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忙着提前还房贷

信心消减的年轻人正急于缩减自己的债务，比如房贷，以巩固现有的生活。这两年，不少年轻人对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的预期逐渐趋于保守，为尽量减轻未来的负担，他们会动用储蓄甚至是借钱提前偿还房贷。加杠杆、贷款买房、扩张生活版图的时代翻篇，收缩成为新的趋势。

在手机上操作完提前还房贷，提示钱已转走的瞬间，于静有点怅然若失。银行卡里的数字突然间少了35万，“钱这么容易就没了？”

房子是2020年年底买的，二手房，90多平米，总价近400万。在号称新一线城市的杭州，这个价位算中等水平。为了能共同还款，于静和男友徐鹏领了结婚证。两家父母出了140万，加上小两口工作两年多攒下的40来万付了首付和税费，贷款240万，利息194.98万，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每月需要还12083元。

这是启动一个小家庭的成本，房地产市场称为“刚需”。过去20年，“六个钱包”加上贷款，让很多人有了上车的机会。房价持续上涨，家庭资产的账面数字随之水涨船高，“买房不亏”成为共识。至于房贷，虽然利息差不多要赶上本金，在很多金融机构和专家口中，仍是普通人一生能得到的最优惠的贷款。

于静和徐鹏领受了这份命运。2018年，两人研究生毕业，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多。2020年初，徐鹏入职杭州某互联网大厂，于静随男友来杭，也进入一家互联网企业。两个人每月的税前收入加起来有7万多，公积金1万3左右，可以完全覆盖房贷，经济状况算得上相当好。

今年5月，夫妻俩决定提前还部分房贷。“互联网行业去年以来一直在裁员，怕自己突然有一天失业。股市行情也不是很好，理财的年化利率最多4个点，手里有点现金不如提前还房贷。”

差不多同时，北京的陈薇薇也提前还了30万房贷。虽然刚30岁，但陈薇薇已经经手过三四套房子。眼下住的这一套是2019年买的，位于北京朝阳区，总价370多万，月供8000多。

若是在往常，陈薇薇或许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她更习惯将资金用于投资，比如购买其它城市的房产。“我从来都说靠自己工作挣钱太难，所以会看能不能通过相对来说比较投机的方式去挣钱。”通过贷款买房，手上尽量多留现金做投资，赚更多的钱——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这被视为最聪明的选择。

“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渠道了”，陈薇薇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近一两年经济下行，大部分行业都被波及，房地产这个强力引擎也降低了输出功率。

日趋紧缩的大环境下，一些年轻人开始倾向更稳健保守的财务安排，尽量减少负债。公开数据显示，今年2月，以房贷为主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出现15年来首次“负增长”，减少459亿元，同比少增近4600亿元；4月再次减少605亿元。郑州某银行省行负责房贷的一位工作人员称，今年上半年，该行提前还房贷的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7%。经济社会高歌猛进时个体或家庭雄心勃勃，不断扩张生活版图的脚步放缓了，减轻负担、维持住眼前局面成为过冬的要诀。

选择提前还贷的不只于静夫妇和陈薇薇这样的都市白领，江西某县城的玉雕师王伟上个月也找父母帮忙还了大部分房贷。王伟失业已有1年，今年年初，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干起了帮银行收债的活儿。开始时债还算好收，王伟还拿过公司的业绩冠军。但很快，他发现不管使出什么伎俩，欠款方就是一个“没钱”。他意识到，经济下行的大势下，这活儿会越来越难干。三个月后，王伟辞了职。

此前在苏州工作时，王伟月收入过万，他认为自己有能力还房贷，无需求助父母，增加他们的负担。辞去收债的工作后，王伟尝试过到古玩城摆摊卖小件玉饰，揽玉器加工的活儿干。疫情反复之下，古玩城生意萧条，人们都缩减了非必要开支。收入少又不稳定，家里还有妻子女儿要养，王伟开始担心，自己恐怕在很长时间里都挣不到足够还月供的钱。他找父母要了17万提前还款，把月供从2700降到了800。

