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当一个失业的中年人“表演”上班

作为每个人都必经的历程，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会在职场里经历什么？当满屏都在讨论中年职场危机时，它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题，也不是一个饭后八卦的话题。

它更像是一个可借鉴的前人经历，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如何从一开始就规划好自己的职场，如何时刻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或许才是我们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她先是来到附近的自习室，团购一张“畅学一日卡”，在里面待到第二个孩子幼儿园放学的时间；中午，点一份炒粉外卖，坐在自习室外面的餐桌上吃完。招聘软件上，她投出的简历总是显示“已读”，但毫无回应。事实上，整个北京还在招聘的公司也没几个她能胜任的岗位了——38岁，女性，已婚已育，两个孩子，所有的工作经验都在教培行业。姚梦寒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失业人口的最典型画像。

这之前，她在互联网教育大厂从事学前教育。更早些时候，父母曾把卖掉房产的几百万交给她去投资，而后那个介绍她投资项目的朋友一直推三阻四拒绝还钱。报警后才发现，所谓的朋友一直在朋友圈兢兢业业营造白手起家人设，一路靠诈骗实现了阶级跃迁。

姚梦寒失业后，家里的经济支柱仅剩下丈夫一人。催缴房贷和信用卡欠款的短信、来电通知频频响起，姚梦寒只要一听到电话铃声就会心跳加快、手脚冰凉，不堪忍受的她把手机永远调至静音状态，但账单依旧纷至沓来。她把失业的消息告诉了丈夫，并叮嘱他一定要向公公婆婆隐瞒住这个消息———由于和公公婆婆、两个孩子挤在60平米的老破小里，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秘密。一旦在工作日的白天出现在家里，她可以从老人脸上读出那种难以掩饰的恐惧：维持现在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如果一个人失业，那日子还怎么继续撑下去？

还有更多让姚梦寒无力承担的重压：婆婆身体不好要做手术；父母的卖房钱被骗，现在租房子住；老大要上学了，老二幼儿园排不上位；房贷还不上了，几百万要不回来了，而骗子还在逍遥法外。

遗书早就已经写好，就夹在自己每天画简笔画的本子里，家人帮她收拾遗物的时候应该可以发现。这封很长的绝笔信里，她写了对父母的愧疚、对婚姻的遗憾、对两个孩子的不舍。而写得最多的，是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

心灵感应般地，丈夫在这时发来了微信：“你信不信劫后余生？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熬住，就是一切！”看到丈夫的话，姚梦寒蹲在地上号啕大哭。不知哭了多久，她突然觉得，自己现在去死有点儿“太亏了”，“我应该亲眼看着骗子把钱吐出来后锒铛入狱。”

她的一头长发松散地扎成马尾，颓然地垂在脑后，头顶上可以看到清晰分明的缝隙。前段时间，她因为过度焦虑而脱发，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暄”了起来——这是一种北方人形容馒头在蒸熟过程中快速膨发的词汇，她觉得用来形容自己因情绪导致的过度浮肿恰如其分。

她语速很快，在投入叙述自己的遭遇时会忍不住落泪，但同时也可以敏锐地注意到在她周遭逡巡的蚊子。她迅速拍死蚊子的那刻，似乎可以感受到她在孩子熟睡后在一旁驱赶蚊虫的场景，可以看到她在孩子试图摸家里电门时的厉声呵斥，以及她打电话给区教委投诉自己家老二排不上公立幼儿园时的怒不可遏。

失业前，姚梦寒是一家“幼小衔接”机构的老师。为了让孩子上小学后学习不至于太吃力，很多家长会在公立幼儿园的最后一年，选择把孩子送到这样的机构，进行学业训练与思维开发。

“这种模式是违背孩子天性的。”姚梦寒说，在她供职的教育机构，每个工作日从8：20到16：30，这些四五岁的孩子要不间断地学习，只有午餐过后有十分钟的走路时间。

2020年初，因为疫情，培训转为了线上，几个月后才恢复至常态的线下课程。但没过多久，“双减”开始了，虽然主要针对的是K12阶段的学科教育，但学龄前儿童的学科辅导也受到了波及。直到2021年3月底，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将这一产业彻底连根拔起。

那段时间，失业就像悬在姚梦寒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何时就会落下。公司氛围愈发紧张，对老师的续课率及满意率的考核要求也愈发严苛。几乎每天都有人主动或被动离开，没过多久，整个公司也土崩瓦解。

