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千字记录：我和我的“工友”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进击波财经（ID：jinbubo），作者：湃动研究院，编辑：Chuck，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97年，年初五的晚上，对于安徽北部城市阜阳的很多农村家庭来说，这大抵是下一个春节到来前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阜阳的进城务工人员相信一句俗语“三六九，往外走”，所以每年春节后的初三初六和初九都是阜阳站出行的高峰期，尤以初六为主，因为该走的亲戚都走完了，“六”这个数字的加持让“农民工们”相信这一天离家可以让一整年都顺利。

我还是想用“农民工”这个词，虽然有更高级和安全的“进城务工人员”来称呼这群人，但我就来自农民工家庭，我不觉得农民工这个词对他们有什么歧视，相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亲切的词汇。

刘中是阜阳农民工的一员，早在1991年浦东刚开发时他就随着本村的同伴来到上海，走街串巷地贩卖各种塑料的果盘、菜篮等，在没有把控力的年纪来到最繁华的都市，就算能挣点钱也败给了赌博和享受，算是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务工生涯。在过完一个并不太平，充满争吵的春节后，他的妻子依然相信他能够洗心革面重新开始，这次他准备继续去上海：收废品。

在吃完那顿团圆饭之后，他的妻子跟别人预定的杆秤到了，这是收废品必备的工具，一杆秤、一辆自行车、两个悬挂的布袋成为那时所有收废品农民工的标配。

新中国最早的农民工出现在上个世界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大量的农民可以有机会走出农村，40多年过去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民工总数在2021年达到了2.93亿。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提出“农民工”一词，那是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形成第一波浪潮。

自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过去的十二次监测报告看，我国农民工从2010年的2.42亿到2021年的2.93亿，实际增长21%，但其实从2011年开始，增长率都在曲折下降，疫情后的2021年稍微有所提升。

据统计，2021年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长1.3%，本地农民工增长4.1%，越来越多农民朋友选择就近择业，而不是选择外出，这跟疫情的反复也有一定关系。

而实际上，从有统计开始来看，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就近择业，从2010年开始，本地农民工数量就逐年增加，2021年有近四成的农民工朋友选择在当地就业。

另外，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在2021年占比达到58.5%，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则持续减少。仅看2016年到2021年，以京津冀、江浙沪、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地区，虽然吸纳了过半的农民工，但其总量已从15960 万人减少到15438万人，占比也从56.65%降至52.78%。

而从农民工年龄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年龄增长，新鲜血液则越来越少。人少，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更少，所以整体平均年龄在增加。

2017年开始，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突破20%，2021年已经达到27.3%。2022年初，政策要求禁止60岁以上的农民工从事建筑等高强度体力劳动，本质上是希望保证劳动者的身体安全，但迫于无奈，目前依然存在着大龄农民工从事体力劳动，当然强度在降低。

而从输出地来看，中部地区跨省流动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56.6%，西部地区占47.8%，东部和东北地区外出农民工以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流动农民工占比分别为15.1%和28.9%。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15438万人，比上年增加306万人，增长2.0%。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2125万人，在江浙沪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339万人，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4219万人。

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6571万人，增幅最大达到5.5%。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6280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894万人，比上年增加41万人，增长4.8%。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量占全国农民工增量的49.8%。

从行业来看，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比超过一半，从事第二产业的占比为48.6%，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占比为27.1%，从事建筑行业的占比为19%。在2021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收入增速最快，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508元，比上年增加412元，增长10.1%，这跟大量农民工回流致使企业招工难有一定关系，但这无疑给制造业雪上加霜，成本再度拉升。

李贵，50后，是最早一批外出打工的人，今年已经68岁，3年前开始赋闲在家，靠着积蓄和政府的补贴安享晚年，因为一辈子单身的缘故也算是无忧无虑。

80年代他跟随大批的务工人员去了广东，那时的广东已经显示出了第一经济大省的潜力，外贸业务让这里诞生了早期的一批有钱人。因为没有技术也想自由一些就选择了收废品的工作，其实大多时候用捡废品更合适。作为早期的农民工，他们身上多少带着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这给城市的原住民们带来了一些困扰。

除了拾荒以外，做点小生意也是他们的选择，但是这种小生意的问题在于他们根本无法找到稳定的货源，在和当地人的沟通中也存在一些隔阂，第一代打工者连普通话都说不太流利，做生意更是难上加难。

