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复工一个月，生活的重建与重塑

一座两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想要保住它的光鲜、文明、活泼和井然，并不容易。超过 700 万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服务业者维持着上海的运作。

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一个月，这些人正帮助上海，一点一点尝试找回原来的秩序，或者说重塑并习惯另一种生活方式。

物流虽然恢复了运力，但除了市郊三区崇明、奉贤、金山外，上海市其他区仍不允许快递和外卖进入居民楼；理发店虽可以营业，但有的店被街道口头告知 “同时在店人数不可超过 20 人”，并且只能剪发，不能烫染；居民们终于在 6 月 28 日盼来了恢复堂食，但餐厅必须隔桌而坐；人们还需要小时工，但很多顾客会嘱咐平台 “不许派阳过的阿姨”。

《晚点 LatePost》过去一个月采访了生活在上海的服务业者。他们有些供职于维系民生的关键平台，有些开着连锁店，还有些做着不够列进统计数字的那种小生意。他们都和这座城市共同渡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一些人离开了，但绝大部分还是选择留下，尽量填上消失的两个多月。

一个行业可以停滞、一个生意可以倒闭，人，是很难停下的。人只要还能看到些希望，就还能向前。

仓库里用来放货篮的托盘 2 米长、1.5 米宽，正是一张单人床的尺寸，仓库负责人胥华成和同事们把十几张托盘拼在一起，就成了一张大通铺；拼着拼着，托盘不够用了，同事们又把不用的货箱拆开，平铺在地面上，再铺一层垫子，就成了一张床。

两个多月里，450 名仓库员工就这样睡在一栋尚未装修、地面全是灰的办公楼里，维持着叮咚买菜上海最大生鲜蔬果仓库正常运转。

6 月 1 日宣布复工的消息传来时，同事们激动得不行，胥华成心情却 “比较平淡”。他第一反应是怀疑：是不是真的？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

他 “怕情况再变化”。因为起初就是自己没料到情况会变化，同事们才在公司困了 60 几天。安排好员工们轮流回家的计划后，胥华成建议留下大通铺。

60 多天前，同事们对住在仓库里的封控生活不习惯；现在，他们又对突然可以回家的生活有点接受不了。

“是的，确定能回家了，能正常上下班了。” 胥华成从同事的脸上看得出他们都很高兴，前所未见的那种。

封控之前，仓库有 500 多名员工、100 多名司机，每天工作 8-9 小时、运出 40 万件货品。封控期间，只剩下 450 名员工，一天最多时处理 100 万件货品，包括 1000 多吨蔬菜、700 多吨肉蛋奶、300 多吨米面粮油。复工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面对两倍以上的工作量。

新闻上居民抢不到菜的情况，激发了仓库员工们的责任心，“大家也想多送点菜出去” 最忙时，高负荷体力工作持续了 12 小时。公司给他们加了部分补贴，餐食里还加了一道大荤。

一座堆满食物的仓库，除了吃的什么都缺。分拣工需要在 2.3 万平方米的仓库里来回走，每天走上万步，封闭四天后，就有员工走破了袜子；女性没有充足的卫生用品。胥华成跟总部申请从外面送了袜子、送卫生巾，热起来后还申请了一个可移动的淋浴间。

复工之后，这座仓库的货品品类比解封之前环比增加了 50%，每天出库的货品量也从 100 万件的峰值回落到 70 万件的正常水平。员工们的工作节奏也正常了。

疫情让胥华成养成了消毒的习惯，“看哪儿都像风险点，感觉很危险”，他每天带着一个酒精消毒小瓶，到处喷一喷，除了必要的购物，他基本不出仓库。胥华成家在嘉兴，驾车 40 公里虽不是什么难题，但得隔离 7 天。直到 6 月 16 日，确定不需要隔离后，他才终于回家。

仓库位于松江区，6 月 9 日，园区又通知要全员核酸，胥华成告诉员工们做好再次住回来的准备。几个小时后，以往图省事的男同事们也拖着大行李箱来了，胥华成笑着回忆：“大家的忧患意识明显升华了。”

