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5岁，躲过了裁员，却没躲过老板的PUA

早上九点，江羽准时到达位于深圳CBD的办公室，伴随着电脑开机画面在屏幕上滚动，她用余光扫了下两边工位上的新面孔，目光没有过多地停留。

这不是第一批新人，也不会是最后一批，江羽早已对他们失去了好奇心，因为他们绝大部分都“活不过试用期”。现在，公司人员流动性很大，老人几乎都走光了，新人来一拨走一拨，江羽才在公司呆了两年，很多面孔就都不认识了。

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发的第一条视频，就是“我，某厂，被优化了”。但留下来的人，也未必能好过。

刚入职时，江羽和公司都踩上了互联网经济的风口，虽说一线运营的销售底薪只有6000-8000元，但加上提成、绩效等，每个月扣除五险一金之后，能拿到2万元左右，而现在，大家都是在混底薪。

裁员在江羽的公司已经进行了N轮，刚刚提升为中层的她，还曾被迫按优化的要求，劝退过一个员工。“其实那个员工并不是能力不行，也不是绩效太差，只是裁掉她的成本最低。”

公司盈利变差，办公氛围也逐渐让人感到窒息。一到下班点，老板就开始在全公司转悠，看谁到点就下班，给了江羽他们无形的心理压力。时不时还会突然跑到几个中层身边问，“今天业绩怎么样？”如果不在位就发企业微信，企业微信不读就发微信，“老压抑了。”她感叹道。

加班，不仅成为业绩压力下的必然选择，还被老板拿来当做“勤奋工作”的标志。

被业绩压迫，被老板PUA，在她看来，如今生活在互联网公司，就是活一天算一天。

“要是真被裁了，就回家躺一阵子休息一下，如果降薪，就欣然接受，好歹饿不死，工作尽力而为尽人事听天命，熬到下半年市场情况好了，再跳槽。”

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里，王珞丹饰演的文嘉刚完成自己的工作准备下班，就被领导追过来安排工作任务，她刚刚表示希望第二天再去，便被领导数落，“你是总监还是我是总监，老板花钱请你过来，不是指挥我的。”

这几个月来，江羽的公司陆陆续续裁了好多人。每当看到有老同事不断收拾东西离开岗位时，江羽就会想，目前负责的业务只有她能做，短时间内不太好找人替代掉，然后安慰自己“还好还好”。

原先江羽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半，午休1个半小时，每天8小时工作制。但如今公司营收不好，老板只能在态度上做文章。自此，江羽再没准点下过班，通常是晚上8点才离开公司，“你的态度就是加班，加班时间长就说明你努力你勤奋，我们本来双休，现在要求周六也要来义务加班。”

比加班更让人失望的是，随着业务收缩，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不信任感开始增强。

以前，江羽和同事在工作之余会聊聊天，公司也有下午茶福利，大家一起点奶茶，感情上就会亲密点。

从3月开始，公司营收一直在成本线上下徘徊，所以老板开始降本，从控制加班费、补贴开始，后来逐渐到裁员。去年江羽所在的办公楼，整个一层都是他们的，今年因为营收差，入不敷出，直接退租了半层，然后大家挤在一起办公，不分部门，按人头算工位。

人心不稳，现在同事间基本不会交流，要是有业务往来，就在企业微信上说一两句，解决了，就没然后了。

疫情期间，江羽居家办公了一段时间，公司发通知，要求每天上班前部门开早会，下班开晚会，管理层要随机抽查员工在不在工作，有的部门还规定了消息回复时间不能超过xx秒。“老板像防贼一样防着员工，这也怪不了我们对公司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毕竟信任是相互的。”

“薪资比较高的，就拿30%做绩效，70%做底薪，而绩效与业绩完成度、工作态度等方面挂钩，说白了就是变相降薪。”江羽说。

然而，如今的无效加班并不能给公司创收，因为对接的业务变少，江羽和同事的任务量上不来，每次加班，员工也只是玩手机或干自己的事。

面临同样问题的还有晓静。在进入这家新公司之前，她找工作找了8个月，“再也不敢冲动裸辞了。”晓静说道。

她刚刚来公司3个月，部门就发生了变动，直属大领导辞职，整个部门加上她现在就只剩下3个人。

原本安排在手里的好几个活儿突然没了，她听说是合作商那边撤掉了合作。“我们商业化部门，绩效占大头，现在一周最多跟一个项目，有时候没活儿干，我和小领导坐着和电脑干瞪眼。”

晓静明白，降薪是没跑了，如果是以前，她会放弃入职，再找合适的工作，但经历过长期失业的她还想“苟一苟”，庆幸的是，她已经过了试用期，但这仍然不能让她完全放心，“不能为公司带来收益，还是会有被辞退的可能性。”