“因为公司再怎么谨慎，也顶不住有很多学生家长打电话给教育局投诉。”姚梦寒说，“比如，有的孩子上魔方课学不会，老师可能会说，如果实在玩不转就算了，也不一定非要学会拧魔方。但家长会想，别的孩子都会了凭什么我的孩子不会，于是向教育局投诉，反正搞超前辅导也是违规的。他觉得他的孩子没学会，别的孩子也不能学，应该把这个一锅端了。”

“疯了，彻底疯了。”在姚梦寒看来，家长们的集体“鸡娃”是导致她失业后崩溃的根本原因——一想到孩子要上学了，六年之后要小升初，九年之后可能在“普职分流”中被分流去学厨师，她就忍不住唉声叹气、独自流泪，“我能兜住自己的底，但我兜不住孩子的底”。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独生女，父母一直教育姚梦寒要努力学习、自食其力。大学时，她念了一所南方的985高校，后来回到北京念了一所更好学校的硕士。她明白，如果父母知道她失业了，会非常失望。她也会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失业之后，她不断问丈夫，“你觉得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对这个家没有一点儿贡献。”

“他说我是他的精神支柱。”说到这里，姚梦寒脸上漾起了笑容，“可是‘精神支柱’这个词太虚无缥缈了，随时会坍塌，我觉得这根柱撤了换另外一根柱子也可以。更何况过日子更需要金钱。我看过一个调查，说是用父母两个其中一个人的生命换3000万，你换不换？很多人选择了交换。如果我的生命可以换一笔财富足够我两个小孩长大，我是愿意的；在没有道德绑架的情况下，我觉得孩子也应该是愿意的。”

一开始，她打算马上找到一份工作无缝衔接。但一刷招聘软件，发现留给35岁以上劳动者的岗位不足30%。作为一个二胎妈妈，她不能出差、不能长时间加班、因为要接送孩子上下学还不能离家太远，“所以人家凭什么要我啊？”

她有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一家健身美容公司主管，人到中年，去了一家稳妥的国企做HR。同学明确告诉她，即便是国企也不会要35岁以上的女性：未婚未育的很可能入职后马上结婚备孕休产假；已婚已育的，有一胎的担心会生二胎；生完二胎的又会面临无比繁杂的育儿琐事。尤其在当下，孩子们居家上网课需要全职看护，一般家庭牺牲的都是妈妈的工作。

姚梦寒又考虑创业，做育儿类自媒体，贩卖积攒了十几年的学龄前儿童教育经验。但她只懂如何生产内容，不知道怎么营销推广。虽然每晚都看直播间的母婴专场，但她搞不清楚一个合格的主播如何才能脱颖而出。创业之路还停留在空想阶段。

家里的情况也不允许她失业——得知自己的毕生积蓄被骗后，父亲因为高血压进了两次医院，但因为不想造成她的心理负担，一直瞒着她，她是后来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所以失业的消息她丝毫不敢透露给父母。公公婆婆也有几十万被骗走了，但毕竟隔着一层，他们始终没有开口问她这件事。有好几次，姚梦寒觉得婆婆就要开口了，那个当下，她赶紧转身进了厨房或者洗手间，婆婆的话似乎被她的背影堵在嘴边，家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静默。

但为了圆上一个谎言，必须撒更多的谎。姚梦寒的父母虽然退休在家，可每天都会准点收看早上的《朝闻天下》、中午的《新闻30分》和晚上的《新闻联播》，茶余饭后也会和街坊邻里闲聊。他们发现，政府在大力整顿课外辅导，邻居家的小孩去上辅导班也要东躲西藏，于是忧虑地问姚梦寒的工作是否正常。每到这时，她不得不想出一套听上去更严密的话术。她告诉父母，自己考取了一个名为“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证书，已经转型做家庭教育内容研发；而家庭教育，国家已经出台专项法律来规范和鼓励，不在“双减”范围内。

“感谢疫情。”姚梦寒说。因为前段时间北京疫情管控，很多公司居家办公，她也不必像去年那样每天出门假装上班，中午吃咸得要死的炒粉。她可以光明正大地不出门，但因为公婆在家，她还是要时不时地关上门来，伪装成在线办公的样子。“他们可能臆测我关着门就是在上班，我就任由他们臆测，不解释。”

她还要想象，上班的人是一种什么状态：“要关注时事，要思考问题，要有精气神，而且作为一线老师，跟孩子们还要有接触互动。”于是，在每天的餐桌上，她会装成“上班的人”该有的样子，聊一些公司轶事和教学经验，让公婆觉得，她是真的在工作。

