平静的，但小青从头到尾一直在流眼泪。她拥有珍贵的同理心，因而能从其他姐妹的故事里同时看见苦难和勇气。

绿色蔷薇为附近的基层流动女性提供了一个属于她们的空间

在姐妹们自己做的一档播客节目里，丁当曾经向范范提问，在深圳20年，你觉得你获得了什么？范范笑起来，她说，什么也没有获得，但获得了友谊。

她们了解彼此，关心彼此。只要找到她们之中的一个人，你就能迅速得知其他人的喜好。

比如，晓西和丁当爱吃面食，去中原面馆聚餐的时候一定要点羊肉泡馍，和刀削面。小青是湖南人，喜欢吃辣，最爱炒田螺，她做的卤鸭爪和凉皮特别好吃，每次都会做很多，大家分而食之。但她体质弱，必须要午休，不能对着风扇吹，天气冷的时候要戴帽子。小琴爱跑步，每天五点半起床，从牛始埔出发，一路向南跑到梧桐山。

在范范的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有半年时间，范范的丈夫去广州务工，她也要上班，每到周六就没有人照顾小孩。但这不成问题。她会在起床后给女儿准备好吃的，然后就出门去，等她从监控里看到女儿睡醒，就会让小青或者其他姐妹来把孩子接到绿色蔷薇去玩。小朋友饿了就跟妈妈的姐妹们一起吃饭，困了就睡觉，直到妈妈下班之后把她接走。

在一个下起暴雨的傍晚，一位披着雨衣的姐妹骑着电瓶车经过亲子园门口，她坐在车上告诉丁当，她把手机弄丢了，叫丁当在网上给她买一个，回头再把钱转过去。丁当在网上下单以后，姐妹骑着车悠悠地走了。

这在小青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借钱给姐妹交孩子的学费、帮姐妹在网上买东西、看病的时候帮忙垫付一些钱，全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哪怕她自己也并不富裕。“因为我自己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自己在很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是非常着急、非常渴望有人来伸出这个援手的。所以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就非常能理解。我有这个能力，能帮助到别人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她说。

姐妹们在绿色蔷薇与孩子一起阅读

对于植物而言，土壤有贫瘠与肥沃之分，贫瘠的土地里，植物瘦弱矮小，而肥沃的土地会帮助它们结出健康的果实。人也是那样的。

在一个属于女性的空间之中，一套极其强韧的情感支持系统形成了。它真实存在，近乎拥有实体。晓西把它描述为“能量场”，认为是大家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因而共同建立了它。当她们在一起的所有时刻，无论是在唱歌，跳舞，还是在做些别的事情，她都切身感受到它带去的滋养。

正是在这样一个场域之中，小青捕获了她从前沉默的根源。她回想自己的一生，终于意识到，她此前从未受到过鼓励。

无论是在原生家庭中、婚姻中、社会中，她受到的都是挤压而非支持。当人们都说她是个“没用的人”，她也就渐渐认同，好像自己真的一无是处。她是以沉默作为护甲，以便于她掩盖自身的不堪，“我就远离，要给大家有一种距离感，不让你识破我”。

如今她还是喜欢对着她的花讲话，但是讲的内容不同了。她向花分享开心的事情，在开花的时候表扬它们，“你开得好好”。它们像是懂得感恩，越开越繁茂。尤其是长春花，开花的速度快极了。她仔细地关注它们的成长，发现它的花瓣会先一片片散开，到最后，在一秒钟之间，“突然就打开了”。

小青（左）和姐妹在一起

“我”

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农民工群体评为年度人物，他们与当年仍然在任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美国总统奥巴马等人共同入围。

《时代》记者杰西·江观察到了那一时期农民工流动的大趋势，他们背井离乡，到中国蓬勃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厂里找工作。《时代》认为，作为唯一当选其列的群体人物，正是他们帮助彼时的中国达成了GDP增速超过8%的目标。这一数字意味着当年的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

“正因为他们曾经的奋斗、如今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眼光，使得这个国家的经济一步步复苏。”

