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彩礼，59岁的老张在工地拼命

那一年，他跟着一大批平均年纪五十多岁的同龄人颠沛流离，往返胶州、青岛两地，每天只想着一件事：能找到一份工作。

并非道听途说，以我的家乡为例，三线小城市，经济水平始终排在下游，被称为“山东最穷市”，然而彩礼方面达到了全省第一。

从几年前的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五元钞票、一千张百元钞票、百张五十元钞票，十五万以上）、到如今的两个九万九、四个九万九，数目可谓一路飙升。关键在于，在彩礼之外，还有房、车等必需品需要置办。

上年12月，我有个朋友举办婚姻，不算婚宴，全部花费计算下来也达到了两百多万。

最关键的，同样也是我最有疑问的，在我们这个平均工资不到3500元的小城市，家庭居然能负担得起这么大的开销。

张哥和我是老乡，但不是我们厂里的员工，用他的话来说：“我是我儿子的员工。”

今年春节期间，我一个朋友从外地自驾返乡，因疫情原因，进出需要街道办开具返乡证明。当时我恰好刚从工厂回家，也闲来无事，便坐车来到临市与朋友碰头。

朋友到达已是晚上，老友重逢，见到对方都比较兴奋。一番打闹过后，朋友说：“先找个地方吃饭，我们俩一天就吃了一桶方便面。”

这时，一根香烟忽然从后面伸了过来，我吃惊地转过头，看到后排坐着一个抱行李箱的中年男人。

男人很瘦，个子不高，约摸有四十来岁。他身上套着一件迷彩大衣，眼窝深陷，脖子、手臂和脸呈现出浑浊的焦黄肤色，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但猛地看一眼，总感觉哪里有些奇怪。

因为不熟，又加上年纪相差较大，我跟张哥没什么互动，即使有，也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一路上两个人都很局促。

朋友为缓和气氛，开玩笑说：“张哥爱喝酒，你也爱喝酒，你俩还都喜欢抽红塔山，多有缘分。”

话一出口才意识到不对，正想找补，张哥却接上了话茬，洒脱地说：“就是，还不是穷才抽这烟。”

这就是我第一次遇见张哥时的情景。憨厚、老实、和善、和我一样普通，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

我以为是相亲、请客什么的找人拦酒，就说不去。朋友则说这次请的人我认识，老张，是队里的事儿，他怕他自己一个人应付不了。

朋友说的这个“队”是装修队，规模不大，约二十人。他的某个亲戚是领班，常年活动在辽宁河北两地。说是装修，主业却是安装电梯，副业才是腻子瓦匠的活计。也因为是力气活，风险高，能接受的人不多，所以工资很可观，行情好时一个月能拿到一两万的工资。

刚出家门，就看到朋友的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我坐进副驾驶，笑骂道：“你是算准我会去是吧？”

朋友先是颓丧地点了下头，又说：“从法上说，不得罪人，从情上说，得罪人。”

再次见到张哥，或者说张叔，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一次看见他会有种奇怪的感觉了。问题出在头发上。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眼皮松弛，皱纹蔓延，皮肤焦黄，疲态尽显，而头发却展现出不属于这个年纪与状态的乌黑明亮。

再次见到他，他就像秋天迅速枯萎的野草一样，并不浓密的头发上出现许多白点，头顶上方硬生生空了一大块，两侧发鬓处的几撮头发潦草地覆盖在上面，看起来十分凌乱。

在此之前，朋友已经向我简单说明了情况。之前装修队属于民间运营，没有固定的体系，对工人除了硬性的能力要求，其他方面的规定不多。但这种没有资质的团队仅能从第三方手里接活，虽然自由、工资高，但极不稳定。

今年，装修队与一家外包公司达成了合作，注册了经营许可证，有了标准的人员管理体系。

朋友说，像老张这个年纪，若想正式纳入正式工，最棘手的是保险问题。不仅要提供体检材料，还要有指定的担保人、负责人，但非亲非故，公司里没人愿意作此担保。

另一方面，这一行本身就是高危行业，从年纪和体力上看，公司认为老张已经不具备任职的资格，哪怕平日里他的表现不错。

因为是同乡，关系又不错，朋友和亲戚商量了一下，觉得当面说清楚要好一些，看起来也更重视这件事。

再见到老张，他仍是那副既憨厚又局促的模样。他一直在笑，两只手时而挠头，时而交叉在一起，像不知道要放在哪儿一样来回乱晃。

位置是老张选的，一间狭小的鸡汤馆。店外没有招牌，没有厕所，为了节省空间，桌椅板凳设置得很矮。

老张骑的是电瓶车，到了有一会儿了，车篮里放着一瓶酒，是“赖茅”，包装如出一辙，但产地却是山东。

这时坐在对面的老张把我们的杯子拿了过去，笑得有些牵强，边倒酒边说：“我知道你找我啥事。这个不用说，今天算我请客，你们是年轻人，给我拿拿主意。”

