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学家+ 一群农民工

坐在红木椅子上的严飞直了下身子，点击电脑关机键前看了眼屏幕右下角的时间：4∶35——这比往常回家的时间提早了1个多小时。

今天是家里门窗安装的收工日，他要回家“验收成果”。在装门窗的这段日子里，严飞对杨师傅的手艺还是很欣赏的——窗扇与窗框的搭接总是严丝合缝。

这不仅得益于快二十年的敲敲打打，还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杨师傅来自“铝材之乡”江西安义。不知是否因为从明天开始，这个人就要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了，严飞心里弥漫着丝丝缕缕的惆怅。

“干完这单，可以先歇口气了。但店里的铝合金型材不多了，这几天还得跑下采购。”杨师傅在心里盘算着。

今天是在清华家属楼装门窗的最后一天。来北京这么多年，大大小小的活不知接过多少个，每次完工后，跟业主寒暄几句，也就完事了。

两个人大概都没有想到，就是最初这些微小又细腻的心思，随着时间的绵延与发酵，最后让社会学家严飞拿起了笔，写下了杨师傅们的故事。

“儿子军军在老家念高三了，成绩总是提不上去。我离得远，又不懂，您能不能帮我‘敲打敲打’他？”

微信名片发过来的时候，严飞还以为是门窗品牌的广告号——一个门窗品牌的微信名，加一个门窗样品图的头像。

可这背后，却是一个17岁的少年：“严老师，我特别想好好学习，不让爸爸妈妈这么辛苦。可我高中摸索了三年，还是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学习方法。面临高考，我束手无策，您能帮帮我吗？”

跟军军交流了几次之后，严飞觉得，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学习方法。军军老家的学校，大都还是“应试教育”的模式，在高考的巨大压力下，老师们倾向于让学生们不断地通过高强度、长时段的做题来掌握知识。每天都是满满当当，学生自己能利用的碎片时间少之又少。

严飞至今清楚地记得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说的话：“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

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是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

时间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流中走得飞快。得知军军高考考了500多分时，严飞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个成绩足以让军军在江西读所二本学校了。

严飞一面是惊喜，一面是好奇——军军的昵称改成了“远志”，头像是拎着一盏灯，站在山坡上向远方眺望的孩子。跟改头换面的社交账号一起变化的，是他的身份——一位年轻的门窗师傅。

12年和父母分别的经历，对他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是选择一所最适合的学校，而是离父母最近的学校。从中国传媒大学坐地铁到杨师傅位于朝阳区双桥东路的店铺，只有一站的距离。如果走路，最多二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这是军军拿着皮尺，在北京地图上量出来的距离。

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现实困境，就是亲情的匮乏。有学者利用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超过半数的农村留守儿童不能长期跟随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从而导致他们出现消极的心理状态，极度渴望与父母一起生活。

“你其实可以先上一所大学，再慢慢地努力，比如再读研究生，这样你就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就和爸妈不一样了。”严飞十分希望军军能继续上学，他还带着军军在清华的校园里走了一圈，希望他能感受到学习的氛围，不要放弃学业。

“我们老师也不会给太多建议。也没有跟我说，你现在就选一个学校读，以后考研也可以考你想去的学校。”军军有点后悔。

学生们填报志愿时，军军的老师们能给出的指导和建议十分有限。在那所绝大多数生源来自农村的学校里，每年都有不少落榜的学生，选择出去打工，或者继续复读。复读可以为学校带来额外的学费，而外出打工挣钱，也早已是当地普遍接受的正常现象，“班上同学的家里，十个里面就有七八个在各地做断桥铝的。”

社会学中有个概念叫“阶级再生产”，指的是父代和子代的阶层地位具有较高的同一性、相似性，父子之间的阶层地位在社会生产与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种社会身份地位的继承和传递。“当精英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名牌大学的时候，农民工子女就往往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体制之外，教育上的不利地位就此成为他们阶层地位再生产的重要原因。”

按照老家传统的婚育观念，军军再过一两年就会面临结婚生子的问题。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蹈自己的命运，能留在身边，因为“大城市教育资源好”。但这个已经做过断桥铝师傅的年轻人已经懂得没那么容易，“可能还是受限制，毕竟不是北京的户口，也没有房子之类的，社保也没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调研报告》发现，在“95后”新生代农民工中，高达69.1％的被调查者渴望获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只是在公共教育体系的供给端，却鲜有能做到精准定位打工者的职业技能需求，提供多样化、个性化优质课程的。

大概心里还是放不下上学这件事，军军经常去问那些正在读大学的同学，学校会推荐什么书，买什么教材，再看一下适不适合自己。

严飞的心里触动了一下，他想起那本书的副标题：“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哪怕现在严飞已经头顶清华大学社会学家的光环，在北京这座城市，他依然感觉自己是个异乡人。

从旧金山机场飞往北京的航班已经落地72小时，可严飞的时钟还停留在美国西海岸。虽然还处在昼夜颠倒的状态，可他还是从床上爬起来，赶往五道口去找房子——现在住的日结公寓一点都不划算。