在那期杂志的内页，作为中国农民工的代表出现的，是一组深圳女工的肖像。基层女性作为那股潮流中的重要力量，被郑重地肯定了她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价值。

但丁当却感受到，她所身处的基层女性群体，她们在工作中的参与和经验，她们作为人本身的感受与渴求，时常都是不被尊重的。

一位姐妹刚来深圳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在街头捡垃圾，有次她路过一片工地，盯着一个男人多看了几眼，对方走过来就扇了她一个耳光。小青起初从事的是打扫卫生的工作，她异常愤怒的一点在于，人们会把她称为“垃圾婆”。为了避免别人辨认出她的身份，下班后她立马就把身上的工作服换下来。

在流水线上，丁当曾认为自己将铅笔和橡皮装进文具盒的双手，灵巧得像精灵在跳跃。但她仍然没有自信，用很小的声音讲话，不敢直视男性的眼睛（工厂中的男性大多是领导层）。“因为你看不到自己什么价值。”

但在绿色蔷薇，逐渐打开心里缠绕的死结以后，女人们不断消退的主体性开始进入了重建的过程。

绿色蔷薇举办的身体工作坊。姐妹们会被鼓励增进身体上的接触，让彼此感受到可以相互信任、支持

丁当费尽心思，去训练她们觉察日常生活中无法言说的部分。曾经被其他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但却让她们的身体或者心灵感受到不舒服的，全都被鼓励表达出来，成为共同的经验。

比如，晓西之所以渴望逃离家乡，是因为无法忍受乡间的闲谈。在闭塞的环境之中，女性总是因她们的言行举止受到指指点点，但凡打扮得好看一点，就会被说成花枝招展，跟男性多说了两句话，就成了不守妇道。每当听到那样的议论，她都会逃回房间，以避免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她的妈妈因此称她为“书呆子”，说她是个不会跟人打交道的人，而乡土社会的道德就在于合群。人们对于女性的期待是，为避免成为异类，她们将自觉自愿地去附和那些施加于她们自身的规训，最终甘愿成为规训本身。

但在这里，在日渐深入的表达和剖析之中，她们意识到，既定的观念和习俗并不完全意味着正义。她们发现，来自天南海北的基层女性，拥有共通的体验，共享同样的命运，因而确立了自身感受的合理性。一位姐姐甚至因此知道了，生完孩子之后严重的痔疮不是女人必然要忍受的，而是应该进行切除。

在她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是显性的。梁英说，她如今“嘴巴会说了”，并且“胆子放大了”。罗艳则回忆起她和几年不见的朋友在地铁上偶遇的时刻，朋友惊叹道：“你比以前自信多了！”

在丁当的记忆里，当绿色蔷薇每周例行的读书会偶尔中断之时，罗艳就会冒出来闹：“丁当，怎么还不开？”

读书会刚开始办，罗艳就加入了。进入工厂以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她都没有再拿起过书本，在她看来，一个人读书是没有氛围的，会让人感到别扭。而读书会上，阅读是一场公开的、集体的行动。她为这场行动投入极大的热情。每个周末的晚上，她都会把能推的活全都推掉，到绿色蔷薇去，和姐妹们一起读书。

她们读的总是那些和她们自身命运密切相关的故事。比如杨本芬在《秋园》里写的一位普通中国母亲的一生、上野千鹤子与曾经的性工作者铃木凉美的往来书信《始于极限》、二本院校教师黄灯在《去家访》中写下的家庭教育田野调查等。

在读书会，姐妹们轮流朗读自己的故事

她们以前会跑到绿色蔷薇的宿舍客厅去读书。一张白色茶几，摆满书本、笔记本、瓜子和花生，有时候把鞋脱掉，光脚踏在地砖上，或者支起一条腿踩在板凳上，怎么舒服怎么来。后来天气太热了，大家就跑到蔷薇书屋里带空调的小房间里去读，没有像样的桌子椅子，她们坐在塑料板凳上，或者索性蹲坐在墙角，把书放在腿上看。