接下来，王伟准备去做外卖骑手，收入在当地算比较高的。“留在收债公司的那些人现在都只能拿2000块底薪”，他庆幸自己逃得快。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描述过日本经济社会的现状：日本人——特别是那些从开始懂事时就遭遇经济不景气、如今35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未来抱有不安，不想背负贷款重荷。这幅画像，如今也能匹配不少中国年轻人。

2016年，在国企工作的刘丽独力买下了一套89平米的房子。当时，嘉兴这座江南小城的房价在1万元左右。刘丽拿出全部积蓄，又找哥哥借了十几万凑够了首付，月供大约3000元。

房子到手，刘丽手里剩下的钱只够做基本装修，连空调都买不起。当时她的年收入只有7万左右，公积金一月600，要供房，还要攒钱还哥哥，日子过得很紧巴。但刘丽很高兴，从小没有一个独立房间的她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夏天嘉兴热，刘丽早上提前到单位，把装好水的冰袋放进单位的冰箱。下班后她等同事都走了，悄悄取出冻好的冰袋。回到家，刘丽把冰袋放在地上降温，为了贪那点凉意，自己也睡地上。她喜欢喝可乐和奶茶，但那两三年里从来舍不得买，出门自备杯子带水。

2021年，刘丽结了婚，丈夫在当地经营一家中等规模的教培机构，收入不错。刘丽在单位表现出色，工资涨了一截，这年还拿到了10多万的绩效奖金。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

到年底，丈夫的教培机构在监管新政下无奈关了门。刘丽所在单位的业务被上级部门全盘调整到外地，但刘丽的编制在本地，无法跟过去。她只能服从安排被调到嘉兴当地另一家国企，接受收入降至原先三分之一水平的落差。

此时刘丽已经进入孕晚期，丈夫怕影响她的心情，从不在她面前说什么，但刘丽能想象这个准爸爸的心理负担。教培机构停业后，丈夫只能到父母开的社区小超市帮忙。

度过了生下孩子后手忙脚乱的前几个月，刘丽开始盘算提前把房贷还清。去年她就提前还了10来万，她觉得，这两年“世界太魔幻了。”丈夫兢兢业业经营了几年，教培机构终于基本稳定下来，原以为如今的“鸡娃”时代，教培会有长期发展的空间，没想到一夕间变天。而自己手握事业编的铁饭碗，本是最有安全感的那群人，结果发现相对的安稳要用自主权去换，逃不了被任意安排的命运。刘丽觉得，只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资产才能带来安全感。

刘丽没问丈夫要钱，她拿出去年的奖金、结婚时收的礼金，再加上自己几年来的积蓄36万，还清了全部房贷。公积金贷款的部分因为利率较低，通常不主张提前还，刘丽也一并还了。“无债一身轻”，她说。“以后的公积金就当成强制储蓄，退休时取出来做养老金。”

和刘丽一样，于静、徐鹏夫妇提前还房贷后，手里的现金也所剩无几。去年以来，夫妻俩把每月收入的70%都打到公共账户上，用于装修、还贷、储蓄。虽然眼下收入不错，两个年轻人在消费上却都谨小慎微。

互联网裁员潮兴起后，徐鹏每天回家都会告诉于静，自己旁边的某事业部被裁了，经常和自己对接的那个产品经理走了。于静就职的公司去年12月裁了一批员工，上个月于静和同事闲聊，得知当时被裁的一个前同事至今还没找到工作。以前，在杭州求职碰壁的年轻人通常会去上海寻找机会，今年的疫情下，这条路也堵塞了。

“裁员事件就发生在身边。”电话里，于静说的是“裁员”，而不是更体面温情的“优化”或“毕业”。赶上互联网兴盛期末班车的两个年轻人曾庆幸自己的好运，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他们的青春叠进了时代的低潮，复上深重的焦灼感。

今年4月，徐鹏收到了上年年终奖，大约相当于6个月薪资，金额可观。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再添点积蓄，提前还房贷。于静说，近一两年发现法拍房突然多了，卖得都很便宜，不希望辛辛苦苦买下的房子有一天断供，被低价拍卖。“对未来不太确定。”