关起门来的时候，她有时会拿起碳素笔，静心画一幅简笔画。生完两个孩子后，姚梦寒几乎没有过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她也会经常和朋友联系，纾解一些焦虑，或者让别人给她困顿的现状一些看法和建议。她发现，身边很多同龄人，甚至包括以前在职场上认识的“90后”们，也都失业了。她的一个中年朋友，原本经营一家教培机构，“双减”失业后只能在家躺平。帮他在家里看孩子的母亲隐约知情，但每天早上都会在厨房制造出“叮里哐啷”的噪音把他吵醒，逼迫他走出门去假装上班；她认识的一个“1993年的小孩”，在健身房做私教，因为疫情，五月份的收入仅有100块钱。“大家现在都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是不是都是像我一样在表演上班呢？

生活在南京的樊鹏，原本供职于医药试剂公司，公司生产的试剂主要卖给各大高校、科研机构或者卖往美国。疫情之后，高校停课、物流停运，公司不堪重负，解散了几乎所有的员工。

失业后，和父母同住的樊鹏开始假装上班——每天，他吃完早餐后出门，去往同一家肯德基坐上一整天，因为肯德基是父母绝不会去的安全地方。待得时间久了，他会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大王卡”来帮肯德基员工完成月度指标，报酬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可达鸭，挂在闲鱼上出售一只可以卖到将近40块钱。他也会用悬浮秒表来抢茅台酒和洋酒，再转手出售赚取生活费。

有一次，他中午困得不行，回家睡午觉。酣眠之际，突然听到门口钥匙碰撞的金属声，于是他火速弹跳起床，躲到卧室的窗帘后，等家门再次关上才敢出来。眼下他正在考虑明年过完春节去找个工作，“不是都说金三银四嘛，明年肯定有一堆拿完年终奖辞职走人的腾出位置来”——已经在家躺了13个月的他，去年也是这样说的。

成都的赵腾也是2021年被裁员的。彼时，因为意外成为了时空伴随者，赵腾的健康码变黄，无法乘坐交通工具，也无法出入任何公共场所。之后，在家隔离的他开始感冒发烧，隔离一周后，公司通知他被辞退了，但因为扁桃体发炎，他连申诉的话都说不出来，只好无奈接受。

没想到在家里一躺就是半年。父母不知道他失业的事实，他也非常谨慎地在春节、端午节前去超市买米、油、咸鸭蛋，装作单位发的节假日礼物寄给家乡的父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问：失业的中年人们，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有人回复他说：“可以干外卖、快递公司卸货、辅导班晚托生接送、食堂临时工、门帘安装师傅辅助工、家电清洗。这是我这一年干过的事情，骑驴找马，慢慢熬过现在。”

一家四口在北京每月的生活费加上房贷车贷接近两万块，都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维持。姚梦寒的丈夫从事会展商务行业，疫情之后，各种电影节、音乐节、会议等频繁取消，丈夫的收入也至少降低了30%。因为无力缴纳一些商业保险，姚梦寒选择了退保。但按照当时签订的合约，中途退保只能退还很少一部分钱，之前缴纳的大部分费用都打了水漂。

退保的钱花完后，她过上了透支信用卡额度的日子，渐渐地，姚梦寒开始接到催债公司打来的电话。有些会用威胁的语气问她家住在哪里，给她寄一份账单或是起诉书；还有人威胁她银行征信坏掉了，小心孩子上不了学。

姚梦寒一听到手机铃声就会心跳加速、全身发抖，她把手机调至静音，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在网上查询“父母征信有问题是否会影响到孩子上学”。为此，她还专门咨询了做律师的朋友。那个朋友告诉她，起码义务教育阶段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又一次，她接到催债电话后，一边发抖、飙泪，一边冲对方大吼：“你别骗我了，律师都说了义务教育阶段不影响上学！我家孩子上高中是九年之后的事情。我现在要是拿仅有的钱去补信用卡的窟窿，孩子没饭吃能不能活到九年之后还不一定呢！”

但催债的电话有时会打给她的父母，做了一辈子工人的父母惊恐地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只好继续编下去，“都是电信诈骗，你们看到外地的号都别接就行了”。

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上学，是姚梦寒的一个顾虑；但她更大的顾虑是，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身体出问题，她都没有积蓄和现金流去支撑治疗费用。她失业没多久，她的婆婆因为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医院建议他们立即做手术，初期手术费用是七万元，需要马上打进医院指定的卡里。她和老公心知肚明，家里根本没有七万块钱。他们通过朋友咨询了另外一位专家，那位专家建议不做手术保守治疗，她发自内心地愿意相信这位专家的意见更为权威。他们让婆婆出院回了家，但婆婆再没能力帮他们带孩子，一个人独居在二环内狭小逼仄的平房里。