在李贵看来，身处在城市却觉得城市离自己很远。大多人是不会租房的，租房成本过高以及当时的租房市场并不健全导致他们大多选择露宿。但好在是南方，全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温暖的，桥洞、高架下是他们最常见的选择。

为应对大量的流动打工人群，深圳在1984年首推出暂住证政策，暂住证的实施解决了城市治安和管理的问题，但暂住证的缺陷在于大大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所以到了21世纪以后，暂住证面临了巨大的质疑。

2005年开始，一些取消暂住证的城市因为社会治安问题不得不重启暂住证制度，但很多换成了更加符合当下的“居住证”。时至今日，居住证在北京上海广泛推行，随着社会治安的改善和管理的数字化，现在的居住证更多是为了让外来人员在当地获得自身权益的一个证明，早就不是当初加强管理的手段了。

刘清，70后，两个孩子都已经结婚并且生了孩子，目前刘清的妻子在大儿子的店里帮忙看孩子，刘清则继续在工地工作。

90年代，浩浩荡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已经开启，那时候的70后们大多选择在建筑工地工作，包工头就是那时兴起的特殊“称呼”。包工头并不是某个企业的负责人，而是某种形式的召集人和话事人，包工头负责寻找工地项目，和建筑方谈判价格以及结算，并且安排工人的食宿。

这种零散的建筑工人群体，不会签署任何的劳动协议，也不会有任何的社保，基本上以一个乡镇的范围为群体出动，大家互相介绍。

那时的建筑工地一般分“小工”和“大工”，在90年代一个大工每天的收入就可以高达百元，时至今日更是500、600元都有。大工是指具备一定的技术和能够胜任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工人，“制壳子”和“打桩”就是两个具备代表性的“大工”工种。制壳子也就是支模，工人用木板围住建筑的主要支撑体方便水泥浇灌，而打桩则是将桩打入地下使建筑物基础牢固，当然包括熟练的砌砖工也算大工。

刘清靠着工地的收入在家里盖起了两座三层楼房，两个儿子各有一座。这基本是70后农民工的常态，因为他们奋斗一辈子无非只是想给孩子盖一个楼房、娶妻生子。而这一栋楼房可能就是一辈子的积蓄，很多人盖完房子已经无钱装修，十几间房间能利用的只有三四间，但三层是必须的，这是一种攀比，也是一种奋斗的交代。

再过三天，温霞就在这家宁波的服装厂干满三个月，90后的温霞受不了三班倒且无端加班的高强度工作，她准备辞职再看看机会。同村的伙伴在上海的火锅店工作，她也想去尝试一下，虽然也很累，但相对固定的工作和休息时间是她想要的，不过目前看来，一时半会她也进不了上海。

为什么要干满三个月呢，是因为很多工厂都会在员工进厂时要求押上第一个月的工资，用来防止员工的频繁流动。这押着的一个月工资，有的要求你干满三个月才会给你结算，有的则是半年或者更久。

90后的这批打工者基本都是初中毕业就选择出来工作，在农村能够考上高中的很少，重点高中的更是寥寥无几，大多数只能就读职高或普通高中。但很多家长或者他们自己对于就读职高或普通高中的预期不明朗，与其再读三年还要出来打工，不如早点进入社会挣钱，本质上他们并不想读书。

他们也被称之为新一代打工者，但他们身上已经少了很多父辈打工者的踏实与稳定。社会发展不仅仅给人带来了便利，也给人带来了更多可能性。90后的打工者自我意识更强烈，把老老实实打工看作不靠谱且没有“梦想”的行为，90后身上充斥着对未来的伟大梦想。他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互联网传递的各种信息，但因为有些人分辨信息能力较弱，导致了很多的盲从和不断的犯错。

陆凯是90后的第一代，其实他受到过一定的良好教育，在大学以前，他在身为老师的父亲教育下，一直是同批孩子中的佼佼者，高中虽然没能踏入当地的最好中学，但也在省示范高中就读。

或许是个人的原因，或许是外力的原因，更或许是家庭带来的压力，导致其高考发挥失常，只上了一个普通的大专院校，毕业后进入一家造船厂工作。其实这也是典型的第三代农民工，区别在于这一代农民工中确实有一些接受了一定的教育，但也仅仅是一定的教育。

