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工作这一年

对没工作的人而言，今年如同一个分水岭，招聘的公司不断消失，私活也越来越难接。收入数字锐减，背后是生活与精神的收缩。

他感到自己最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他让妻子递个东西，稍微慢一会儿火就上来了。俩人没少吵架。最后，还得妻子反过来劝他：“你看别人现在过得还不如咱家呢。”每次聊完，汤平的情绪都能稳定几天，可一到还款的日子，心态又崩了。

而这一切，和没工作有关。原本，他是给巡演歌手伴奏的主音吉他手，一周跑两场livehouse或剧场，每场两千到三千元。年薪相当于一个互联网大厂的小领导。

没有演出，很多同行都扎进了夜场。就是底下有大哥喝开心了，甩二百块钱要点首歌那种。赚的比之前少不说，活还不好抢。他不得不开着那辆40多万的新能源保姆车去跑闪送。车是去年四月份，为了给妻子创业的经纪公司谈合作，接送艺人，咬着牙贷款买的。

情人节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单子也多，都是送花的。那时汤平刚入行一个月，由于送单心切，一个没刹住，把前车给怼了。好在前车主人好，下来一看，车没啥事，直接放他走了。

后来他就再不敢跑了。不是心疼车，是怕成密接。那段时间，司机属于高危职业，总有人跑着跑着就被拉去集中隔离了。“挣那点钱不够自费隔离的。”

无所事事的每一秒都让汤平感到窝心。那是一种被生活推着，又实在不知该往哪走的拉扯。

没工作这一年，对方婷来说过得挺快。靠着靠着工作期间积攒的人脉和资源，私活始终没断过。主要是帮客户做营销策划方案，周期两到三个月，按项目结钱，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三万。

三月底，方婷手上的项目刚刚收尾。打游戏的间隙，她突然想起有人联系过自己，随即拿起手机询问朋友：“你上个月是不是找我了？那个产品推广计划还有吗？”

她从朋友口中得知，很多广告公司、营销策划公司，都在今年因为没项目而陷入停滞。之前吵着要合作的客户，也都陆续没了动静。她猜，估计是甲方没钱了。

员工没有绩效，离职的离职，被裁的被裁。一时间，所有人都散发着同一个信号：大家都没活了。

几个月里，方婷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噪音、褪黑素、助眠香薰，全都不管用。极度亢奋状态下，她甚至出现了臆想：地球爆炸了怎么办？我是哪个国家的公主该多好……逐渐，她的行为也不受大脑控制了，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去厨房做饭，却一口也不吃。

对这些疫情期间的失业者来说，今年如同一个分水岭，招聘公司不断消失，私活也越来越少。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没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活没了可以再接，只要有能力，总有口饭吃。但如果平台没了呢？”

去年五月份离职那会儿，何川每月都能接到四条拍摄项目。作为一名短视频编导，这个频率在上海还“勉强吃得上饭”。其中一部分还得归于他是本地人，不用交房租。

2021年下半年，何川的拍摄数量逐渐从每月四条变成了两条，又从两条减到了一条。到了今年，他彻底接不到活了。

失去收入来源的何川并没有放挺。失业的一年里，他一共面试了一百一十多家公司。有的是投资人转行，没等入职团队就解散了。有的是公司和岗位都在，但进去一看，整个公司就剩老板一个人了。还有一次，他和项目主管聊了两个小时，结果，对方只是找他学学经验，没想真招人。

上海封控的几个月，何川每天除了抢菜，就是到处问朋友：“你们公司还开着吗？”那时，他已经跟政府申请了失业补贴，一个月能领一千三百块钱。

有朋友曾给何川推荐过一家娱乐公司，旗下有个老演员，接不到戏，想转型做短视频剧。正需要他这种既拍过网大，又做过短视频的编导。双方聊得都很不错，就等一个offer。七天过去，他收到好友的消息：公司黄了。

环境的萎靡让何川感到无力。他开始上网搜索缓解焦虑的方法，那是一种让画笔在纸上随身体自由移动的绘画方式。他席地而坐，两手同时画出一团团无序的线条，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绿色。整个人仿佛遁入了虚空。

封控期间，何川尝试过申请志愿者，一方面是他对小区志愿者的服务不满意，经常把菜堆在门口，不往下分发，另一方面是志愿者每天有400到800元的薪资。可他还是晚了一步，“早被有关系的占满了，送钱都当不上。”

于是，何川又一个转身复习起了PCR考试，俗称“核酸检测上岗证”。他听闻，那些核酸检测员一天工资是2000到3000元。

同在影视行业的王希莫记得，2020年疫情爆发后，每周都有院线高管、影视投资人组织线上分享会，主要讨论疫情之下行业的发展和困境。到了今年，没人再提这些事了。

那年，他在北京一家发行公司做城市专员，负责联系各大院线，给电影排片。影院关停后，公司接不到项目，员工只能拿两三千的最低工资，钱是老板取公积金发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赶紧离职，先打两个月游戏再说。

第二年春节过后，王希莫试图重新找一份工作，发现行业已经卷起来了。一个月薪6000元的发行专员岗，十几个人竞争，“必须得跟地区最大的头儿有往来才能录用。”