德邦快递员王国伟（化名）的回到工作岗位早于大部分上海人。5 月 7 日，王国伟向街道写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当地解封前不再回到他工作的德邦站点，接着，他骑着电瓶车去了附近的京东站点，开始派送京东的保供物资。6 月 1 日，他又回到德邦，变回了德邦快递员。

回到站点，王国伟只想说：包裹实在是太多啦。6 月初，是部分电商平台 618 年终大促第一波交付商品的时间点。站点的货物从仓内最深处一直堆到门口，包裹叠包裹，叠成一座货山，有四五米高。

靠卖力气赚钱的人，肌肉都有记忆。头两天，大部分快递员都不习惯。在家待了两个月，身体忘记了曾经每天在外面跑的状态，干一会儿活，脚和腿就开始发抖、酸痛，他们就忍，忍三天后，痛感慢慢消散。

王国伟本来是给商务写字楼送快件的，复工后办公楼的包裹少，居民区那边还有巨多滞留快递，12 小时工作时间里，王国伟划出 2/3 帮同事们跑居民区。

尽管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已经一个月，上海绝大部分小区仍不允许快递送上楼。有客户给市政系统打电话投诉，要求送货上门；街道也会知道辖区内有居民投诉了，但为了绝对的防疫，他们还是不能让外人进居民楼。僵持的双方最终 “各退一步”，让王国伟把包裹送到单元楼下。

每一次包裹送到小区门口，手部都要做一次消杀。手喷完消毒水会变黑，因为快递面单上有油墨，沾上液态酒精就会变成黑乎乎的一团。王国伟就用一双黑手拣货，分拣完再给货品消毒。

虽然城市宣布全面恢复生活秩序了，但王国伟还不敢放松，“一旦自己 ‘阳’ 了，整个站点都会封掉。工作基本就是丢掉了。”

他特别在意和别人的距离，在外送货时，只有喝水时才摘口罩。他会小心避开人，确保都至少间隔两米，再喝。吃饭他也会躲在别人不出现的地方，比如路边、桥上或者角落里，现在天气热，他说，大家只愿意在草坪上呆着。

4 月被封了一个月，王国伟只拿了三四千元底薪。这个月上海大部分快递员收入都受到了影响，只有 2874.7 万件完成了派送，比去年同期下降 90.1%。5 月，上海快递恢复到了 31512.92 万件，比去年同月增长 4%。

几天前，再次联系时，王国伟说，货山已经矮下去了。618 结束，上海人报复性消费的劲头也平淡了。国伟说，从上周五开始，德邦、京东、四通一达的单量都有下滑。

上周五之前，京东快递员每天能分到 400-500 单。货一车一车送进来，站点经理亲自卸货。现在每天只有 100 多单，快递员们自己卸货。

单量掉了，王国伟的收入也跟着掉了。“但是没办法，这个活你就是一天都在上面，没什么找别的活的可能。” 他说。

等到 6 月店面可以营业，杨先生已经彻底错过了今年的生意旺季。作为一位宠物美容师，四季的节律对他有特别的含义。每一季梅雨下完，上海的最高气温往 30 摄氏度以上走时，他的淡季就来了。

炎热天气不太适合宠物狗出门，因为可能会烫伤肉垫。猫狗弄脏毛发的速度慢下来，店的营业时间也跟着缩短。

只有今年 6 月，封控两个月积压的宠物美容需求随着小区大门的打开喷涌而来。每只宠物猫狗美容的时间都比之前长。狗原本一两周洗一次澡，如今身体的臭味早已弥漫于家中。基本上每一只带过来洗澡的狗都凌乱不堪，毛像头发一样打结，只能从根往下剃，像衣服一样全部脱掉。

出于对疫情仍不稳定的判断，杨先生谨慎地把控每天营业的时间：一过傍晚六点就不接单了，比正常情况下少经营两小时。“万一有什么问题，商户也会比较麻烦。” 他每天带着员工严格按照规定做好消杀，全程佩戴口罩，喝水要走到后面去喝。

杨先生坚信他的生意不会彻底垮掉，“我们是社区型的，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服务，该来的客人还是这些客人，该洗的狗还是这几只狗。” 假设疫情期间他们店允许开，很多人也会照样把猫狗送来洗。