就是因为这一定的教育，让其更深切体会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大学里学习日语专业的陆凯总希望能够靠自己对日语的热爱进入到一家日企工作，甚至未来能够去日本深造。造船厂的工作显然不能满足这种愿望，所以他选择消极怠工，自学日语。

这种消极怠工的反馈就是生活越来越糟糕，自己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但越来越远的东西就会变得越来越迫切，以至于对脚踏实地的生活完全无感。最后陆凯离开了船厂回到了老家，依然闭门学习着自己的日语，有时聊天也会聊到社会、哲理，这些零碎的想法大概依然是通过各种网络软文得到的。

陆凯虽不算非常优秀的人才，但大专学历和造船厂的工作并不差，如果可以踏踏实实，也能够在他的城市活的很好，他的父亲很早就为其在城里购置了房产，但现在一切都好像回不去了。

农民工总要对应一个词叫“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妻子。50～80后的农民工在接触城市时的心态大概是纯粹的：这里很好，但这里不属于我。他们的内心对家乡对妻儿对父母都有浓厚的眷恋，所以他们很清楚：我在这座城市的使命就是挣钱，累是应该的。

至少到80后这一代，农村的婚恋问题依然围绕熟人社会的介绍相亲，但这一定程度上让婚姻的成功率变高，变得稳定，到了一定阶段的男孩和女孩都会综合父母和自己的判断选择一个合适的靠谱的伴侣。

回到那个对城市的认知问题上，区别于50～80后的农民工们，对家乡和家族认知的薄弱让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这种好奇带来的就是希望与外面的世界发生更多联系。哪怕不能在这个城市定居，也希望按照更城市化的思想体系来规划自己的人生。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两面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打工者确实在城市站稳了脚跟，甚至有了自己的事业，成为了新城市人。

在广东搞运输汽修的李伟实际上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最早跟着父母来汕头打工的他也是选择了进厂，但繁琐重复的工作让其希望自己做点事。广东地区厂房林立，运输行业的需求巨大，所以全家凑钱给其购置了一辆冷链货运汽车。

李伟自身的不安分让其总希望做大一些。因为单打独斗就会面临活少且不稳定的尴尬境地，而工厂也希望找到稳定靠谱的运输团队。所以李伟就把他们整合在一起，成立了货运公司。目前生意还算稳定，收入也明显增加，在汕头当地购置了房产，娶了老婆，算是成为了新汕头人。

龙飞和魏峰是住在同一个村子的两个95后男孩，虽然是95后，但在农村他们已经是“大龄剩男”。早先也是在江浙地区打工的他们都酷爱网络游戏，在网络或现实中结识了一些全国各地的女孩，这其中有恋爱的，但多数就是平时的线上慰藉。

他们每年回家的主题都是相亲，甚至因为相亲会被要求春节前提前回家20天，因为春节前的20天就是农村相亲的黄金时间，回来晚了基本就机会渺茫。抖音上流传一个段子：女孩们千万要忍住，腊月初就回家的基本都是不踏实的打工仔，春节前两天回来的才是有正经稳定工作的，因为他们放假晚。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但父母是不理会这些的。

龙飞和魏峰曾经被父母要求进入服装厂，因为他们的父母觉得服装厂的女孩比较多，尤其类似申洲这样的大厂，遇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乡镇的同乡概率非还是有的，在打工中寻找对象。

在这个策略的失败之后，魏峰被父母要求在家待着。并不是希望一辈子养着自己的孩子，而是寄希望于那些偶尔回家的女孩子，可以来安排相亲，哪怕这种概率也很低，但也比年年打工年年无所作为的结果多了些安慰。

农村的90后男孩在现实和理想爱情之间纠结，我相信他们也拒绝了很多女孩，因为那些女孩根本支撑不起自己对爱情的渴望。90后的农村女孩也有如此，她们的爱情观会更加复杂，所以对婚恋的渴望更加的理想化。

中国青年报发文指出，在收看直播并且打赏的人群中有相当量的农民工群体，虽然没有查到具体的数据来支撑，但近年来农民工打赏主播的新闻层出不穷，甚至出现农民工每月收入3800打赏3780的新闻。

直播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拥有空闲时间且娱乐消遣可选较少的人，而农民工则恰好就是这样一群人。虽然农民工大多工作时间较长，但还是存在一定的空余时间。以建筑工地为例，基本的工作时间都是在白天，夜里很少出现加班的情况，七八点下班很正常，这距离睡觉前的几个小时就成为他们可支配的时间。

