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中华全国总工会：挂羊头卖狗肉与政府的工会外交

导读

本篇是来自Global Labour University的2024年6月专刊《中国的劳动角度》，这本专刊是较总结性地概略了解中国的劳动问题的有效材料。专刊由多位作者合著、本章节的作者Frank Hoffer本人所持政治观点是支持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工会组织，此文并非论述观点性文章， 其介绍的内容与论据详实，但作者的批判角度与左翼角度似有所不同。

Hoffer准确地描述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工会”之名行镇压工人自主活动之实、以及国际层面上工会对话的两难境况，并批评国际工联的方针为接纳包括全总在内的由非民主政府支持的工会，这并未实际帮助这些国家的工人；最终Hoffer却有止于“霸权东方vs资本主义西方”“两方阵营”的叙事窠臼之嫌，文章重点落于批评权力膨胀的政府机构，而非进一步分析这种情况给工人们和工人运动造成的具体影响，并未探讨工会组织在除了议会民主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更未涉及工人运动与工会在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充当的角色。

关键词：工会、全总、工会外交、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工会合作

译者：草莓奥利奥

校对：十七

正文

原文：Labour Perspectives on China （国际劳动大学Global Labour University 2024年出版）

作者：Frank Hoffer

发表：2024年

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府机构

自资本主义早期以来，工人们就不断组织并创建工会。这往往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工人们需要克服来自雇主和政府的极端敌意，即使是在英国和美国等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 capitalist)经济体中，确立劳动权利也花费了几十年的努力。然而，在世界上拥有最大工业劳动人口的国家中，工人既没有真正的工会，也没有组织的权利，这样的情况在全球资本主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当然，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声称其有超过3亿成员。但除了名称之外，它与工会毫无共同之处。

工会是由工人组成、由工人组织、为工人服务的组织；是一个工人可以民主选举领导层，并独立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的组织。工会是独立于雇主和政府的组织。

然而，全总不符合上述任何一条标准。它组织的是国家主导的伪集体主义。认为1925年作为一个真正的工会成立的 全总 与今天的同名组织之间存在某种延续性，这样的说法没有任何历史事实支持。在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之后，工会几乎被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彻底清除。今天的全总是在1949年作为党/国家机构成立的，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解散，并于1978年毛泽东去世两年后由党的领导重新建立。它是威权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属于中国共产党，所有主要工会领导人都是党员。在2023全总第18次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可以在人民大会堂讲台上方悬挂的横幅上看到全总的任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组织动员亿万职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中国日报》，2023年a）。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政治独裁和市场独裁相辅相成。工人们在社会中是政府的不受保护的下级；同时在工作场所是雇主的不受保护的下级。工人们确实会反抗雇主和政府，但当工人们这样做时，他们与她们并未得到全总的支持。

当今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异议：它对公民进行全面监控，大规模利用强迫劳动，并扼杀香港的自由。中国资本与国际资本享受在剥削工人方面的自由。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极不均衡。通过辛勤劳动，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但由于被拒绝拥有集体代表权，他们未能从中国的经济成功中获得应有的公平份额（参见图表）。

图1 中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50%人口的收入占比，1900年-2021年

数据解读：2021年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比总收入的42%；计算的收入为养老金退休金与失业保险后、缴税前的收入。

图2 2021年收入不平等情况

图3 近年中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来源：2024中国统计年鉴

全总从未提出任何有效的批评，更不用说采取行动挑战国家和资本的压迫性政权了。事实上，它甚至跟随政府的立场，坚决否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在2004年到2017年间，全总的会员人数从1.35亿增加到3.02亿，这在目前情况下，这并不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工会组织运动的标志，而是一个国家机构行政扩展的体现。私人和国有企业必须将工资的2%转交给全总。这使得全总成为一个资源丰富的组织，架构中有多达数十万个职务，范围覆盖整个国家，充当一个进行控制与服务的组织。

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即国家成功的经济现代化将带来政治制度和劳动体制的现代化，21世纪初的各种观察者对社会和工会的可能变化表达了一定的乐观情绪。鉴于像《劳动合同法》这样的新法律以及全总和党领导层关于工会改革必要性的声明，这些预测在当时并非完全不合理。比如，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工联，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虽然仍强调全总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会，但在其2010年关于中国的报告中，提到全总在与西方企业合作方面的组织成功，以及法律系统的变化和某种集体谈判的实验。