丁当要大家轮流朗读，每人读一页，要她们把声音放出来。读的过程中，有的姐妹可能会遇见不认识的字，她们就停下来一起查，等学会了那个字以后再继续。读完一个章节之后，进行讨论，讨论结束，丁当会给大家留4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让她们写作，写完之后再挨个把自己写的内容读出来。

唤醒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了。她们通过阅读，逐步唤醒记忆中早已陷落的细节，然后使用自己的语言，写下自己的故事。每场读书会都要持续三四个小时，散场时往往已至深夜。丁当认为这是必要的，她说，写作是一个内化的过程。

而正是这个过程让人们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存在。

在她们的文章里，她们写水果的形状、皮肤的触感、姐妹的外貌，写读书的感想、个人的经历、家人的命运，写爱情、亲情、友情，写喜与乐，也写悲哀和彷徨。

正是在一夜又一夜的写作中，年过半百的芬芳写出了她的家族史。她想起了好多往事，泪流满面地写，写家族中的几代人如何穿越瘟疫、洪水和饥荒。描述贫穷时，她会写，妈妈只有一条裤子，六月要穿就剪成短裤，冬天要穿就再接起来。关于命运的无常，她写，一个房子里死了三个人，尸体都没有地方放。

绿色蔷薇把这个故事发表出来，芬芳的弟弟看见了，有两三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都是默默流泪”。文中的有些事，在芬芳没写下来之前，弟弟从未知晓。他说，大姐，你是我们家最没有文化的人，你能写出家族史，是我们家的功臣。

她们会把这些作品打印成一本本小册子，封皮印有姐妹们各自的姓名和头像。穆姐姐向我展示过她的那一本，由于害怕被家里的小孩子掏出来扯坏，她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裹在塑料袋里藏起来。不难发现，她曾将它拿出来反复翻阅，书页的四角卷了边，书脊处有剥脱的痕迹，她用针线把它缝起来。

穆姐姐在绿色蔷薇的读书角

有时候，她们会一起把这些故事写进歌里。这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是这样的：大家选定一个主题，姐妹们各自写作，然后从中提取出一些词句，把它们编排成为歌词；随后，她们可以哼唱出一些曲调，由她们来自乐队的朋友据此编曲。

通过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歌曲有很多，她们会去录音棚，认真地把这些歌录下来，上传到网上，打开手机就能听见。在一首叫作《苹果树花开》的歌里，她们就这样唱出了晓西的妈妈去世和范范的女儿曾经留守在家乡的故事：

又是一年苹果树花开/村头的古井布满青苔/屋后的鸟叫唤醒清晨/那是我记忆里的故乡/小时候/木窗前/妈妈给我扎两个麻花辫/而今妈妈去了远方/我在这边/她在那边

又是一年苹果树花开/村头的古井布满青苔/屋后的鸟叫唤醒清晨/那是我记忆里的故乡/门庭前/阳光下/两岁半的女儿找妈妈/可我只能隔着屏幕看着她/我在这头/她在那头

在活动室里，她们用手机连接蓝牙音箱，将那些属于她们的歌大声地放出来听。

那是种奇妙的感觉，晓西发现，原来不是只有专业人士才可以写歌。一些刻板的观念出现了裂缝，她感到自己正在被赋权。这些歌曲里面，有牛始埔，有永福巷，有她们家乡常见的植物，也有她们的女儿和母亲。她们唱歌的声音并不整齐，但每一句吟唱都和她们自己的生命有关。

晓西说：“好像这首歌是我们集体的呐喊，好像我们在集体倾诉一件事情。”

周末晚上，姐妹们聚在一起聊天、唱歌

笼中鸟

我没能在绿色蔷薇见到晓西，采访是在视频中进行的。我前往牛始埔的时候，她已经离开深圳，前往新疆的石河子，中国的西北角。她将定居在那里。

在我跟绿色蔷薇的姐妹们聊起晓西的时候，她们的脸上都会出现一种关切又怜惜的神色。范范在提到晓西的时候，忍不住哭了起来。

出现在视频中的是一张圆圆的脸，苹果肌饱满，笑起来弯月般的双眼。在女工姐妹之中，晓西是少有的完成了高中学业的人。她的成绩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排名全班前三，尤其擅长英语，是整个年级的第一名。每次有人去她家里，看见满墙的奖状，人们都会说，这个女孩将来是要上大学的。