现在徐鹏每个周末都会拿出一天去公司加班，以求绩效更好些。他今年31岁，离大厂传说中的35岁“生死线”已经不太远。有空时他会看看当地的国企招聘信息，考虑把跳槽到国企作为退路。

于静的公司对女员工结婚生育相当介意，29岁的于静打算近年内生孩子，她很清楚，自己能保住现有职位和收入的时间不过两三年。让她稍微能安心的是，自己和徐鹏账上的公积金还有七八万，够付七八个月的房贷，让二人能有一段时间缓冲。如果失业，“七八个月总是能再找到工作的。”

浪潮滚滚而来，不同的是，有的人站在安全的岸上。同在杭州，25岁的小林没有于静夫妇那样的焦虑感。他家境优渥，2019年父母出了首付给他买了房后，这两年又陆续拿出100多万还了大部分贷款。小林自己是有编制的老师，不用担心失业。他觉得自己算比较幸运，观察周围的人，“生活上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从表面看，陈薇薇的经历和于静夫妇很相似：都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收入丰厚，都因为行业的低迷选择提前还贷。但和于静夫妇毕业即承受高房价、高房贷不同的是，陈薇薇是个多次享受过时代红利的“幸运儿”。

生于1992年的陈薇薇，大学时就开始接专业相关的工作，几年下来攒了20来万。2016年，毕业1年的她准备和当时的男友结婚，两人计划，在北京工作5年后回男友的家乡山东生活。陈薇薇用积蓄做首付，在青岛买下一套127平米的房子，总价120余万。

2019年，陈薇薇离了婚，去青岛的计划作废。考虑到未来的职业发展，她想在北京买套房。正好青岛的房价一路攀升，三年里翻了一倍，她卖掉青岛的房子，结清贷款，用余下的一百多万加上在各个金融平台借到的几十万元，定下了北京一套60平米的一室一厅，月供8000多元。

此前一年，陈薇薇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当时公司员工不到1000人，还远远称不上“大厂”。两三年间，它迅速膨胀成超过2万人的机构，员工薪酬也跨进行业前列。

高收入是陈薇薇买房的底气。“那时整个互联网行情很好，而且我还年轻，可塑性很强，可以去下一个平台，通过跳槽涨薪，对自己的收入非常有信心。”当时陈薇薇计划，几年内把房子卖掉，再添些钱，在差不多的地段买一套两居室，月供也完全在自己承受范围内。她憧憬着拥有一个书房的美好未来，“（大环境）都在给你信心”，她自认是个很理性的人，“都会夹着尾巴持有乐观的态度。”

去年，公司业务开始收缩，不时有消息传出，称很多团队裁员超过1/4，部分员工遭遇降薪。虽然所在部门没有被波及，陈薇薇也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发年终奖前半年她就开始考虑，这笔钱花在哪里相对来说收益最高。陈薇薇算了算，如果提前还30万房贷，可以节省20万元利息，“相当于赚了。”

领到年终奖后，陈薇薇添了一些钱，在手机上还了贷款，月供降了3000元。虽然奖金在她账户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但她觉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说，如果当前的状况持续下去，她还会考虑提前还贷。

最近，有不少利好房市的消息传出：央行一再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有的省市下调了首付比例，甚至出现小麦换房的营销新闻。但陈薇薇已经放弃了买两居室的计划，“如果有钱，我会选择投资自己。”经历了房市、互联网的由盛转衰，“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个幸运儿，不再看好时代还会发放红利。

和陈薇薇不同，于静提前还贷后并没有感到喜悦。她选择的是缩短贷款年限，从30年变成20年。虽然减少了10年，但20年仍是一段漫长得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间。

有时于静会怀念刚工作时在上海的日子。“反正上海的房价也够不着，就不用想买房的事。”每到周末她都会去看各类展览、演出，音乐节，过得惬意自在。到杭州买了房后，这些都离她远了，不是负担不起，是再没了那样的心境。“休息日只想躺着。”

对未来态度乐观的只有刘丽。虽然自己的工作被调整，丈夫还没有找到下一步的职业方向，她仍然相信经济形势肯定会好。眼下是有些艰难，但她觉得“总要碰到一点挫折，要不你太顺了，会忘记之前是怎么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