如果你觉得农民工没有钱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对于农民工来说，尤其是年轻的农民工，他们对钱的意识很薄弱，存钱的概念基本没有。而且他们的工作其实薪资还不错，尤其是对于建筑工地的工人和厂房的工人，吃住都是工地和厂家安排，他们的收入比城市里的大多数白领都要高，尤其是可支配收入。

近些年来，有很多直播行业的操盘者抓住了农民工的这个休闲爱好，孵化了农民工朋友喜欢的主播，这其中以颜值直播最为盛行，当然也包括棋牌类等农民工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在我采访的农民工朋友中60%有固定收看直播的习惯，超过80%的农民工有过给主播打赏的经历，还有的固定每月200元开通某种直播间特殊身份。

高小健是一位来自湖南衡阳的抖音博主，其擅长翻拍或者原创一些剧情段子，目前在抖音有1887万的粉丝，平均每条视频的点赞量在30万以上。他也开通了直播带货，并且是抖音平台优质电商达人的认证。

农民工的特殊身份满足了外界人的窥私欲和自我群体的认同感，他们有的分享自己在工地的生活，有的则回到老家带山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转型。但也有一些农民工希望能够通过直播来实现自我。

五年前直播兴盛时期，文章开头刘中的弟弟刘工就希望尝试一下，从小觉得自己嗓音条件不错的刘工购置了专业的声卡和直播设备，也加盟了类似于直播公会的组织，但效果一直不佳。

在农村，没有效果的折腾就是“不挣混”的表现。持续了一两年的直播在现实和妻子的埋怨下草草结束，刘工又回到了工地打桩，这三年也开始逐渐的挣钱，放假回家时他还是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通过手机软件录制歌曲，可能他真的喜欢唱歌，这也是他的梦想。

除了直播以外，短视频、棋牌类游戏的主力也大多是他们，互联网给了他们很多的慰藉，让他们在劳累之余打发自己的时间，我们不能用奋斗的观点来讨论这件事，这就是生活。

前面我们说过农民工并不是没钱的群体，相反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比大多数城市白领要高很多，但农民工的节俭让他们不会随便消费。

根据2016-2020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城市消费数据计算，2016-2020年，农民工市民化滞后产生的消费损失超过1万亿元/年，占中国居民每年实际最终消费的比重在2%以上。也就是说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获得收入，但他们的消费倾向只有50%，远低于城镇居民的68%。

“vivo、青岛、小雪花、OPPO、小白、老村长“，这些品牌是农民工日常消费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手机品牌大多选择国产的，华为、OPPO、vivo是他们最喜欢的手机品牌。虽然有数据显示，苹果一度成为农民群体最喜爱的手机品牌，但落到实际中来看，动辄五六千的投入在他们看来还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当然也有大量的农民工开始使用子女购买或者子女淘汰的苹果手机。据一位在苏州地区卖手机的朋友介绍，90后农民工超过80%都是选择苹果，而老一辈则对国货依然青睐。

对于很多农民工输出大市来说，每年春节务工群体回家时就是整个城市消费飞速增长的时候。刘中所在的阜阳市就明显的呈现出这一点。阜阳市是著名的劳务输出大市，数据显示，该市外出务工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40%以上，按劳动力总数占比可能超过80%，是典型的人口输出型城市。

2021年阜阳市GDP跃居安徽省第四，突破3000亿元大关，但阜阳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00亿高居安徽省第二位。

2021年春节黄金周期间，阜阳市八大商场和六大超市实现2.3亿销售额，同比增长50.8%。主要商品营业额较去年黄金周上涨240%，其中服饰类上涨3倍多、黄金首饰类上涨7倍多，家电类上涨2倍多。在一个GDP刚刚突破3000亿的城市，这种春节的野性消费里和农民工返乡有必然的联系。

春节添置新物是农民工表达一年奋斗的最好体现，所以服饰、黄金、家电的快速增长不无道理，汽车购置也成为重要的选择。

2021年，阜阳市汽车消费呈现“缓中有升”态势。全市限上汽车销售企业实现零售额150亿元，同比增长21.7%，两年平均增长15.4%，占全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的29.7%，在全市27个商品类别中占比最高，成为影响消费市场的最重要因素。

随着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农民工在添置购物上的野性也愈加激烈。相对比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杠杆压力，农民工的兜底选择更多，生活压力也小很多，但他们并不会盲目消费，只要不降低消费意愿也可以提供巨大的内需增长贡献。