那时的她对未来尚且抱有一些“不成熟的想象”。她想要上大学，想沿黄土高原无限盘桓的山路离开，去喜欢的城市，从事喜欢的工作。

但就在她面临高考的阶段，通往未来的门渐渐闭合。她的弟弟上中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妈妈有严重的胃病，要一直吃药。妈妈总说，为了供你上学，你看你爸爸要出去干多重的活，他在石头厂里，不停地搬运石头、打碎石头。

对妈妈而言，女孩子迟早都是别人家的人，读书是不重要的，至少没有绣花和蒸馒头重要。

她感到自己好像没有长成妈妈期待中的样子。一些念头持续不断地击打她，是不是不读书爸爸就不用出去打工？是不是她也应该尽早出去赚钱？执意要读书是不是不孝顺？这一切内疚与煎熬导向的结果是，她最终没能考上大学。

晓西在蔷薇（受访者供图）

一扇门关闭之后，她试图通过打工的方式继续向外走。但是妈妈不同意，认为她独自外出打工容易被拐卖，只有先找个人嫁了，让那个人带她出去，否则只能待在家里。

在当时的晓西看来，这几乎是走向外界唯一的道路了。2007年夏天，她参加高考，2008年初春，她就步入了婚姻。她的不曾接受过教育的妈妈，以一番理所当然的论断，促使不满20岁的她成为了别人的妻子，并且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内，迅速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这就是晓西所说的“框”。在原生家庭之中，她被要求做一个好女儿，不能不孝顺。在自己组建的家庭中，她被要求做好妻子和好妈妈，不得不去承担责任。传统伦理强大的作用力，使得她在逃离一个“框”的几乎同时，就跌入了另一个“框”内。

她很久都没能走出来，如同小鸟困于笼中。在强烈的自卑感作用下，她跟所有同学切断了联系，不再更新QQ，也再没回复过空间的留言。在他们的认识里面，晓西好像消失了，完全没有音讯。后来在流水线上如同机器人般工作的间隙，她的思绪会往外飘，她会想，“我那时候要是不放弃读书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那时候不结婚的话，我出来是什么样子？”

直到2018年，绿色蔷薇的出现，将她从封闭的壳子里拽了出来。和姐妹们相处一年后，晓西和小青一样，也被丁当邀请到绿色蔷薇工作。她主要负责儿童工作，经常都在亲子园值班，陪孩子们玩。

在某种意义上，绿色蔷薇成为了晓西的大学。

她在这里接触到了电脑，开始学会一些基础的办公功能，学会了编辑公众号。她学着跟孩子做性别讨论，跟姐妹们一起创作戏剧。丁当会带她去其他城市参加培训，学习如何服务留守儿童、如何跟孩子讲绘本。她的生命停滞十余年后重新开始流动，在前去培训的路上，她第一次坐上了高铁。列车呼啸着前行，开向香港、上海、杭州、西安、成都、重庆，它再也没有停下来，把她和姐妹们送向了她们曾梦想抵达却无法抵达的那个更开阔的世界。

姐妹们在绿色蔷薇参加综合技能培训

在一场场培训中，她渐渐发现，原来还有好多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在共同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她因此更深刻地认识绿色蔷薇。她想，绿色蔷薇是服务于流动女工的，她自己也是流动女工的其中一员，相当于她在自己服务自己。她曾经好像从来不认为能为自己做到什么事情，最终，她找到了方向，身边还有一群支持着她前行的人。

在范范眼里，晓西是一个“总是喜欢照顾别人”的人，会热心地回应大人和小孩的需求。在丁当看来，晓西“很努力，真的非常努力”，很多时候她都会主动去承担哪怕并不属于她的工作。她极度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入职第二年，她就考到了初级社工证。