可站在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宇宙中心”五道口，严飞却倍感孤独与茫然。他曾经的生活地图囊括上海、牛津、香港、帕罗奥多……没有北京。而且大街上每隔四五百米就有一家地产中介，到底该去哪家呢？放眼四望极目茫茫之际，一个目光迎了上来。

“租不租房？我们这儿有。”黑领带、白衬衫，脖子上挂着名牌，手拿一沓传单的中介小哥眼中闪动着期盼。

敏锐与主动，让他做成了这单生意。他叫高齐，2016年初见严飞时才25岁，把新婚的妻子留在了老家乡下，只身一人来到北京。由表姐夫介绍，干起了房产中介，严飞是他拉来的第二个客户。

两条平行线在机缘巧合下相交后，并没有渐行渐远。孩子学习上遇到问题，高齐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严老师。有一年，严飞的腿受伤了，又赶上搬家，还是高齐帮着搬运家具、收拾房间。

在熬过了最初的新人适应期后，高齐自己摸索着，坚持在这行做了下来，至今已六年多。2019年，他离开连锁的中介平台，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型中介公司，租了100多平方米的底商当办公室，管理着手下20多人。

这些都是高齐一点一滴打拼下来的。“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猫晚”，这是大多数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的工作特点。根据贝壳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房地产经纪人发展报告》显示，将近四成的房产经纪人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0个小时，而这一点在一线城市更为突出，工作时长在10小时以上的房产经纪人占比超过50％。

用高齐的话说，“每天能有10分钟20分钟的空儿看会儿抖音，都是比较长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由于这些年工作忙碌，高齐对丈夫和父亲这两个角色都感到亏欠：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只有每天晚上开着手机和孩子视频一会儿。他希望通过自己在北京的奋斗，创造尽量好的物质条件，盼着孩子将来能有机会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发展。

“感觉还是北漂。毕竟在北京买房不太现实，指标一直不够，以前在公司上班也没有社保。我在衡水买的房，就没那么吃力。”

“不来北京。我觉得衡水的教育还可以。而且来了北京，毕竟外地人，初三的时候又得回去，还得回去。”

“实话说，真不喜欢，连北京的房子都不喜欢。带着别人看了这么多房子，也会想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一套自己的。可是，那真的太难太难。在北京没有房，永远都是北漂。”

严飞生活的列车在既定的轨道上行驶着，每天上上下下的旅客是那些给日常带来大大小小便利的外来务工者。每一次的互动，他们的形象慢慢变得清晰饱满，互相之间的亲密感和信任度也逐渐滋长。

保洁阿姨从一开始的矜持，到开始聊她的丈夫、女儿，聊她如何接单，如何吃饭，如何解决上洗手间的问题；定期送快递的小哥，家里的小朋友会喊一声叔叔，小哥会很腼腆地打招呼，还时不时讲上一小段快递行业里的江湖故事；妻子会把家里的儿童绘本拿给常去的那家洗衣店的老板娘，她的两个孩子都很喜欢读。

严飞在跟他们建立了越来越紧密联结的同时，一种担心却暗自生长——他们会不会哪天就突然从自己的生活中不见了？北京，多么波涛汹涌的城市，一切悲欢离合在这里，经过时间的洗礼，都会石沉大海。

比如，他非常不希望有一天再也见不到那个说话像机关枪似的菜贩红芹姐。这不该是她的宿命——毕竟她那么努力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还在搬菜卸货，每天穿个大罩衣，80斤一包的大白菜搬过肚子往车上扔。3包一层，一次码5个，1200斤的15包大白菜，我一个人推着走。”

疾风骤雨般的语速，红芹姐就把她的辛劳给交代了，搬一次1000斤的菜，赚10块钱。孩子刚刚满月，她又继续出来工作，结果烙下了腰疼的毛病，直到现在每天都要吃大量的止痛片。

这种担心并非仅仅是多愁善感——严飞曾针对北京太阳宫农贸市场做零售的菜贩进行过一个长时段的追踪调查。该市场的商户超过1000户，曾经是北京东三、四环之间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但是在2013年被拆除。

近年来和太阳宫市场有着类似经历的案例屡见不鲜，比如2014年底相继关闭的西城区四环市场和海淀区西苑早市等。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全年拆除的商品交易市场100家，2015年这个数字是57家。

大量菜贩被迫离开，但是也有部分菜贩依然会通过社区菜点、菜站、街边菜摊等形式继续经营。“其实这样反而会增加城市管理的成本。以及，这些菜贩的生存问题怎么去解决？”严飞问我。

严飞能够理解，伴随着我国特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交通堵塞、环境恶化、房价高企等“城市病”日益凸显，控制人口规模因此成为特大城市治理的一项核心议题。而菜市场又是流动人口聚集空间中最脆弱、隐患最大的场所，因此也成为了产业疏解的主要对象。但是在他看来，一味地拆除，只会留下更多的问题。

