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缅甸劳工在云南边境：挣钱回家盖房，最怕生病破财

视线｜缅甸劳工在云南边境：挣钱回家盖房，最怕生病破财财新

【财新网】蓝色铁皮搭工棚下，金色佛塔挂画悬挂在中央。穿筒裙和人字拖的男人端着塑料盆穿过芭蕉林，脸上涂着特纳卡黄粉的女工们围坐在院子里闲聊。这里不是缅甸掸邦，而是云南临沧的农业基地。暮色渐沉，女人们攥着记工卡，等中国老板来核账——一张代表3元钱，是她们为缅甸老家挣下的盖房钱。

阿兰的卡片最多，128张，在手掌里摞了三沓。她套着沾满泥土的紫色运动裤，耳垂上的金色耳钉擦得锃亮，发髻梳得紧实，偶尔蹦出几句云南方言：“老板，给要加水？”过去8年，她和丈夫在云南边境掰玉米、种甘蔗，最高一个月挣过9000元——是缅甸腊戍10倍。这笔钱陆续变成老家新盖的水泥房、买下的几十亩玉米地、母亲视频里的10头瘤牛，以及跨境中间人捎去的中国货。当初为盖房而来，如今房已盖好，缅甸老家战事也停了，阿兰却一再推迟了回国的时间。

缅籍工人相互配合、抢收甘蔗，其中一人负责搬运，另一人砍去蔗尖的叶片。

每扛一捆甘蔗，缅籍工人获得一张卡片，可以兑换3元钱，动作快的工人一天能挣个两三百元。

在云南临沧等边境农业区，数万缅甸工人扎根于此，支撑起本地的劳务市场。云南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啸调研发现，中缅边境地区人口负增长和人口外流态势严峻，导致本地劳动力短缺问题突出：临沧市的甘蔗产业需3万人，茶叶产业在采收期需1万人，服务业大概需5万至6万人，整个临沧市在用工高峰期共需务工人员 20万至30万人，缅籍劳工的合法跨境务工为边境地区带来了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填补了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空缺。

39岁的Nilar Win坐在宿舍里，怀里抱着自己1岁多的宝宝。床铺是由空心砖和木板搭成的，上面摆满了玩偶。

白天，Nilar Win在田里干活，儿子就在附近和小朋友们玩，看到车上有蔗秆，他也跑过去舔一口。

德昂族青年为躲避战乱迁入中国；若开邦的肾病工人靠傣族草药缓解疼痛，却不愿回国治疗；曼德勒的护士阿姐把全家人接到了云南。“盖完房子就回国”是所有人挂在嘴边的说法，可攒够3万人民币的盖房款不是难事，等水泥房盖起时，他们又改了口：“装修要钱”、“舍不得老板”、“回去没事做”……阿兰也嘀咕：“在这里开心呢，在腊戍还没有这里开心。”

缅籍工人手持刀鞘，在蔗林中逐一砍断甘蔗根，以便下一步整棵拔起。

缅籍工人逐行收起地里的滴灌带，为甘蔗收获做最后的准备。他们一年四季都住在地边，伴随着甘蔗从青苗到成熟。

阿兰倚靠在田边的竹竿上，身后背着捆绑甘蔗用到的塑料扎带。她来中国8年，掌握基本汉语，经常帮大家做翻译。

挣钱：跨境劳工们的“盖房梦”

Thida Myo不敢轻易回家。六年前，她撇下刚断奶的小儿子，带大女儿跨过边境，至今没再回去过。大女儿在甘蔗地里过完了她18岁生日，没能上完学让母亲遗憾至今，她决定供剩下的3个孩子都大学毕业。

四百多公里外的曼德勒，二女儿已考上大学，三女儿高三，小儿子刚进小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她记录下每月的开销：全家三口每月挣9000余元，寄3000元回缅甸，存5000元盖房，余下1000元才是一家三口在中国的开支。

傍晚，Nilar Win和女工们围坐在一起，手里拿着当日挣来的记工卡，每张3元，等待老板逐一换算成钱。

下班回家，缅籍工人清点着挣来的卡片，一只手都拿不下。

Eike Swe的侄子举着妈妈的记账本，母亲每天下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登记好当天的收入，以便月底与老板核账。

Eike Swe的姐姐趴在床上记账，8岁的儿子在一旁倒立玩耍。她与丈夫在一年多前离婚，如今独自带着孩子在中国务工。

她想盖栋大房子，让全家每人一间，可攒钱的速度总撵不上新焦虑的浮现。“那边也不是很稳。”Thida Myo抱起几根甘蔗，把它们理顺成捆。未来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因为战争，她见证了很多人流离失所，工作有可能说没就没，“哪怕现在大学念出来，也有好多人是失业”。Thida Myo也想念年过七旬的父母，但只敢想想，“不敢随便有什么举动，就老老实实挣钱了”，她通过翻译员表示。