但即便再捉襟见肘，姚梦寒也没有停掉孩子一学期几万块钱的课外辅导班。“双减”虽然声势浩大，但仅仅是让公开进行的课外辅导转为地下。深耕教培领域多年的姚梦寒知道，她认识的很多家长，在孩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就请好了“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九门学科的一对一辅导老师，每小时的辅导费用都在千元左右。姚梦寒也通过个人关系让家里的老大上了性价比最高的语数外在线网课，还要购买配套的教辅材料、APP会员等，“一学期两三万根本打不住”。

“北京的内卷太严重了，像我们这种平凡家庭的小朋友，他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跟着卷，不然长大了可能连饭都吃不上。”在姚梦寒看来，两个孩子，就像是两个置身于井底的生命，需要用很多很多的钱填进去，才能把孩子给捞上来，看一看更开阔丰饶的世界。有钱的家庭可能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孩子捞出井底，但像她这样的家庭，可能终其一生都只能奋力扩大一下井口的大小，让站在井底的孩子能够看到的天空尽可能大一些。姚梦寒说，每年各区的“政保生”“条子生”可能就把名牌中学的入学名额占到三分之一或更多；而想要在“小升初”阶段跻身海淀名校，很多家长会让孩子报名参加“很牛的竞赛”。那些比赛，仅仅是报名费用，就需要上万元。

姚梦寒能感受到，孩子在学业竞赛中备受挫折。她家老大在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有一次回家路上突然对她说想报一个数学课，因为班上的某位小朋友已经上四年级的课了，而自己还只会进退位加减法。那个小朋友拿了几道加减乘除混合计算的题目给他看，他甚至看不懂算式符号，“他觉得自己被秒杀了，就是尊严被同学按在地上摩擦的那种羞辱感。”

姚梦寒反思，她之所以会被骗、会失业，就是因为自己过往的人生过于顺遂，把人性、社会想得过于单纯，但竞争是残酷无情的，“所以我要让孩子们知道，社会非常不公平——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知道用什么手段跟你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你一旦被淘汰了就毫无出路。如果不告诉他们这些，很可能以后他们长大了就会像我一样，面对世界观的坍塌，非常痛苦。”

所以，姚梦寒开始着意培养孩子们的竞争意识，“过去我会告诉他们，你做好自己就行了，不用管别人。但现在我会告诉他们，不管你们在做什么，都得看看别人在干吗，自己是不是已经被别人甩在后面了。”她觉得自己的教育初见成效——家里的老大跟她说，幼儿园的老师布置了一个知识点，嘱咐他们只要了解即可。但他现在已经会想到，别的小朋友可能不只是学到了解的程度，可能有人已经偷偷背下来了，所以他也要背下来。

“他现在的危机意识很强。”姚梦寒露出满意的笑容。“比如，有些事情他不想去做，我会跟他说，你不做可以，但你要自己承担不做的后果与风险。他现在一听到‘风险’两个字就非常警觉，然后会主动把这件事做了。”

在这种焦虑紧张的家庭氛围下，孩子还有一些改变是她意想不到的。比如，她发现大儿子开始说脏话，虽然家里没有一个人会爆粗口；幼儿园老师也告诉她，孩子偷偷把幼儿园的橡皮泥拿回了家，现在同班的小朋友都在孤立他，说他是个“小偷”。

姚梦寒当即向老师表示，自己家里不缺橡皮泥，孩子不可能因为想要这个东西就去“偷”。但是因为孩子上的是公立幼儿园，她不想跟老师发生什么冲突，所以还是跟老师道了歉。

回到家里，她告诉孩子，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拿了不属于他的东西是不对的。但孩子反驳她说，“你不是说想要什么东西就去努力争取吗？”姚梦寒和孩子解释了很久后，灰心丧气地发现，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和教育他拥有“分享”“奉献”这些朴素美德之间，有着她自己也没想明白的矛盾冲突。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告诉他，你要去拼去争。”姚梦寒说。她心里藏着一个故事，打算等孩子再大一些就讲给他听：在走人行横道的时候，正常的交通秩序应该是“红灯停，绿灯行”。但红灯还亮着的时候，所有人都选择了闯红灯，只有一个人遵守交通秩序还站在原地不动；而等那个真正遵守规则的人看到绿灯开始行走的时候，来往的车辆会默认行人都已经通过了，它就会撞倒那个真正守规则的人。

“我要让孩子懂得，不要考虑什么制度规则的公平性，凡是嚷嚷不公平的人，都是因为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不要过度相信规则。”姚梦寒觉得，这是自己失业后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