错过的旺季究竟带来多大损失，杨先生没有精确地算过账。但他估计，如果顺利的话，整个下半年能补回来就非常不错了。

中午十一点，“华元芝大娘手工水饺” 的老板刘阿姨正在给客人煮着一份水饺，十六只，她盯着锅，等着水滚开，饺子飘到水面上。

叮咚一声。“美团外卖来新订单啦！” 又是隔壁卖白斩鸡的。同样一个外卖系统，别人家的 “天天嗷嗷叫”，她的一天不响一声。

把这个门开开、关上一天就是 1000 元。刘阿姨脑中账单算得精确：房租一个月 28000 元，垃圾处理费一个月 400 元，物业费 560 元。“你说怎么能承受得了，两个月连门都没出，两个打叉的封条封着。” 她道。

去年 9 月搬到普陀区新村路时，刘阿姨满打满算寻思今年 3 月能 “翻一把”。门店开在一个商务广场里，小份水饺 15 个卖 16 元，大份水饺 20 个卖 22 元，对周围的上班族和社区居民来说很实惠。

刘阿姨从辽宁来上海 20 年，水饺店开了就有 20 年。凭借这 20 年的经历，开这家店时，她向朋友借了 12 万元，“心里蛮有把握”。她曾经在城隍庙、四川北路等好几个地方把店做得红火，每天只经营午餐晚餐两个时段，就足以利润丰厚。

搬到新村路时，她做好打算，用半年时间 “养” 一个店。她从原来的积蓄里拿了 7 万作为备用金抵消房租成本，“这个月生意不好，差一万我就添一万；如果挣了两万，我就添 8 千。”

没成想，3 月刚过一周，疫情就严重了。店开两天，封两天，开两天，封三天，折腾了一个月，到 3 月 31 日中午十二点完全封掉。等到能重新营业时，刘阿姨的备用金早已空空如也。

在 6 月 28 日允许堂食之前，每日营业只能靠外卖和自提，日收入从一天 3000 多元降到不足 1000 元。说话间，她打开手机上的收款工具 “收钱吧”，采访那天是 670 元，再前一天是 804 元。

刘阿姨给朋友写了欠条，用人品担保肯定会把钱还上。但任何话都不生效了。对方每天发长长的语音条来催债，还转过来一条视频，题目是：《欠钱不还的人，好日子到头了》。刘阿姨用手划拉着聊天界面，委屈涌上来，“我借钱不是不还，我只是现在没有实力还。” 来上海 20 年——她总喜欢用这句话开头——这次是栽得最重的。

2000 年，刘阿姨把读大学的儿子送到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和 24000 元积蓄一路南下。她要在上海做生意，还要做大，不为别的，她心里攒了一口气。她和丈夫感情一般，生在上海的婆婆总嘲弄她：“做大生意来上海，做小生意你不要来上海。” 刘阿姨不服，“哪个生意不是从小做起的？”

在城隍庙豫园附近，她（自称）走破了四双鞋找铺面，从安仁街 111 号到 177 号，刘阿姨的水饺店一开就是 17 年，饺子从 5 个一元，卖到 1 个一元。

刘阿姨一个人在上海支撑起她的家庭。收入分成三份，一份打给留守在东北的丈夫，一份转给孩子，自己还剩一些打点生活和生意。儿子毕业后，刘阿姨给孩子 “找媳妇、结婚、买房、买车”，加起来两百多万元，都是她一个一个饺子卖出去攒起来的。

把一生都奉献给饺子了，刘阿姨想到自己这些年，想来想去觉得真是满辛苦。上海是一个远比东北更有消费活力的城市，她总听人讲纽约，讲巴黎，知道巴黎香水好，她就开始向往巴黎，想 70 岁之前去那看看。她也给自己买过不少好衣服，品牌货，想，一个中老年妇女，鼓捣面粉也不能亏了自己。每天开门营业前，她都会花点时间打点下形象，为自己画上全包眼线。

刘阿姨原本想过了 65 岁之后就把店交给员工运营，自己半退休，在后台指挥。5 家分店，每个店抽 4000 元，一个月也有 20000 元，足够她去外面玩一玩。她还着手为自己注册了一个商标，叫 “华元芝”，像老干妈陶华碧一样，把自己的照片嵌在里面。