朋友的脸马上红了，忙乱地跟老张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声音很小，磕磕巴巴，我坐在旁边都很难听清。

老张耐心听完，洒脱地挥挥手，笑着说：“我知道，今年过完年要队里没活我自己也走了，没啥对不起的。”

张哥让给我一支烟，满意地说：“你们是年轻人，懂得多。让你们说，像我这个年纪，应该干点啥好？”

我想了想说：“活儿还是不少，厂子、服务员……我觉得在咱家干个保安不错，轻巧还自在。”

老张自嘲地说：“说是这么说，年轻人还用不过来呢，风险又没我高，谁会用我。”

我跟朋友尴尬地对视一眼，半开玩笑地说：“都这把年纪啦，在家享福多好，攒那么多钱干什么。”

在此之前他和妻子一起经营着家里的六亩地，一年两收，农闲时便去干临时工补贴家用。家境虽不富裕，但人知足常乐，几十年过下来，也没觉得有什么遗憾。

儿子小张上到初中，打架辍学，一直在社会上游荡，工作倒是有，就是人不正经，胡吃海喝，剩不下什么钱。

后来小张交了个女朋友，谈了半年，老张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撮合两人赶紧结婚。

之后一切都挺顺利，女朋友没意见，找媒人往娘家传话，娘家也没意见。等老张带着礼亲自上门，没聊两句就傻了眼：“彩礼十二万八，不算三金，城里买套电梯房，买辆车，彩礼不回。”

老张说，他活了几十年怎么都没想到，就这短短几句话，让他背上了近一百万的债务。

老张流了半辈子汗，家里的积蓄也不过十万块钱。他起初设想，等小张说定亲事，用这笔钱在村里给其盖一栋二层洋房，实惠也显着气派。但要按娘家人的说法来，把这笔钱掰成十半也不够用。

老张先是研究，把各种渠道和方式都算了一遍，想到了犯罪才肯妥协：短时间内凑够这笔天文数字简直异想天开。接着他拉着儿子找娘家人谈，谈了四次，娘家人稍微松了口：车子可以缓缓，房子可以首付，其他东西不能变。

然后两家人的事儿就成了爷俩的事儿，小张很喜欢这个女朋友，不肯结束，也知道老张把祖坟卖了都凑不够这笔钱，于是怂恿着老张动用关系借钱，把地做抵押进行农业贷款。

两人为此天天吵架，吵到后面，小张一连几天都不回家，回家又准说这事：“爹，你得支持我。”

没过多久，一件事的发生直接扭转了局面，老张不支持也不行了——小张的女朋友怀孕了。更让老张意想不到的，这是老张妻子的主意。

妻子知道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又可怜儿子，就给儿子出了个馊主意——生米煮成熟饭。妻子认为，女人最忌讳的就是生过孩子，一生孩子，“价格”就往下掉了，找下家也难。

但真正等到怀孕，情况恰巧相反。女方娘家人发现后，召集家里的男性亲戚气势汹汹地来到张家讨要说法。人家也不废话，就俩选择，趁肚子看不出来马上结婚，不然报警。

说到这，老张有些感慨，苦笑一声说：“你说哪里人彩礼要得多？农村人。还是有着以前的观念，觉得嫁女儿就是卖女儿，不要个好价钱，面子上都过不去。哪里人娶农村人？农村人。咱说门当户对，城里人也看不上农村的呀。再说哪里人穷？还是农村人。你说这，啥苦难事儿都狗日的落在穷人头上了。”

一个月内，老张和儿子小张前后各处借了30万元，又在一个星期内将这30万元连同家里的所有积蓄花了出去。老张说，那几天他总感觉自己前几十年像没活过一样。

他算了一笔账，算上房贷、其他贷款和外账，按照一年的收入，他要还二十年，还是不吃不喝的前提下。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也被剥夺，土地已经租了出去，他已经没了能够创造出价值的东西。

小张结婚当晚，他看着自己那双焦黄且布满老茧的手，人生中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几天后，只带了一身换洗衣服的老张乘火车来到省会济南，在工地干泥水匠。选择干泥水匠有几点原因，一是工钱足，二是熟人引荐，没有年龄限制，三是对他来说，生活上也没有什么选择。