“我的工作地点在上海，而团队base在北京，我们公司绩效分为A到E五个等级，因为异地负责的本就不是核心产品，很多流程协同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虽然能让整个运作环节效率提高，但这些东西都很难用数字量化，所以一般自己的绩效会是C，去年年底却给了D。本来绩效D只是取消年终奖，我不想申诉，和领导撕破脸，想说算了，但今年3月却突然改口说绩效D的员工全部要被裁员。”

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叶子可以接受主动离职，但用绩效逼她走的行为，她不能接受。在追问下，叶子终于知道了自己绩效为D的原因。

“有一次北京团队内的组员犯了严重的错误，把我安排为承接方去处理问题，本质上我也只是做了信息传递，最后却把核心错误归结到我身上。”

叶子明白，这是领导觉得异地管理不方便，用绩效去掩盖自己当时的决策错误，把她的岗位优化掉，但她不想白吃这个哑巴亏。

“对于一个一直被同学、老师或者领导、同事都认可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伤自尊的行为。当得到了不公正待遇，我心里有很强的屈辱感。”

《平凡的荣耀》中郝帅在被领导PUA、故意针对后，越级向上投诉，但领导不仅没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反而身陷囹圄，成为了全公司的笑柄。

近几个月来，老板变相逼退员工的事件愈演愈烈，有人在网上抱怨，因为员工降薪50%这样的客观因素导致的员工工作懈怠，积极性下降，却要算她管理能力出现问题，和老板理论，最后却被一句“受不了就走，我不缺人”打发了。

实际上，无论是降薪、无偿加班还是绩效无故降低，都是公司在减少和回避主动裁员的补偿问题，是一种迫使员工主动离职的变相裁员方式。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对《凤凰WEEKLY财经》表示，这是因为互联网公司受到宏观经济大环境影响，以及互联网行业发展遇到行业困境，面临生存危机。

不过，他极力反对用暴力裁员降本增效，降薪、无偿加班、绩效无故降低等行为涉嫌违反《劳动法》，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太好。

为了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叶子仍在和公司周旋。“有点可笑的是，第一次电话通知我被裁员的HR已经被裁掉了，但我还没走。”

“我觉得三四十岁的年龄，应该是一个人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然后在疯狂变现的一个阶段，而不是说在这个阶段之后，你就完全没有价值的一个阶段。”

“互联网公司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早期整个工作的模式其实全是靠人力堆的，员工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积累职业技能或者是人脉。离开了公司之后，真的什么都不是。”叶子说。

江羽也看出，互联网一时半会儿恐怕难以恢复，她感觉自己目前的业务越来越糟糕，想跳槽，但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又很迷茫，她的岗位是产品策划，干的却是整合营销的活儿，“我们是一个成人教育类的公司，卖视频课，主要是对其中一个产品线的销售额负责，做营销做策划做产品，但公司划分很杂乱，所以我的岗位定义也很杂乱，我都不知道我属于什么工种了。”

入职两年来，江羽从事过许多原来职责范围内没想到的、“出圈”的新工作任务。“比如公司有了公众号、抖音等几个流量渠道，老板希望拓宽流量来源渠道，让他们找自己还能做什么渠道，然而新任务不具体不明确，拓新业务很难直接下手。”江羽抱怨道，“我们老板不是深入业务型，只催我们要结果。”

拓新业务没有进展，老板虽然不会直接批评，但总会拐着弯地施加压力，单独把人叫去会议室问进度，周会问进展，结果不好，就问有没有其它办法，有没有解决方案，催得江羽头大。

以前江羽还会做3年、5年、10年的规划，现在根本不会做，因为变化太快了，“今天这个事情还是个风口，明天就变了。”

张雪峰指出，每个行业都会具有周期性，不论是水利、电力、铁路、公路，还是互联网，都曾经经历过繁荣发展的时期，当水、电、铁路、公路等发展成为一种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就会迎来“夕阳”，互联网行业也不例外。当这种基础设施铺设好了之后，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人才需求就会大大降低。

害怕失业的江羽在减少一切非必要支出，钱能不花就不花，买了点金条，剩下的存着或者做一些稳定性高的投资。

同时，她也在盯着一些开拓副业的门路，比如她偶尔会接点写稿的工作，或者是包装课程老师的个人IP，这和主业相关，能力也可以复用。

除此之外，她之前上了快一年的私教课，想着要是真失业，自己还可以去做健身教练。

江羽知道，她的终点不会是互联网。大二开始去互联网企业实习的她，到毕业经历过2家互联网企业、1家跨境电商企业，当时觉得还是互联网好，机会多，有些小领导还很年轻，说不定自己也有机会，30岁之前能升个总监。

但如今，她不再抱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而自嘲道，“35岁失业后开个杂货店卖卖可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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