只要点开红芹姐的抖音号，看到她还在更新视频，严飞就能感到些许心安。她的短视频内容不外乎摆摊、装车、卸货、分拣，与亲朋聚餐，晒娃……她每天都拍抖音，是因为压力大，没地方释放。

“整天大脑里都紧绷着，上菜上贵了、上烂了、上多了，天热了，卖不了了……都要操心。上少了不够卖，俏行上不到也很麻烦。一个摊位其实就像一个国家，都得长年累月地操心，疲劳也是长年累月的。”

拍视频对她来说不仅是个“解压器”，红芹姐还赋予了其哲学意味——“每个视频都有存在的意义”。

严飞发现，自己眼中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别人那里却可能是面目模糊的，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他们，还常常被恶意对待：外卖小哥送餐时间过长，可能被训斥，因为不需要培养任何的同情和理解，人们也能获得服务。“这样下去，人会变得越来越野蛮和本能化。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变成人跟App之间的关系。滴滴司机不应该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保洁阿姨也不是一个扫地机器人。”

严飞认为，无论他们在学术层面上如何被定义为“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外来务工者、流动人口、新蓝领、新市民……他们都是在生活中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真正的陌生人不会是完全和我们没有任何交集的。”

人类学家项飙也发现，越是现代化的社会里，越是丢失了附近的生活。一方面，人们只关心家里和世界发生的事，对“附近”不关心或者无感，这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同情和尊重；另一方面，我们周围的“附近”正在慢慢消失，不仅是社区里的店铺、景观招牌、街道风貌突然改变了模式，连带消失的，是“附近”中那些既不那么陌生、又不那么紧密的社会纽带，也就是组成社会的日常网络联结。

项飙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一味地追求远方的、崇高的东西，那种抽象的、无处安置的激情在社交媒体时代很容易被点燃，很容易膨胀，而我们自己深耕的实际生活会越来越稀薄。“大家到时候都会背着人造氧气桶呼吸，而没有能力去呼吸自己身边自然的空气。”

“我希望大家都能发现‘附近’，共同构筑一个有爱的、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社区。”严飞说，但这并不是回到乡间熟人社会或者单位制下的“大院”。毕竟，如今的“附近”具有非常大的异质性，大家从不同的地方，五湖四海来到这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跟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历史，然后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进行了交流，产生了交集。社区内部的建设，他觉得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社区里面和社区外面的关系——社区里面的人和外面送外卖的骑手、还有门口摆摊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附近”要去捕捉的内容，才是发现“附近”的新意。

当然，严飞也承认，最容易的就是重复性地陷入日复一日的轨迹中，过着一种熟悉的生活，这给人带来安全感。“所以，能够打破这种日常，跟周围人建立起真正深度的联结，彼此分享各自的过往和历史，对未来的期待和预见，需要有契机，也需要双方都要有分享和聆听的内在动机。”

严飞对外来务工群体的关注，在大学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他深入上海郊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用两年时间扎根在流动人口社区，和务工人员子女一起学习、做游戏、户外探险。并将这些孩子面临的生存困境写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并发表了第一篇英文论文。他发现，“不是这些小朋友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时期阶层固化、城乡差异、户籍制度历史遗留等结构性问题。”

本来就是跟着师兄师姐做个调查，但感情在跟孩子们一天天的交往中逐渐加深。“他们回老家后还会每周给我写信，这些信我到现在还保留着。”

这段经历，在他的社会学之路上具有启蒙性的意义：从此社会学在他心中不再是冰冷的数据和纸上的问卷。一定要看到具体的人，要将视角下沉到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这是社会学者应有的关怀。“当时就有种使命感，想把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故事做个完整的记录。对他们的研究，永远不嫌多。”

了解越多的外来务工者，严飞越发现，虽然每个人的生活如此不同，可共性是一样的——被看见、被尊重，能留下、能过好。但是作为一个个体，他也常常感到无力，“我只能给予他们一些指导和建议，或者一点点的经济资助，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命运。”

只有让全社会看见他们，问题才会引起重视。只有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他们的生活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2019年，作为一个“羽翼已满”的社会学家，严飞启动了“城市外来务工群体”研究项目，想要帮助他们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中，寻找到存在的意义。“他们不应该一边维持着城市的运转，却又一边被城市遗忘着。”

由于这些人都是存在于严飞身边“真实的附近”中，而使得这项研究进行得无比顺利——“我不用去考虑怎样进入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本就在我的生活之中。”

严飞发现，他们其实都有强烈的倾诉欲望。“每次聊天，我就变成了他们的树洞。身份鸿沟消失了，我不再是清华大学一个教社会学的老师，我们就是完全平等的倾诉者和倾听者。”

他还将这些外来务工者们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悬浮时代：异乡人的都市生存》，想借它告诉人们，即便在看似很冷漠的大都市里，我们和这些“陌生人”之间，也可以产生非常紧密的联结。

不久，这本书就要出版了。这次，严飞不打算请学界“大牛”给自己站台，而是请了军军——这本就是他的初衷——看见他们，看见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