缅籍工人身穿“耿马县民族中学”的篮球背心，手持刀鞘铲断一根甘蔗。这些衣服是他们花很低的价格买来的二手旧物。

阿康的父亲在地里干活，弟弟就在不远处玩耍。他们一家是德昂族，在缅甸发展受限，如今举家迁移至此。工友中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的，也多是德昂族。

正午的甘蔗地里，工人们弓着背，太阳照得后背发烫。一声婴儿啼哭打破嘈杂，Nilar Win直起腰，眯眼望向声源。一岁多的儿子正从工棚方向走来，身后跟着8岁的阿康。孩子早餐后就没喂了，她扯掉手套，快步跨过田埂。孩子一喝上奶便止了哭，只听见喉间细小的吞咽声。

下班归来，39岁的Nilar Win坐在儿子的巨幅挂画前——照片是儿子周岁宴时打印的，上面用缅语写着生日快乐。五年前，她和12个同乡从曼德勒来孟定做农业帮工，她和丈夫也因此相识，喜酒就摆在工棚里，儿子也出生在此。她更喜欢中国的生活，因为更省钱，她解释，缅甸的物价高涨，生活成本不比孟定低，她也想念60岁的母亲，但5年里一次也没回去过。

Nilar Win坐在路边给儿子喂奶，喂完又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去了。白天工作忙，儿子就交给了8岁的阿康照顾。

孩子们会捡地上废弃的甘蔗来解馋，小弟弟也抢着往嘴里放，虽然牙齿不全，但他啃起甘蔗已经十分熟练了。

清晨，Nilar Win给儿子涂了满脸特纳卡黄粉防晒，儿子顶着个大花脸在运送甘蔗的三轮车下玩耍。

Nilar Win的儿子在泥里打滚甩掉了鞋，阿康帮他重新穿上。

“回去就上不来了。”她盯着怀里的儿子。缅甸老家战事停了，但单程路费涨到近1万元，够盖一小间砖房。刚生孩子花销大，她和丈夫每月能存4500元，老家的水泥楼已封顶，但她还想攒“软装钱”。

8岁的阿康负责照看Nilar Win的儿子。通过听中文童话故事和短视频，她和弟弟能说流利中文，因为“手头不宽裕”，父母没舍得掏每月十几块的学杂费，姐弟俩辍学在家。“暂时打算就是留这边。”父亲用德昂语说。2年前，不会缅语、更不会汉语的他们举家迁到中国，夫妻二人至今语言不通，需朋友帮忙把德昂语翻译为缅语，再由另外工友把缅语翻译成汉语，才能做简单交流。

清晨，太阳尚未晒暖孟定坝，爸爸妈妈都出工去了，缅籍劳工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烤火、吃鸡蛋。

阿康摸黑到地里拣拾废弃的甘蔗。她学着大人的样子在肩上垫海绵，然后把废蔗扛在肩上，甘蔗又重又长，她小心维持着平衡。

基地里没有专门的洗澡间，工友们大多就着水池里的农业用水冲洗身体。

在缅甸，德昂族曾被称作“崩龙”，带有轻视和嘲笑之意。缅甸媒体Frontier曾引述俗语：“如果你不洗澡，你会像崩龙人一样脏”，折射出该族群的社会处境。他们被视为“山贼”、“二等公民”，在大城市举步维艰，只能聚居北部山区。但在孟定甘蔗地，他们和其他缅甸工人一样，被简化为编号：阿康家是17号，缅族的Nilar Win家是11号，只要肯卖力，都能赚到钱。

22岁的德昂族青年Eike Swe本来在曼德勒找到份油漆厂的工作，每月工资折合人民币500元，但受战争影响，他没了工作，但也无家可回。他的家乡常年内战，还不时有部队上门征兵，不愿入伍的孩子只能带着全家逃跑。“相对于缅军来说，他们（德昂族）只能生活在见不到光的地方。”翻译员李娇补充。他只好一路北上，投奔了早来中国两年的姐姐。

家乡网络时常中断，他跟女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上了。夜里和同伴围坐火堆时，他摆弄着柴火，“她平安就可以了。现在就没那么想（她）了”。身旁19岁的朋友曾是拖拉机司机，问及来华原因，他只答“在缅甸不快乐”，再多问便沉默。火光映红两张年轻的面庞，炭灰随寒气升腾，没入夜色。

夜深了，少年们聚在火堆旁取暖聊天。他们表示“不太喜欢缅甸的现状”，形容如今的生活是“远离喧嚣”的，“平平凡凡比较吸引我”。

花钱：病痛是边境线上的“碎钞机”