但在这点上老张又有了错误判断，工地的工钱虽高，但老张进入的队伍是项目结算，即不管多长时间，只有项目干完才会发放工钱。又巧在项目工程涵盖三栋楼房的建设，施工才到了三分之一，而工期已经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老张干了两三个星期，头发白了三分之二，还患上了高血压。他经常把欠款短信一个不留、翻来覆去地看，看得心里燥热，脑子里一团乱麻，但又无计可施。

他所在的工地一线工人年龄相差不大，平均在四十七八岁左右。但即使最年轻的工人，头发不是花白就是秃顶；即使最老的工人，身上不是背负着房贷就是彩礼。

他们多数情况和老张相同，半辈子务农，人生过半遇到儿子结婚，生活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干起已经不适合他们的工作。老张半无奈地半开玩笑说：“我那批老工友，出门干活都是为了儿子。”

老张在工地期间认识了一个比他年纪小几岁的诸城工友，工友白天在工地上班，下午歇班就去跑外卖。两人认识熟了，也提议老张和他一起干。

那年老张年纪尚未超过55岁，也正赶上外卖员紧缺，外包公司同意老张入职，但不给签劳务合同、不买保险。并签署了一份证明材料，即老张若在工作期间出现事故与公司无关。

老张被说得稀里糊涂，又稀里糊涂签了字盖了章，当天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手机、一身装备和一辆送餐车。

起初老张跟着工友跑了几天，送晚8点至凌晨2点时间段，跑得挺顺利，一夜下来能有四十多单，一单四块钱，多时一夜能跑两百多块钱。

济南属于盆地，三面环山，夏天闷热得厉害，没有一丝凉风。夜里爬楼送餐，感觉空气都是凝固的，呼出去的跟吸进来的空气一模一样，老有缺氧的感觉。

有天老张在外卖员指定的饭馆吃饭，听到旁桌有两个年轻的外卖员聊天，说明天去补办健康证，没有健康证跑不了。老张心有疑惑，靠过去问。两个外卖员也觉得诧异：“没有健康证你咋跑的外卖？”

老张把前后因果说了一遍，两人相视一笑，接着把老张的手机要过去，问老张叫什么。老张说了名字，外卖员把手机屏幕呈到他面前：“老师傅，你被骗啦，这上面的实名认证不是你。”

外卖员说，像老张这种年纪，虽然能用自己的身份配送，但隐患太多，一般的外包公司都不会收。但外包公司又有着送单量的业绩压力，才会找老张这种年纪的人进行“人员顶替”。没签合同，出了什么事都在老张头上，跟外包公司没关系。

听到工资照发，老张松了口气，只要不被发现，他不在乎违规那一套。外卖员又说，这种情况多是熟人介绍，不然外包公司不敢要，熟人也会得一笔介绍费。

听了这话，老张心里挺不是个滋味，他本以为工友是帮他，没想到到底还是因为钱。

下了班，老张在公司门口等工友回来，两人走了一路，老张也想了一路，最终小声地说：“这钱咱俩得平分。”

老张在济南白天上工地，晚上跑外卖，连轴转干了三四个月，人消瘦得不成样子，头发也白完了。这期间，他挣了钱就赶紧还账，钱在手里停留不超过十分钟。

小张仍然在家，和儿媳妇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住。因为没钱装修，买的新房迟迟没有要钥匙，要了钥匙就得付物业费。儿媳妇生了孩子，是个孙女，生的那天老张没能赶回去，但还挺欣慰，少了以往期待孙子的那种偏见，最起码以后儿子能轻松一些。

儿子一个月工资4000左右，儿媳妇没工资，单是供应家庭就捉襟见肘，更不要说有能力还钱。说是父子俩一起承担，到最后压力还是都到了老张身上。老张也知道，“小孩要喝奶粉，要游泳，要吃好的，儿媳妇花钱也大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工期结束后，老张留在济南继续送外卖，白班夜班都跑。他陆陆续续从其他外卖员那里听到了外包公司压价的信息，才得知夜班一单正常能到7-8块钱，于是找站长谈了几次，相应涨了0.5-1.5元。

老张发现这个路子越来越不好干，仅仅几个月，他光是账号就换了五个，有时还会出现异常操作的提醒。有和他一样的老人教他，用儿子的身份认证，让儿子拍几段挤眉弄眼的视频，或者把头发染黑，再有面部识别时找个阴暗的地方就能糊弄过去。

还有各种各样的送餐技巧，比如敲门要小声，没有电梯的送餐点要装作气喘吁吁，随带问一嘴垃圾要不要帮忙扔下去。同样的，像“用餐愉快”这种话尽量少说，能让顾客对你有好印象，除了年纪是优势，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要让顾客共情。