错误假设、理想主义和绝望

错误的假设、理想和绝望可能是促使人们强烈相信这些微弱变化迹象的动因。与全总合作的工会领导人认为，这是在与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的跨国公司接触时，争取国际工会影响力的最佳选择，也是避免全球工会地图上的巨大空白。然而，通过与全总的接触来增强工会对跨国公司影响力的尝试从未实现。全总本身谈论了在中国和谐的工业关系框架内的集体谈判。它宣传了自己在沃尔玛等著名反工会企业的“组织成功”——这种成功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沃尔玛意识到，它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会，而是一个有利于雇主的中国政府机构。

没有工会的声音

2002年至2016年间，国际工会运动并未向中国当局提出任何结社自由的投诉。在此之前的十年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自由工联，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提出过五次投诉。2016年，国际工联向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提交了中国劳动活动家被逮捕的案件，并自那时起不断更新，。国际劳工组织得出结论，中国在结社自由方面存在系统性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因试图捍卫工人集体利益而被逮捕、失踪或遭到威胁”。全总没有为遭受迫害的工人发声，也没有支持提出的反对中国政府的案件。它也没有为中国以外的工会权利遭遇的攻击辩护。在因工作条件、低工资、工厂关闭和欠薪而引发抗议和罢工时，全总对这些抗议与罢工往往并不关心，甚至反对。全总充其量也只是作为一个国家机构介入，帮助解决争端。

民主工会与全总的互动，作为支持全总内部改革力量的战略，从未带来任何显著的成功。全总继续将罢工工人视为流氓，并支持国家对他们的打压。在习之前时代，曾有在总体专制气候下“选举”地方工人代表的实验，这些实验最终证明是徒劳的，并且近年来被放弃。也没有证据表明，与全总的接触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组织工人，或对在海外运营的中国跨国公司施加压力方面有所帮助。

全总的机构大约有一百万名全职人员，持续组织会议、研讨会、声明、集会、竞赛和许多其他无关紧要的职务活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方自我合法化的一部分。然而，将这些口号和宣传活动等同于某种（初生的）工会主义，就像说“因为鸟和飞机都会飞，它们都是活的生物”一样毫无意义。

习近平对全总的更紧密的专制控制（《中国日报》，2023年b），作为权力中央集中的一部分，以及对香港的打压，证明了任何的曙光都是幻觉。劳工NGO被关闭，活动家被监禁或逃离。无论是全总内部的改革派还是非改革派，都低头服从于习近平。全总的目的没有改变：控制工人，确保稳定，并遵循党的路线，使中国再次伟大。理想与现实在此交汇。

在这样的情况下，期望西方工会的专业知识或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援助能引导出任何有意义的三方主义或集体谈判是没有现实依据的。只要政治体制没有改变，就没有理由期待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合作（ILO，2020）或独立工会与全总的经验分享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或者借用爱因斯坦的话：“疯狂的定义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工会外交的政府机构

既然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无论从任何标准来看都不是一个工会，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伪工会呢？这有历史、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一个所谓的为工人利益服务，同时也是为工人国家服务的组织，在这里，由“工人国家”来定义何为“工人的利益”。因而，专制大家长制和对工人阶级的镇压控制是全总的双重职能。因此，专制的大家长作风常常被误解或故意曲解为工会工作，尽管这充其量只是履行国家劳动监察部门的职责，而绝不是工人的自我组织。

被视为“真正的”

然而，在国际舞台上，全总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甚至真正的工会也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这一进程的一个关键切入点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人小组。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独立的工人组织与国家控制的工人组织同席共存，因为独裁政权也向国际劳工组织提名三方代表团。由此产生的民主三方制*与普遍会员制之间的矛盾是国际劳工组织面临的一个体制性困境。为了普遍适用劳工标准，最好是有尽可能多的国家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对于真正的三方制（国际劳工组织的指导原则）而言，独立的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国际劳工组织优先考虑普遍会员制原则，并承认在相当多的成员国中，三方制只存在于形式上，并不符合现实。

【注释：三方制是指工会、雇主和政府这三方进行谈判的制度。】

从历史上看，国际独立工会运动通过将虚假工会边缘化，确保工人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声音是真正工人组织的声音，从而保护了国际劳工组织的诚实性。自由的工会有确保政府控制的“工人组织”不会影响或决定工人团体的能力，确实对国际劳工组织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三方组织的生存至关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每三年选举一次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的工人代表至关重要。冷战期间，民主劳工运动将理事会 14 个工人席位中的一个让给了苏联工会，但从未为苏联工会投票。