在孟定，缅甸工人能用30元买到够吃一周的猪肉，15元淘到二手男士背心，但看病却是最耗钱的坎。Nay Min Htet蜷在工棚的床上，肾疼得他没法下地干活，去镇医院检查花了2000元，只换来一句“建议回国治疗”。因为语言不通，加上外籍劳工的行动范围受限，难以转诊到上级医院，医生给他开了些针水就回来了。他路过傣族寨子买了袋草药，360元，药汁在铝锅里咕嘟冒泡，“好转了一点”，他吃完后说。

Nay Min Htet躺在宿舍的床上，同胞护士上门来给他看病，药水通过注射器打进他的血管。因为病痛，他无法返工挣钱，只能待在宿舍休息。

阿兰的丈夫因为胃穿孔手术，如今暂时干不了重活，他穿着衬衫和筒裙走在甘蔗地里，等待给其他工友发放记工卡。与其他穿着便服方便干活的工友们比起来，他背着手慢悠悠走过，显得很不一样。

工人们没有购买医疗保险的习惯，病痛成了边境线上最昂贵的支出项。阿兰的丈夫上个月突发胃穿孔，在镇医院躺了10天，手术费加住院费1万3，相当于夫妻二人3个月的存款。医生要求半年不得扛重物，他只好干些轻活，工钱从每天一两百元跌到15元每小时。

护士老乡Pan Ei的到来给工友们带来安慰。她支起水银血压仪做检查，把粉色的药水混合进注射器，缓慢推进Nay Min Htet的血管里，再从盒子里取出几颗药片，收费60元。也有不生病的工友专门找她打“营养针”，其实就是葡萄糖，Pan Ei介绍，一针40元。“没力！”老二抬起自己的胳膊说。

Pan Ei的药箱里，有瓶子贴着缅甸语标签，买自专门卖缅甸货的边境市场，有的则贴着中文标签，是Pan Ei对照着英文小字，从中国药店进的货。这位33岁的缅甸护士兼杂货店老板娘，每天在货架和注射器间切换身份，行走在孟定坝子间的各个种植基地。

一辆卖菜车趁着午饭时分开进了宿舍区里，各家各户都围过来买菜买肉。

夜深了，寒意渐浓，阿康套上了一件不合身的名牌卫衣御寒。在孟定，他们能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各式各样的二手衣。

她介绍，在孟定务工的缅甸人中，胃病和肾病是最常见的健康隐患。工人们多饮用田边未经处理的地下水，杂质含量高；胃病则来自于饮食不规律，甘蔗收获期里，他们从10点开始下地砍蔗，一直要到天黑才返工。至于感冒头疼，工人们多靠硬扛，“靠自己的抵抗力也能去治愈的”。

Pan Ei的老家在曼德勒农村，八年前因战乱举家迁到云南，如今缅甸只剩几间空屋。她也是半路出家，医术是跟当护士的姐姐耳濡目染学的，能治发烧腹泻，但遇上胃穿孔或肾病，也只能摆手，建议工友们去医院。

工人也赊账，接诊的病人多了，Pan Ei没有记账的习惯，“发工资了就会还，比较少人会拖欠的”，她说。实在没给钱的，她也不放在心上，就当实在是手头不宽裕了。

发钱：跨文化的管理之道

也有中国老板自己当起了“医生”。冯勇的工棚高处挂着个塑料袋，里面塞满了他从药店买来的感冒冲剂和退烧药。工人有个头疼脑热，他就对着说明书来配药，偶尔还自掏腰包买鸡蛋给他们补身体，“这些都是小事，人都有感情的”，冯勇说。

去年暴雨天，工人们顶着暴雨撒完了近100亩的肥料，全身湿透。冯勇无法与用语言表达感激，但他总结：“哪里的工人都一样，要以诚相待，以礼待人。你对别人好，别人才会给你付出。”

中方管理人员坐在工棚里与工人们的小孩玩耍，他们不时与孩子开玩笑，也会注意孩子们的安全。

看工人们叶子剥得漂亮 ，他会现场给对方加工资。每月发薪日，冯勇会多拎两桶油、几袋米、半扇猪肉到地头。按他的经验，发实物比现金更能“养住人”：缅籍工人们节省惯了，舍不得买好菜，但长期干体力活，身体就是本钱。

相比冯勇的“感情牌”，刘健毅主要用绩效激励。他给每项农活标价：收集种头每袋4元、扛甘蔗每捆3元，手脚最快的缅工曾一天挣到500余元。农闲时他介绍工人去寨子里帮工，“只要你给他工作、他有钱赚，就会信任你”。

刘健毅记得，有的缅籍工人刚到基地时，每天都穿着同一条裤子，“没得多一条的”，到如今，宿舍区里，家家户户晾起了牛肉干，每个月工人都会请他存钱，一个家庭存4000到7000不等，放银行里吃利息。“我要的是他死心塌地跟着我们干，所以不能给人家空话，我们要给人家实际行动。”刘健毅的大拇指和食指搓在一起，比出“钱”的手势。