王希莫大学专业是影视戏剧文学，一个同样失业的同学告诉他，自己一个月接了三个项目，干到第二阶段，资方全跑了，最后就拿了点订金。

王希莫自认为是个不会为以后考虑太多的人。眼前，唯一让他感到焦虑的就是钱不够花了。失业之后，王希莫一度靠跟家里要钱度日。“连外卖会员都开不起了。”

他爱抽烟，二十多块的黄鹤楼软蓝、小苏，一天两包，现在换成了十几块的红利群、南京。他也试过十块钱以下的烟，嗓子受不了。

原本，王希莫还能靠接私活维持生活，每周去外地带两天艺考班，一周两次，能挣6000块钱。直到2021年9月，教育部官网出台政策——到2024年艺术类专业将基本实现省级统考全面覆盖，各院校不再组织校考，同时将逐步提高文化课录取成绩。

丢了艺考班的王希莫为此愤愤不平：“艺术生跟其他专业不一样，大学之前他们没接受过这方面教育。”有艺术课老师给学生上网课，让说说对电影的基本了解，有同学一张嘴：我擅长研究党史。

去年4月份，王希莫曾有过短暂的工作。公司只有一个项目和电影相关——一个靠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排片平台。进去时，项目正处在试水阶段。整个团队没一个人懂电影市场。果然，两个月后项目宣布告终。

4月23号，周六，北京的天气炎热起来。方婷拎着一兜冰棍雀跃着往劲松的小区走。就在大家都接不到活的时候，一个NFT项目送到了嘴边。经过两周的线上磨合，甲方和她敲定，下周一起去公司开个会。

正当方婷走到楼下，眼前的一幕让她发懵。门口全拉上了围栏，一群“大白”正忙活着。她问了一圈，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防护人员提醒她：“进去可不能再出来了。”

方婷紧忙跑上楼，把冰棍往地上一撂，又跑下去询问情况。此时，通知已经贴在了墙上，本楼出现确诊病例，整栋楼进行封闭，所有住户居家隔离。再回到家，冰棍都化了。第二天，她拿出手机给项目负责人发信息，说自己被隔离了，希望能把线下会议改成线上。

对方的答复很爽快：“线上也不用了，等你解封再说吧”。方婷知道，这是不能再委婉的拒绝了。

去年下半年，汤平隐约感到环境有所好转，便借了80万商贷供妻子创业，配套的还有一辆40多万的保姆车。加上2020年为孩子上学在燕郊买的40平公寓，贷款共计140多万。他没想到，今年形势又严峻了。

在家躺了几个月，汤平的情绪几近崩溃。他突然想带孩子出去旅游，“要是哪天我被列为失信人，这就是最后一场旅行。”

5月末的一天，汤平到社区开好了保证书：特殊时期，一旦离开，短期内不能再回燕郊。接着，他就带上7岁的女儿驱车一直往南方开去。他们走国道，一路途径陕西、四川，最后抵达云南。每路过一个地方，他就给女儿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几年孩子一直没出来过，连果树都很少见。”

朋友给汤平发来信息时，爷俩正在楚雄参观原始人遗址。朋友说，北京三里屯那边有个酒吧驻场的活，一天700。“感觉压在心头的重量一下轻了。”

本计划出了云南再进西藏的汤平，一接到消息，立马调转车头，千里迢迢从云南赶回北京。到家那天是6月9号，就在两天后，北京卫健委发布了通报：6月10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36例本土确诊病例和25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天堂超市酒吧相关。

天堂超市酒吧离三里屯商圈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很快，三里屯所有娱乐场所全部关停，其中就包括74家酒吧。刚恢复一周的餐厅堂食，也再次停止。

大爷是内蒙人，70岁，每次问起大爷的职业，大爷的回答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授，有时候是联合国环保组织秘书长，有时候是中国茶文化协会主席。主要取决于爷俩聊到啥。

客厅被隔出了一个屋，没有窗户，一张长方形办公桌就是俩人喝酒的地方。大爷一般这样喊王希莫：“今儿过节，咱爷俩喝点，我来弄。”吃食无非是速冻饺子和塑封猪蹄，王希莫咬了一口猪蹄，真难吃。大爷问，味道怎么样？他说，好吃。酒是“杂牌茅台”和啤酒，如果王希莫不想喝这些，大爷也能瞬间从屋里拿出来一瓶威士忌。

王希莫从不打听大爷的私人生活，他们爱聊国际大事，比如：土耳其的宗教信徒到底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喝高兴了，大爷就想升华一下彼此的友谊，认他当干儿子。

就在今年春节期间，从室友那传来大爷去世的消息，脑梗。人走的时候，只有大爷一个人在合租的房间里。王希莫过完年从老家回到北京，大爷的房间已经被家属收拾一空，只留一张四四开的结婚照挂在墙上。他走进去搜刮一圈，最后把大爷剩的“杂牌茅台”拿去喝了。

没有人聊天喝酒，王希莫的孤独和焦虑逐渐在扩大。有时候他自己在家做饭，竟然情不自禁地把过程给说了出来：“我该倒油了，把菜放里……”

失业以后，他经常出现头晕、呕吐、腿脚无力的症状。有天他喝完酒，突然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然后开始用拳头砸路边电线杆和大树。第二天手肿得生疼，去医院一查，粉碎性骨折。现在还有一片碎骨没取出来。

这种情绪每隔一周都会发作一次。为此，王希莫专门去医院挂了好几个号，查了好一通，最后医生告诉他：“你有鼻窦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