今年过年期间，刘阿姨在脑海中策划了一场 “饺子改革”。她想开发一种 “儿童饺子”，设计一种新的盐油比配方，缩小尺寸，一盘能比现在多卖三元。她写了好几条改革思路，一条都没实行呢，就停下了。

2020 年疫情之后，店里客人少，租金付不起，关掉周浦店时，店内设施变卖掉，得了 1500 元，刘阿姨自己添了 500 元，请员工们吃散伙饭。员工哭了，她也哭了，几个人抱成一团。

后来，几家分店相继关门，只剩新村路这一家。从 3 月底封控开始，一直到现在，刘阿姨都和店员住在店里。封控期间没事做，她就想店里的生意，想找到一种烹饪方法，把面条做出菜味儿。

5 月 31 日，刘阿姨得到通知说第二天可以复工了，高兴得不行。商场保安经过门口，问，今晚你不出来玩？原来，周围商家都在做庆祝的准备，隔离烤羊肉串那家人已经开始切肉了。解封了，大家都高兴，晚上 12 点，商铺群里大家都睡不着，有人提议出来庆祝一下，刘阿姨第一个报名。

“管它电子不电子的，能响就行。” 她也不泡脚了，两脚拿出来擦了擦赶紧打扮打扮，到广场去。早有人在广场上放起了歌，停车场保安拿着喇叭喊：“解封啦！” 刘阿姨他们就跟着一起喊：“解封啦！”

大伙在广场上放电子鞭炮、跳舞，喝完了一箱啤酒。第二天一早，刘阿姨 6 点多就起来了，先打扮打扮自己，把封控前穿在棉袄里面的内搭外穿，还把棉鞋剪成了单鞋。那几天，刘阿姨心情都不错，6 月 5 日她回家拿换洗衣服，还找了间理发店剪头，回店里的路上，她买了脆皮鸭和炸鱼，跟店员开了一瓶牛栏山庆祝。

只是很快，她的心情又不好了。外卖系统把她弄得一团晕，美团、饿了么都不好用。她的饺子定价低，平台扣点又高，22 元一份饺子，通过外卖她只能得 16 块，卖一份亏一份。

房东的催租信息也跟着复工一道来了，也是每天连珠炮一样的问。说到这个话题，刘阿姨会特别熟练地背起国家政策，她将其解读为：如果发生天灾人祸，房东应该为租户免除 3 个月房租。

刘阿姨最近一个月的生活就在和大房东、二房东磨房租中度过。她也知道，房东也是个人承租，3 个月损失落在谁身上都不好受。便提出三方每人承担一个月成本，但二房东不同意。在磨损中，刘阿姨每天都会觉得内疚，她自认为是一个愿意做事的人，生意做砸了，二十年的奋斗白搭了。

生意人擅长于算账，不过有些账还是不算的好，算太细了会伤心。上海两位连锁餐厅的主要负责人朱老板和周老板都是这个态度。

复工的 6 月，损失没有停。他们经营的品类都不太适合做外卖，一个含面食较多，每天单店外卖也就 30 单；一个做的是火锅，外卖单数是个位数。他们的大部分餐厅都开在商场里，虽然冷气十足，但没太多人在解封后去逛没有堂食的商场。

疫情之前，朱老板 9 家门店一共 400 多号员工，复工后少了 1/3 还多，在小区门禁解封时，很多员工都回家了。复工后，由于并不能回到正常的经营状态，员工只按上海市最低标准领工资，也就是不到 2500 元。

回到店里，后厨惨不忍睹。土豆发芽，大葱开花，白菜变成一滩水。从西北空运过来的肉类也过了期限，几乎全都丢掉。员工进去打扫时，戴了三层 N95 口罩还能闻到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臭味。

每天光是房租的租金就要将近 3 万，再加人力成本、店铺能耗，封控和复工的第一个月，损失大概是 “一个月一辆法拉利，或者三线城市一套房”，朱老板说。

据周老板了解，一些两三年前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没能挺过这轮封控带来的损失，一些原本在盈亏点徘徊的四五家分店相继关闭了。

网上有人曾提出，餐饮企业可以借此机会转型做预制菜，周老板并不认可这是个真正的机会。他今年 50 多岁，一辈子做餐饮，有些理念一直坚持：做食物生意，最好的是堂食，第一时间尝到食物最好的状态；然后是外卖；做预制菜，几乎是光谱之外的选项。