孩子们爱她。在牛始埔，小孩们见到她的时候，会叫着她的名字，从很远的距离之外跑向她，往她的怀里扑。

2023年底，绿色蔷薇举办社区晚会，她报名独唱《苹果树花开》。活动室里铺着红色地毯，四处装点着气球，漆黑之中，一束暖黄色的光柱打向舞台。她一个人走到舞台中间，感到有些紧张。突然，前排的孩子开始喊她的名字，随后越来越多孩子、女人和男人加入其中，现场的氛围骤然变得特别高涨。她站在温暖的光亮里面，看着他们的眼睛，意识到这是她人生第一次，也或许是唯一一次，同时被这么多人印证她的存在。

但就在那场晚会之后半年，一通电话响起，命运再次转向，她选择重新返回家庭。

电话是弟弟打来的。他要她放弃绿色蔷薇的工作，将户籍从甘肃迁往新疆，去石河子定居。问题的焦点在于孩子的教育。她的儿子升入初中后产生厌学情绪，很有可能连一所好一点的职校也考不起，女儿正面临小升初无法入读公立学校的困境。如果两个孩子都入读民办学校，每年的学费需要五六万元，她承担不起这笔费用。而入户新疆意味着，孩子们可以接受公立教育。

流动在六约社区的孩子们，因没有深户而无法入读公立学校

起初，她告诉弟弟，她喜欢这份工作，舍不得放弃。但弟弟在电话那头骂她，你那么自私，光顾着你自己，你认为你的前途重要，两个孩子的未来你就不管不顾了吗？

她回想起几年间自己为了留在深圳所做的努力。为了拿到大专文凭，她报名自考英语，必须考过全部12门课程，“难度超乎想象”。姐妹们总是看见她每天很早就去绿色蔷薇学习，极度自律地保持着上午上课、下午上班的生活节奏，但直到孩子升学的问题迫近眼前，她仍然还有3门课程没有修完。

原本，她已经为自己规划好了全新的未来，先拿到大专证书，再以此作为跳板，通过专升本渠道入读社会工作专业。但这条命运上浮的道路终究还是太窄了。

在征求了孩子们的意见之后，她决定迁居新疆。

离开前的那天晚上，晓西在绿色蔷薇挨个跟姐妹告别。当时已经是深夜十点，范范终于钩完了一对玫瑰耳环，她攥着耳环，急匆匆赶下楼。晓西当时正在扫地，远远地看见范范满眼泪水地向自己走来，把玫瑰耳环放在她的手心。两个女人没有说话，拥抱着哭了起来。在她们相识相知的这几年，每年范范过生日，晓西都会为她买一束她最爱的葵花，那是她的丈夫也不曾做到过的。

我曾经在想，晓西的离开是否意味着失败，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惯性过于强大，压倒了她的勇气。丁当说，不是的，她只是认识到，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选择。很少有人意识到，开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而鸟儿既然飞出去了，新世界的景色，就一定映入了它的眼中。

她曾读过的、写过的、看过的一切，都在持续对她的生活施加影响。曾经，她的丈夫认为，做饭洗衣是女人的义务，教养不好孩子也都是她的责任。现在她开始细心地觉察其中存在的不公，并且“刻意地跟他有一些对抗”。一些微妙的改变正在发生，至少，她的丈夫开始自行下厨了。

接下来，她准备努力一下，把剩下的3门课修完，还想趁有大把空余时间，再多看点书，以避免精神世界陷入荒芜。

她的姐妹们在等待她归来，丁当说，我们永远都需要她。如果重新回到她们身边，她想要克服自己的害羞，多多伸出手去触碰她们。她收起眼中的泪水，笑起来，说丁当的腿太长了，有时候一起坐地铁，她还没下电梯，丁当已经几乎步入车厢。下次再见面，她想，一定要勇敢地挽住丁当的手臂，让她携带着她，就像在人潮之中飞行。

晓西（左二）和姐妹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坏女人”