老张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午夜单，一个写字楼，顾客用红包点了一份黄焖鸡米饭。送到后接餐的是个女孩子，老张跟她聊了两句，知道女孩是本科生，毕业两年，月工资扣除社保仅有4000元。说到这老张忽然变得很高兴，脸上浮现着幸灾乐祸的神情，他说：“一个大学生，毕业两年才四千，我小学都没毕业，一个月能有一万多呢！”

老张彻底与外卖绝缘是几个月后。外卖平台的人脸识别力度更大了，更频繁了，甚至送着单都能跑出来，时间也不固定，如果完成不了，账号直接就给封了。老张队里有个人，就是因为盗用其他人的身份信息被查出来，罚了一千块钱。

权衡之下，老张只得无奈退出，再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找工作，但问题也随之出现——没有地方要他。

那段时间，老张碰了不少壁。到一个厂区，明明名单上说了年龄不限，但别人都是立马上岗，只有他要回去等消息，直白一点的，干脆说他不合适。做兼职也是，明明中介招20人，人尚未满，他去报名就成了没有名额。老张心急如焚，却也只能干着急，没有一丁点办法。

后来老张来到了青岛蓝村，在这里认识了一批与他同龄的求职工人，有经验的告诉他，像他们这种没有年纪优势的，正式工、合同工想都不要想，只能把眼光放在兼职上面。

兼职也有技巧，首先要把头发染黑，报名时戴着口罩，最好找不押身份证的中介，五十五岁就说四十五岁，五十岁就说四十岁。再不济买包烟送给中介，请中介吃顿饭，只要中介肯去，就说明有戏。

于是人生过了一半的老张开始重视起形象，染发、化妆、挺胸抬头、吐痰不发声音、穿时髦的运动装。

那一年，他跟着一大批平均年纪五十多岁的同龄人颠沛流离，睡过五块钱的大通铺，睡过工厂里的空荡车间。他们往返胶州、青岛两地，每天只想着一件事：能找到一份工作。

在各种工作里，老张最喜欢力气活，抑或工厂里的计件工，他信奉着“多劳多得”这个准则，想把自己即将迈入暮年的身体价值变现到最高。

时间来到2020年开春，新冠疫情暴发，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到全国各处。

老张记得很清楚，他离开家的时间是2020年的小除夕，青岛有个制衣厂要招五十个兼职在春节期间赶工，工资很诱人。当时疫情虽已见趋势，但上涨得并不迅速，也只在湖北一带，老张很轻松地就搭了一辆顺风车来到青岛。

没过几天，疫情开始往其他地区蔓延，感染者的数量也呈直线上涨，乃至山东一带都出现了疫情。

老张记得，临进工厂的前两天给中介打电话，中介让老张不用担心，该开工还会开工。到了预期那天，则变成了会开工，但是要等，开工后电话通知。说到这老张笑骂一声，他说他等了两年，到底也没打电话通知开工。

时间到了2020年的正月初十，老张明显感觉到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街道上一天消毒五六趟，停在火车站门口的黑车不见踪影，不仅各大工厂、工地不允许开工，连公司、饭馆也迟迟不见动静。

那天，他所居住的大通铺也被人下了驱逐令，说人员聚集过多，不安全，要求人员立即撤离。老张说：“说是为了疫情，为了安全，但像我们这种的，没饭吃比疫情更不安全。”

街道办统计好身份，做好检测后，为老张在内的所有人购买了回家的车票。这一天所有人都很沮丧，有人说，看这架势，不停个一两个月不算完。也有人说，停不停一回事，身份都给上报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回来。

老张不说话，只默默地抽烟。红塔山1956，软包，烟丝很硬，烧得慢。正常速度下，抽一根要花5-6分钟，但这次老张抽了一包，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这天晚上，老张想起了以前关系不错的一个中介，他偷偷下了楼，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给中介打了个电话。中介说现在确实有工厂正在陆续开工，但目前多数是医药厂和食品厂，还都是大厂，因为疫情，年龄限制卡得很死，老张不好进。

中介知道老张的情况，想了想又说倒是有些小的厂子缺人，他应该能安排进去。但老张这种情况，证明材料和保证书都要有，还得给街道写证明书。中介愿意当他的证明人，但作为代价，除了指定的费用，老张的时薪也要分一半给他。

第二天，中介就来接老张进了工厂。工厂也不小，主要生产口罩和酒精，老张听老工人说，原先工厂是主生产医疗套装的，口罩本是附属品。本来工厂效益很差，没想到这次因祸得福，老板反而狠狠赚了一笔。