6 月 28 日恢复堂食后，火锅是最受欢迎的，有些店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其次是中餐，大概是之前的 50%；快餐更差些，有的只有从前的 40% 甚至更低。

周老板很清楚，眼前的景象是暂时的。想要彻底回到往常的水平，不要看现在店里的人流，只需参考这个指标：去逛商店的人还像以前一样多吗？

6 月 1 日，老板海燕和 3 位花艺师打开花坊的门，灵巧的绣球、优雅的铃兰、充满生命力的向日葵全都收起了花苞，变成掉落满地的落叶、黏在花瓶上的霉菌、挂着蛛网的枯枝败叶。

海燕已无意计算损失。“过去的都过去了，出来混最重要的是出来。” 她的内心只被一个想法填满：终于回来了。回来就好了。

平时九点半下班的花坊，6 月 1 日那天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半。腐烂枯败的植物带来了巨大的保洁压力，海燕和同事们整整打扫了十个小时，所有人都累到 “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虽然还没正式营业，仍有几位老顾客下单。第一单是用固定电话打进来的，只要一支红玫瑰。海燕把花包好，送到顾客手上时，对方慨然：“终于能看到花了。”

一些老顾客专门开着车过来看看，他们只想确认花坊还在。海燕在一两米外，示意对方心意已领，不必进门。刚从两个月的封控中出来，“保持距离” 的念头还挥之不去。

营业之后，卖得最好的是芍药。4、5 月本是芍药最好的时候，封在家中的人们错过了盛放期，解封后都想赶紧抓住花期的尾巴。夹在花束里的写卡片，内容大都和疫情相关，送花的人希望收花的人一切都好。

复工比想象中压力更大。员工一夜之间可以回去（只要小区放行），但花材有运输周期，进口品种价格还上涨了 15%。维罗纳花坊有 100 平方米，海燕想让花店能 “希望满满地迎接客人”。

作为 “大户人家”，她大手大脚习惯了，以往每次进货都是一万、两万块地买。她想到 2020 年 5 月疫情缓和后，巨鹿路的店迎来开业 7 年来销售额最高的一个月，月流水 20 多万。3 日那天，海燕下定决心，进了 1 万多元的货。到了 4 日，她就后悔了，“货有点多了，人有点少了”。店内客流量比封控前少了 2/3，员工却得正常付薪水。

鲜花保质期短，海燕将多出来的花好好包装，免费送到老顾客们的家门口，花束里插上卡片，上面写着：人见不到，花来见你。

6 月 7 日上午，街道突然通知，因为有人复阳，得再次关店。海燕的心情又转向复杂。她听说巨鹿路上不少小店店主选择直接停业，等疫情彻底结束之后再重新开，反而成本会更低。“我是肯定不会关掉。” 海燕说。“辛苦经营的事业、一起打拼的伙伴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岚灵花鸟市场的复工从打扫卫生开始。6 月 1 日，商户们回到市场后，进门首先迎接的是 “嗅觉冲击”。经营花店的马女士形容那种味道 “你无法想象，真的是臭气熏天”。

然后是 “视觉冲击”。鱼也臭了、猫也死了，植物 “就跟大山里被火烤了似的”，老鼠屎从里到外全部都是。马女士形容那副画面，让她 “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

复工第一周，马女士只忙两件事：搞卫生和接电话。市场只从上午 10 点开到下午 4 点，中间还要消杀，相当于只能上半天班。

期间不断打进来的电话来自于公司客户。马女士的店主要经营带盆的观赏性绿植，以年为单位和公司签租赁协议，付月租，每周派工人上门为植物浇水施肥。

封控两个月，公司大门紧闭、工人也走不出家门，楼宇内的植物全部干死了。客户不理，电话打进来：“我两个月没有用到你们的花，你能给我减免费用吗？”

减是没法减的。马女士只能说等一等，物流刚恢复，进新的植物得三四天才能到上海，还要消杀。挂了电话，她讲，“真是摊在谁头上谁倒霉”。一家公司的绿植成本大约 5000 元，一共 20 家公司客户；复工了要给员工照发工资；俩月不营业，没有进账……这账算不下去了。