在能量场的托举下，女人们分化为两股支流，一支回流家庭领域，另一支则滚滚向前。在留下来的女人中间，一些更加激烈的化学反应已经发生。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罗艳成功把她的两个孩子接到了深圳。和姐妹们的相处使她变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她不再认为她的正当诉求需要得到谁的允许，因而把孩子从江西老家带走的时候，她不顾婆婆的反对，只是通知了丈夫，随后就买下了车票。

在深圳的出租屋里，她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之前给孩子把饭做好，他们自己热一下就能吃。吃完饭，儿子和女儿就自己跑到绿色蔷薇去玩，他们喜欢跟丁当待在一起。她14岁的女儿还参加了绿色蔷薇发起的青少年暑期戏剧工作坊，跟着晓西和丁当她们，从深圳出发，前往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完成了为期16天的巡演。儿子还小没能参与，他黏住罗艳说：“妈妈，你明年叫丁当阿姨给我留一个位置好不好？放暑假我就来了。”

当她开始为自己做决定以后，她发现，这一切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糟糕。她得以跟女儿说她的心里话。她回忆起过年时女儿曾经试图跳楼的举动，她说，你非要用那种极端的方式来吓妈妈吗？妈妈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不就是想让妈妈拥抱一下你吗？

有天她下班回来，女儿突然跟她说，“妈妈对不起，之前我对你的误会太深了。”女儿说，她之所以会认为罗艳是个坏妈妈，是因为奶奶和姑姑总是那样讲，罗艳又长期不在他们身边，她就以为那是真的。她记得女儿说，“我跟你相处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你并不是那样子的，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你对我跟弟弟的爱是超过了她们的。”

与此同时，她发现，女儿愿意把心里面更深处的感受掏出来给她看了。后来她才会意识到，她为自己所作出的这个决策，可能会在极大程度上避免她的女儿成长为另一个被规训的女人。

她记得，那段时间，女儿频繁地问她，妈妈，你会觉得我太胖吗？

喜欢待在绿色蔷薇玩的小女孩，她的跳高能力很强

孩子对于这个问题的计较让罗艳感到奇怪，细问之下才知道，在老家，孩子的姑姑时常说她太胖了。长期的负面评判给这个青春期的女孩带去了巨大的影响，她的自卑和敏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她试图用跳楼的方式传达出来的其中一部分痛苦。在绿色蔷薇，曾有一个体型胖胖的老师来给孩子们讲课，下课之后，她曾艳羡地问老师，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自信，我却不行。说着她就哭起来了。

从前听到那些话，罗艳没想过要反驳，她心想，要尊重丈夫那位做老师的姐姐，希望家庭和睦一点，不要有太多争吵的声音。她知道姐姐和婆婆看不上她，没读太多书，也赚不到几个钱。她放过了内心深处非常微弱的异议，在那里，女性独立的意志存在着，她有一些不同的话想要说，却未曾说出口。但如今，她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驯顺的女人了。

回老家的那几天，姐姐上门做客，吃完饭以后，她们聚在房里一起看电视。就在那个时刻，姐姐再次开始评价罗艳女儿的身材，她问，你怎么又长胖了？罗艳第一次决定反驳。她说，孩子胖与不胖都没有关系，只要孩子心理健康就可以了。对方利嘴地反问，这么胖怎么嫁人？于是，罗艳的愤怒伴随她的语言一起向外冲涌：“不嫁人不行吗？非要嫁人吗？你是你，我是我，孩子是我生的，她愿意在家就在家了。难道生下来就是漂亮，就为了取悦一个男人吗？就要为男人而生活吗？”

姐姐没再说话。罗艳转头，看见了女儿那双似乎也变得更加坚定的眼睛。孩子没吭声，但罗艳已经达成了她的目的。她要通过掷地有声的方式，让她的女儿明白，妈妈在保护她了。

牛始埔的午后，母女们在公园

在小青的家乡湖南衡阳，她的家人曾试图将她拉回家庭，让她重新困于她的母职之中，但小青为捍卫她的自由而发动了一场战争，最终使得她与曾经的自己彻底决裂。

那时她的婆婆患上了老年痴呆，不知道自己饿不饿，晚上会产生幻觉，说有人叫她出门去，然后就会走丢。她一开始将婆婆托付给住在老家隔壁的舅舅和舅妈照顾，但随着婆婆的病情变得严重，舅舅和舅妈，以及她自己的妈妈，都接连不断地打电话来要求她辞工回家照护。他们说，她如若不回去照顾，会被别人说家教不好，对婆婆不孝。