这大概是作为文字工作者无法理解的事情，每天10点左右当我们还在才思泉涌的时候，很多的受访者都表达了自己要休息的想法。

在我采访农民工朋友时，本着创作者的臭毛病，我总希望在他们口中挖掘到一些石破天惊的观点和洞察，那些看似花里胡哨的虚无缥缈的观点也好。我会问他们“会觉得孤独吗？”“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他们都没有跟我聊下去，或者是真的已经没有了想法，或者是不愿面对这些思考，总之他们不愿意过多的探讨这些。

刘中依然没有固定的回复信息，像过去的时间一样，有时候他的家人都不一定能准确找到他；李贵赋闲在家，每天乘坐免费的公交车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偶尔去街上打打牌；刘清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回复我的消息，但晚上喝完最后一瓶青岛后他根本不想打字或者说话，只想躺着看棋牌类的直播；温霞倒是挺愿意表达的，但现在上海疫情，她只能继续在工厂工作，依然是三班倒，依然是无尽的疲惫，轮到夜班是她最头疼的事情。

或许我们不该探讨更多的想法，很多时候他们的状态、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孤独、他们的意义都藏在内心最深处，就算再牛的创作者也叙说不清楚。

李程是一个90后男孩，初中还未毕业就已经独自外出打拼，在廊坊附近的印刷厂，一干就是十年左右。从一个啥也不会的未成年成为一个熟练的技术工，靠自己的奋斗买了车子，聚了媳妇。他真的是一点都不靠家里，并且还要更多的支持家庭，前几年他一直在外务工的父亲突发重疾赋闲在家，这也是他无形的压力之一。

随着印刷行业整体的不景气，过去的几年他每个月做少休多，所以他经常跟我探讨说自己想做点事情。去年年初，他果断辞去了廊坊的工作，回到老家，和亲戚一起搞起了种鸡养殖。亲戚在下游做鸡蛋产业，他们形成了上下游的联动，第一年就可以年收入60万以上，虽然三个合伙人一起做，但算下来比打工挣的多。并且他只需要开车10分钟就可以到家，也能顺带照顾病重的父亲。

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农民工开始思考自己的归宿，他们有的尝试从事一些技术行业，哪怕需要更多学习和磨练，等他们学成之后会选择回家自己做。也有一些农民工在挣了一些积蓄后选择回家开店，虽然开店不是门好生意，但这也是他们改变的开始。

因为身边很多年轻的农民工，所以他们跟我聊得最多的就是开个什么店比较好，诚然我在上海好似见识比较广，但我根本不了解真实的三四线城市的商业到底是什么样的。

李程同村的李根之前也在上海工作，主要从事房地产销售，但随着这几年光景不佳，他和妻子选择回到省会，自己开店，把在上海的一些思维带回家乡，有自己的事业，收入哪怕和打工的时候一样，也算是良好的开始。

新一代的打工者已经厌倦了离家太远，尤其是随着他们上代打工的父母已经老去，这种情结越来越浓厚，而年轻人骨子里的冲劲让他们也厌倦了重复的无意义的劳动。转型、改变，他们一直在思考。

在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以及制造业发展初期，我们靠着大量优秀的劳动者获得了快速发展和弯道超车，农民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踏实、肯干、不计较，你可以说这是没有选择，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来自乡土的淳朴。

身在上海7年多，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外来农民工的评价。这其中一定有关于他们的素养问题的评价，也有一些带着些许不满的评价，但我越来越多的听到正面的评价。疫情期间我看到一个短视频，一个郊外的上海本地人固定给租住在自己房子里的农民工朋友送蔬菜，从短视频里我听到了熟悉的乡音，那一刻非常踏实。

理论上我也属于农民工，只是不从事体力劳动，我一直尝试和这座城市融合，就像所有我的老乡一样。我们确实不属于这座城市，但我们会做到给这座城市带来自己的价值，并且不给这座城市添乱。

现在的上海，清洁工、菜市场的摊主、饭店的服务员、外卖员、快递员里，我听到越来越多熟悉的乡音，我们一起组成了在这个城市的农民工群体，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过去，老一辈用体力奉献了自己的价值，获得了相应的回报。未来，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体以更多更新颖的身份出现，依然会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本文所有采访者人名均为化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进击波财经（ID：jinbubo），作者：湃动研究院，编辑：Ch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