刘健毅也赏罚分明，宿舍里不允许喝醉酒，每发现一次罚款500元，有时候两口子半夜打架的、吵架的，同样会面临惩罚，“你把他管得紧，他就会很服从的。（因为）他认得你是为他好”。

Eike Swe的侄子站在田边啃食废弃的甘蔗，这成了孩子们最方便接触到的零食，每人都练就了一幅嘴剥甘蔗的好牙口。

但缅籍工人的“一根筋”也让管理者头疼。中方管理员武凯的烦恼藏在甘蔗捆里，他要求将大蔗捆扎四道绳、小蔗捆三道，以便市场分级定价。但教了很多次，女工们还是图省事，全部捆在一起。“她很难理解，都要拿出去卖，好的、差的都是卖，反正都装在这一个车上。”武凯解释，缅工们没去过中国的水果批发市场，难以理解不同规格的甘蔗售价不同，这导致他家的甘蔗至今没实现分级扎捆。

阿康从老板处拿到了几份盒饭，饥肠辘辘的她准备开吃，弟弟不饿，自顾自地观看着中文短视频。父母们没时间管孩子，孩子们饿了就自己找东西吃，有时候加班 ，阿康还要负责给地里的爸爸妈妈送饭。

文化隔阂不仅造成损失，也拉高成本。甘蔗生长期，强风是重大隐患，田里需支起三米多的架子来固定甘蔗。武凯反复讲解竹竿的搭法，但工人们怎么简单怎么来，“不灵活，脑子转换不过来。”他说。做完后发现，用时比原计划翻了1.5倍。

其中也有翻译失真的情况。地里没有专职翻译，通常由稍懂中文的缅籍员工兼任，但他们也会简化指令，“他认为他想的东西是对的，就不按照你的思路做”。

阿康的弟弟爬上主楼，眺望远处的蔗田；一旁的货车上，工人们正在上货。

他让多个工人轮流翻译。工地里能听懂中文的工人不在少数，让阿兰负责解释捆扎要点，老二监督砍蔗质量，“叫你去传达不好，马上就要冷落你，要让另一个去”。缅籍主管老二介绍，缅籍管理者常被夹在老板和工人之间，信任成了他最重要的立身之本，面对日常安排，无论是老板犯错还是工人犯错，他都实事求是。

傍晚时分，持续了一整天的砍蔗仍未结束，缅籍工人们的体力也逐渐耗尽，他们随地捡起两根不要的断蔗，嚼在嘴里补充糖分。

趁着清点数量的间隙，一名缅工躺在甘蔗捆上休息。

夕阳染红了云彩，挂车也开进了蔗田深处，半挂蔗捆装车完毕，工人爬上车头，固定货品，两天后的清晨，这些甘蔗就将出现在重庆的水果批发市场上。

种植户王刚更是把“制衡之道”贯彻到了整个用工环节。他同时雇佣着缅籍团队和中方团队，两伙人相互监督，中国工人更少怠工了，缅籍工人的种植技术也跟着提高。缅籍工人内部，也被他分为了缅族和傣族两大派别，“拿来平衡一下，就是互相制约”。

武凯曾在攀枝花管理过中国工人团队，他发现，目前缅籍工人的用工成本已接近中国工人。相较之下，中国工人的优势在于沟通效率，任务交代清楚后，他就能回屋喝茶了；但缅籍工人常因语言障碍导致执行偏差，例如培土高度不足或蔗捆形状不规整，需现场即时调整。不过，武凯也提到缅籍工人的另一面：他们更能适应高强度体力劳动。以剥甘蔗叶为例，作业时绒毛纷飞，极易引发皮肤刺痒，这类“更脏、更累、更苦”的活儿，中国工人普遍不愿接手；此外，缅籍工人鲜少主动要求休息或加薪，往往能长期坚守岗位。

天色渐暗，地里没有收工的迹象，阿康把弟弟留在宿舍玩手机，一个人来到田边，她没有打搅父母，而是坐在蔗捆上自顾自地等着。

工棚空地上堆着电商专用的“网红甘蔗”。阿康举着母亲的手机窜过人群，屏幕里正循环播放“30万盖洋房”的中文短视频：蓝色小楼上画着藤蔓状雕纹，罗马柱分立两侧，落地窗滤进阳光。“要这样的房子！”她把手机塞到母亲眼前。母亲没停手，把甘蔗段码得比女儿还高。中午的太阳透过棚顶缝隙，光斑晃在脸上，她偏了偏头，抱起一捆甘蔗走向远处。

（文中Thida Myo、Nay Min Htet、刘健毅、王刚、武凯为化名，阿兰、阿康、老二为缅籍人员的中文惯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