对于全总来说，这样的分界线已经崩溃。2002 年，违背自由工联的建议，全总的代表当选为工人小组成员，击败以色列总工会 Histadrut 的候选人。三年后，全总被淘汰出局，因为自由工联将名单上的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替换为巴林工会，并因此赢得了阿拉伯选票。然而，2008年，国际工联转变了方针，全总在国际工联的支持下重新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又过了三年，国际工联甚至建议其成员投票支持全总的候选人；全总以票数榜首成为工人代表。与此同时，全总成为国际劳工组织工人活动部门（ACTRAV）的最大捐助者之一，并向该部门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用于促进有尊严的(decent)工作、三方合作、社会对话和南南合作。

【译者注：自由工联于2006年解散并与世界劳工联合会(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合并，成立国际工联(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译者注：巴林是一个位于波斯湾临近沙特的岛国。关于以色列的Histadrut，多国工会以及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批评其并非工会，而是一个帮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占领的机构。】

“建设性对话”

全总通过特别优待、高级别会议和财政援助，吸引工会参与 “建设性对话”。“批判性和建设性对话”的代价是放弃公开批评中国，放弃与非政府组织(NGO)联合起来为中国的民主权利奔走呼号。全总通过强调劳资关系在任何地方都是工会的特权而巧妙地利用了工会想成为劳资关系和集体谈判中唯一能合法代表工人的组织的愿望。

全总投入巨资与亚洲和非洲的工会建立联系，以加强其国际地位。终于，金砖国家工会论坛（BTUF）使得全总有机会在国际工联结构之外，包括五个大国的国际工会集会中发挥关键作用。在金砖国家工会论坛的上一次会议中，同意了 “促进金砖国家工会论坛联盟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国际劳工组织内部”。这是对由国际工联协调和推动联合工人团体这一概念的挑战。

总之，全总相当成功地软化了国际劳工运动对中国的态度，使中国免受国际工会针对劳工权利开展运动的影响。作为回报，全总在国际劳工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上接受了国际工会运动的领导。这并非基于组织间的任何正式协议，而是因为国际工会将联合看得比原则更加重要。

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表明，全总在国际层面的参与和认可为中国带来了积极变化，帮助了任何中国工人，或加强了在国际劳工组织、20 国集团或其他地方的国际劳工运动。只有当工会的破坏性力量影响到政府和雇主时，工会的声音才会被听到。但当国际工会领导人在代表数百万民主工会会员之外，还额外代表三亿中国形式上的工会会员发言时，工会的声音并不会变大分毫。事实上，工会的声音可能会失去公信力，因为国际工联一方面否定全总，认为"全总既不能捍卫结社自由--工人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的权利--也不能捍卫罢工的权利，并且在许多工作场所承担传输政府政策或管理部门决定的作用”(ITUC, 2022)；另一方面却支持全总入选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在20国集团工会峰会（L20）上与全总合作，并通过参加金砖国家工会论坛对其予以认可。

全总与国际工联附属组织（尤其是与来自全球南方的组织）的合作，以及与国际工联附属组织一起创建的金砖国家工会论坛（BTUF），至少暗中威胁着国际工联在全球舞台上被公认为全球工人统一声音的愿望，只要国际工联继续错误地认为数量大就是质量好。随着国际工联暂停俄罗斯工会的成员资格，有传言称将在扩充的金砖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于 2024 年初加入金砖国家）基础上建立一个平行的国际工会集团。

只要民主的国际工会运动过度看重虚构的全球工会团结，并担心中国可能在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际论坛上资助另一个工会集团，全总就会处于非常舒适的有利境地。

国际工会运动不应被这些隐含的威胁所吓倒。国际工会运动不应担心由习近平、普京、哈梅内伊（伊朗最高领袖）或本-萨勒曼（沙特王储）控制的组织假装为工人代言的俱乐部对工人的吸引力。来自南非和巴西的真正工会将不得不决定，它们是否愿接受与这样的组织为伍，以及支持为独裁者服务的工会会对他们自己的信誉造成多大的损害。

不过，国际工联也需要反省一下，为什么一些附属机构将全总视为合作伙伴或盟友。虽然有些人可能只是被中国慷慨的财政资助所腐蚀，但这种解释过于简单。还有一些人可能是被挑战美国霸权的多极世界愿景或反殖民主义言论所吸引，即使这些言论完全没有进步的内容。还有一些人可能对国际工联过去的决策方式感到不满，认为全球南方的视角没有在其工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在这方面，国际工联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表明包容性的民主工人组织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区别。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社会迟早会出现真正的工会。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能够永远压制这一现象。这些变化将从中国内部产生。那些有勇气为工人的权利在中国大声疾呼的人，理应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全力声援。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以全总的形式与中国政府进行 “建设性接触 ”会有什么用处。这样做并不能帮助中国工人，反而会使一个并不认同工会价值观仅仅是名为工会的组织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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