她在家人的逼迫之中回想自己的前半生，意识到她人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抉择遵照的都是他人的意愿。她因此被安排进了一场悲剧般的婚姻，匹配了一个她完全不喜欢的男人，“拿一生当赌注，委屈了几十年”。为了迎合人们对于一个好女儿和好媳妇的想象，她谨遵妈妈的教诲，在婚后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最终送给了她的妈妈一个好名声。而她自己则感受到，她的命运之中，“没有幸福可言”。

但当时的她已经和从前相去甚远。她从姐妹们身上得到的滋养，帮助她获得了与家庭抗衡的勇气。她告诉他们，解决问题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她会请假回家和大家一起商量，但“这次无论怎样我不可能满足你们的愿望了”。

在她的老家，存在一种说法，叫“娘亲舅大”，意味着在母亲那方的家族是舅舅说了算。于是，最终在老家的房子里坐上谈判席的就是四个人：她和她的丈夫，舅舅和舅妈。她独自与他们三人对峙。

她建议把婆婆送养老院，并且提出愿意负担费用，但被舅舅驳回。他说，送养老院是行不通的，他姐姐有儿有女，为什么要送养老院？她顺着他的话往下走，提出可以由在老家生活的两个妹妹来照顾，生活费由她来付。舅舅打了个马虎眼，再次拒绝了她。她随之提出了第三个方案，她说，可以让孩子爸爸辞职回家照顾，“你们不是家里都由男人做主吗？那这个就让他来做主”。

最后，她已经充分认识到，这场商讨是没有意义的。对于舅舅而言，答案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媳妇承担照料职责。于是，她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从未有过的决然。那场谈话被她接下来的一句话终结，她说：“你可以去告我。”

话音落下，舅舅的脸涨得通红，起身走出了门。

小青在绿色蔷薇

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她，坚决、理性、毫不留情，和从前那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完全不同。她向他们披露的动机是，家乡没有工作机会，而她欠着债，需要赚钱。但实际上，送婆婆进养老院的月均费用甚至高于她的工资，做出这个决定她需要再添负债。她真实的感受是不甘心，本质的动机是要捍卫她的自由。如果再给她一次生命，她说，她再也不会活在别人的想法里，而是要好好地为自己活。

可是在那里，没人能够理解她身上的变化为何发生，唯一的解释只有，她在外面有野男人了。在她生长起来的土地之中，一个不屈服的女人，最终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彻底的坏女人。

流言很快传到了小青的妈妈耳朵里，妈妈打电话来，劈头盖脸地骂她。妈妈和那些人说一样的话。她气得直哭，同时深刻地明白，历史中的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于是就在那通电话里，她对她的妈妈说，从今往后，如若他人再在你耳边讲什么闲言碎语，你就告诉他们，“你的第二个女儿，已经死了”。

她已经不再害怕了。她和罗艳，和晓西，和更多飞出笼子的姐妹们一样，即便在家庭领域中成为异类，她们也会在同一个地方稳稳当当地降落，结束她们的漂泊。从本质上说，绿色蔷薇提供的是一种启发式的服务，这种生命的启发不是由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由一群处境相同的基层女性共同达致的。她们只要在一起，就不孤单。

在跟婆婆和姐姐产生矛盾的时候，罗艳记得女儿对她说，“妈妈，你不愿意回来就不要再回来了，暑假我会和弟弟一起去看你的，你回深圳去吧，深圳有你的朋友，有丁当阿姨她们，感觉你在那里，玩得很开心。”

（文中梁英为化名）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八斤

南风窗新媒体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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