听到这话，老张总会做些不切实际的梦，幻想着自己能以何种方式忽然大赚一笔。他想过很多种方式，譬如在单位里受伤，得到一笔大额赔偿金；又或者不经意间买张彩票，中了一百万的天价奖金。

但马上他发现，他没有保险，也不会舍得花钱买彩票，他连做白日梦都不具备条件。

厂子管吃住，加上疫情管控得越来越严格，平日里老张很少出门。印象深刻的是正月十五那天，老张出门买烟。坐地铁，13号线，从董家口坐到两河。

车站里等车的只有几个人，都在玩着手机。那趟地铁他等了三十多分钟。走进去，车厢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出了站，更是人迹罕至，五分钟内路过的车屈指可数。昔日的年轻国际化都市彷佛停转了一样寂静无声，变得像老张一样老。

老张在医药厂干了三个多月，五月份，又辗转至其他工厂。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老乡，老乡原先是做装修的，散工，哪里有活儿往哪里跑，按天结算，工资不低。这时眼见疫情逐渐平稳，工地陆续复工，装修队也开始招人，老张有意跟着老乡一起干。

做散工最大的好处是只看技术，不看年龄。老张跟着老乡到了地方，工头只问会些什么，商量好价格，直接就可以上工。

老张喜欢干这类活，钱多，自由，管饭，中午还会一人发一瓶啤酒，最起码不会提心吊胆。当时工期赶得急，连小工一天收入都有300到400元，且当日结算。对于老张来说，那仿佛是段生活最后回光返照的日子。

几个月后，工程量开始减少，老张的工作场地从原先的工地变成了私人住宅。工期开始减少，一个任务不超过三天就能完事，随着劳动力的增多，老张也从人选名单里移为备选。

老张说有件事他很对不起带他入行的老乡。当时两人闲置了近一个星期，租住在重庆中路附近，每天都十分焦虑。那天之前带他们的工头接了新任务，急着开工，但瓦匠只要一名。

老乡比老张年轻几岁，若要竞争，老张没丁点机会。老张思索一阵，没有告诉老乡，而是用老乡的信息为自己报了名。老张说这件事时没有为自己辩解，他只是说：“没办法，我真没办法。”

这之后，老张辗转多处工地，去了多个城市，最终受人引荐，来到朋友的装修队里。几年来，他从没签过任何劳动合同，没办理过保险，签得最多的是保证书。他始终为“不签合同、不买保险属于违法”这件事惶惶不安，他怕被人发现，没有了工作干。

这几年，钱还了不少，眼下没有一开始那么迫在眉睫了。但因为没钱装修，房子的钥匙还没要回来，小孙女也到了快上幼儿园的年纪，盘算下来，情况跟之前相比没什么变化。

唯一不错的是儿子，这两年换了工作，在县化肥厂干销售，一个月能有六七千块钱。儿媳妇也开始工作了，干服务员，一个月小三千，最起码两人的压力能小一些。

老张对自己的身体是有预知的。随着长期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年纪增长，他感到了力不从心，少了很多干劲儿。

他说他的反应慢了不少，有时候精神过分集中，别人叫得再大声也听不到。他的腿上出现了静脉曲张，肝脏也有了毛病，血压则一直高居不下。

说到这，老张看着朋友，表情得意地说：“上个月在沧州干电梯，我一个人焊一台，你舅还说让我别那么拼命。”

那顿饭从晚上八点吃到凌晨两点，三人酒量都不错，加上老张带的一瓶“赖茅”，又喝了两箱啤酒。

但说到最后，我跟朋友也没给出合适老张的建议，能试的老张都试了，不能试的老张也尝试了个遍。像我们这种对生活满腹怨言的人，给不了一个拼命的人什么建议。

老张与我们的无奈不同，仍十分开朗，他用酒杯碰下了桌子，一饮而尽，笑着说：“活人还能被工作难死？”

他说他准备等过了十五到江苏看看，干这种活，越大的城市越不能去，虽然给的钱多，但人多，规矩也多。他听人说，江苏的工地六十多岁都有人要，他有技术，找活也容易：“趁这几年还干得动，再抓紧干两年。”

后来我在工厂里跟同事秦小军说过这事，秦小军听后没有惊讶，而是说：“我们那边到处是这种情况。”

我所在的厂区在浙江，有次看到一篇报道，说浙江省建筑业农民工年龄在51-60岁之间的占比达到30.61%。有时在路上看到年纪偏大的工地工人，我总会下意识看成老张，想着他们是否也跟老张一样，在人生的下半场，为儿子的彩礼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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