吉师傅店里一堆好猫，不少是从国外进口的，一只成本就要 2 万 5，还拿到了世界猫协会认证。吉师傅提早退休开了宠物店，好好照料细心养，小猫从店里出去 “一般没有低于 6000 的。3 万、2 万的也有。”

二月底三月初，四只进口种猫被接进店里，还没等适应环境，就封控了。6 月 1 日回到市场，四只种猫死了三个，损失 75000 元。还有 8 只母猫在封控中生育小猫，按照吉师傅平时的能力，8 个猫生崽，总共能活下来 40 只。现在活了 12 个。

母猫生产完，没人帮她打针消毒喂催产素，不仅没奶，身体还不好，怎么能带好小猫？“疫情期间也没有办法” 吉师傅说，“有些东西也不要片面地说，不管任何时候，小猫都有死亡的。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市场营业人流慢慢恢复到原来的三、四成。虽然还没有人买走一只猫，不过，能开门营业，就很开心。吉师傅讲，“正常时候也有一个月不开张的，做生意就是会这样。”

搬家师傅李维（化名）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周，每天都会接一两个订单。下最多订单的是公司。有的人说，“桌椅柜子都不要了，都给你们了”；还有的留两个员工指挥干活，老板没来，说是身体原因不方便。

搬家搬的是人的家什，每次装进货车的是不同人的物品，也是不同人的生活。少于五个箱子、东西简单的，大多是农民工或者小商贩，小区封控解除刚一解除，他们赶紧 “打道回府”；也有东西非常多的，接受采访那天上午，李维帮一位年轻女孩搬家，5x2x2.5 米体积的依维柯货车车厢，几乎被女孩的衣服塞满，她在 KTV 工作，解封后从四川北路搬到常德路，月租能省 1000 多元。

6 月 2 日，李维接到的第一单，是封控前本该完成的。双方约好了时间，第二天，李维的小区被封。一解封，对方赶紧联系他搬掉。这么着急是因为：多留一天，两边就要多给一天的房租。

最近，李维在抖音上看到一家公司要倒闭了，他在下面留言说：如果需要搬家，可以免费提供车和人。“大家都挺不容易的，能帮就帮。” 他说。

听说 6 月 1 日凌晨全市就 “解封” 了，出租车司机黄师傅当时就想出门。心里的激动抑制不下去，他一晚上都没睡着。

黄师傅从重庆下辖的地级市来上海打拼，封控两个月，他窝在月租千元出头的市郊出租房里，缺乏物资，也没有收入。

早上七点，黄师傅终于开着车出门了。路还是原来的路，但感觉不太一样了，繁华地段并不像往常早高峰，看不到人流车流涌动的迹象。

黄师傅把原来的油车换成了电车。虽然电车的月承包费更高，但油价涨得更快，利润空间越挤越薄。很多出租车师傅都想换电车，班长体谅黄师傅生活条件困难，家里老母亲还在住院，帮他率先通过了换车申请。

6 月 1 日那天生意不错。黄师傅从早上 8 点一直跑到凌晨 3 点，中间几乎不休息，赚了 2100 元。餐厅还未开业，他在路边找了家快客便利店，买了两盒奥利奥、水和一袋小面包，早午晚饭分三顿吃完。

从 2 日开始，生意就开始往下走。单日收入都在 8、900 元上下，最多一天也不过 1100 元，黄师傅说：“这都是堆时间堆出来的。”

起初几天，他每天都能拉到几个远程单，三四个去飞机场的，八九个去高铁站的。有的一上车就抱怨：“关了这么久，我怎么样反正都要回去的。” 黄师傅的想法是一样的。他非常想回家，几乎只有这一个愿望。

封控期间，他不能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为了交上昂贵的治疗费用，他向车队队长借了 2 万元。这两个月，房东怎么也不肯免他房租，黄师傅手上钞票见底，还不得已向比他小很多的朋友借了两千多元交房租和话费。

他本计划再用两三个月，吃吃苦，把欠的债都换上，就回到家人身边。但就在昨天，7 月 5 日，黄师傅发来消息说，他已经回到了老家，因为他的妈妈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