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方泄露数据中的劳动案件分析｜数据研究 | 服务业劳动观察

前几天，上海某机构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其中有25万笔个人资料和25万笔“110报警台”的案件数据被作为样本公开释出。后续，有研究者分析了个人资料的出生年份、姓氏分布，发现其非常符合中国人口普查报告的数据分布[注1]。这样的结果表明该释出的数据样本集具有高度随机性，有一定的分析价值。我们针对这25万笔案件数据，进一步尝试研究和分析其中与劳资纠纷、工人处境相关的案件。

- 上海市各区劳动案件数量与该地区外来常住人口比例呈正相关，集中在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静安区。静安区属于主城区，劳动案件数量高的原因尚不明确。

- 民警对劳资纠纷的处理总体呈现消极态度，以告知解决方法和要求当事双方自行协商为主。但是，仍有38.2%的民警选择介入调解。从迫使执法部门回应的角度看，劳资纠纷报警并非完全无用。

- 工资类型案件中，服务业的纠纷占主要，但建筑业和制造业则有较高比例涉及工人集体行动。其中，工人报案中主要是希望寻求民警介入处理工资纠纷；而雇主方的报案则大多是因为工人所采取的抗议行动，希望寻求警察保护。

- 求职类型案件中，招聘诈骗为主要报案原因，其次为中介费争议。主要的招聘诈骗来源于网络平台求职，诈骗金额多在1000元以下；中介费争议以要求劳务中介退还中介费为主要原因。

- 工伤类型案件中，建筑业/工地是工伤报警案件最多的来源地，其次是制造业。252起汇总到的工伤报警中有11起案件明确提到工人在工作中死亡。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次上海某国家机关泄漏的数据中包含的结构化信息并不多，每笔数据只包含案件简要描述、编号（可以获取报案年月）、地点等信息。要想从大量数据样本中获得较具结构且可供分析的内容，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势必要做出取舍，我们采取了两种分析的策略（下文详述）述。另，本报告虽尽可能采取相对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但也因释出的数据占总数据比重低，分析结果也可能与实际存有一定的出入。

在本研究中，我们尝试设定两类分析对象：“纠纷类型案件”与“劳动案件”。其中，前者指的是在案件简要描述中存在明确的类型纠纷指称，这些指称包括“劳资纠纷”、“情感纠纷”、“停车纠纷”等等。纠纷类型案件在全部案件中有54912笔（21.97%）。我们使用“纠纷类型案件”的特定指称主要用于考察不同纠纷类型所占的比重为何，劳资纠纷与其它纠纷类型在数量上有怎样的差异，以及警方对纠纷案件的处理等问题。

但是，仅仅分析“纠纷类型案件”中涉劳资议题的警情显然是不够的，仍有大量涉及劳动议题的案件并没有被民警在警情描述中回报为“劳资纠纷”，或是存在错误回报，例如拖欠工资的争议常被回报为模糊的“经济纠纷”。所以，我们在针对“劳动案件”涉及的具体争议内容的分析中，采取另一种数据处理的方式，即采取在全部25万笔数据中，设定广泛的劳动相关的议题关键词（如工资、招聘等，具体请参考第五部分）进行搜索，尽可能呈现整体案件库中涉劳动案件的议题词频，分析劳动领域的日常争议要点。

结合上述两种数据收据和分析方法，就劳动相关的案件而言，我们搜集到一共1892笔警方明确描述的劳资纠纷案件、1697笔劳动议题关键词案件。这两种类型个别案例存在重叠，合并之后劳动相关案件案件共计3022笔。对于下文的分析，在“（二）不同报警纠纷类型的比较”和“（四）警察对劳资纠纷的处理”的两小节的分析中我们仅使用1892笔明确的劳资纠纷案件；在“（五）劳动案件的议题”部分，我们则只使用了数据库中1697笔劳动议题关键词案件；在“（三）劳动案件的空间分布”部分，我们使用了3022笔两种类型重叠后的劳动案件，这样处理是为了尽可能涵盖更多劳动案件，让空间分布的统计更合理。

在总数据中，剔除一些个别的问题数据后，我们最终得到249,980笔可供分析的案件。图一是所有案件按年份分布状况。可以看到，数据集中大部分案件都是在2010-2019期间发生的，不包括疫情爆发之后的案件。

一般来说，公安部对于群众报警分为三个主要类别：违法犯罪、公民求助以及纠纷。这次的数据样本集全部近25万笔案件中，大部分案件都是违法犯罪、公民求助类型，其中纠纷类案件为54912笔，占比为21.97%。劳资冲突、劳动问题等通常被归类到纠纷类警情，我们将此类统称为劳资类型的纠纷，为我们本次的主要分析对象。

我们透过词语统计、筛选及标注，将其中主要的纠纷类型进行区分，得到主要纠纷类型在各年度的比例（图二）。其中，“劳资纠纷”的筛选词包括“劳资纠纷”、“劳务纠纷”、“工伤纠纷”，“工作纠纷”，“工资纠纷”（所有纠纷类型的筛选词因篇幅过长无法在此展示，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获取）。2005年及之前的案件因为数量过少，我们在数据呈现中省略了。

上图中亮黄色为劳资纠纷（工伤纠纷、工资纠纷、劳务纠纷等均包含在内），2010年后的比例稳定在3-5%。我们首先关心的问题是：劳资纠纷在报警案件中的数量如何？与其他主要纠纷类型相比是多是少？

根据图中的分布，劳资纠纷的数量在各年度主要纠纷类型中约排在第六位，除个别年份外与司乘纠纷基本相当，同时，劳资纠纷的数量约为消费纠纷和经济债务纠纷的一半。可见，劳资纠纷在纠纷类警情中不是少数，劳资相关的冲突、议题在社会生活中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因为劳动案件总量有限，我们的空间分布仅分析到区的层级。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上海常住人口数最少的区崇明区有63万人，人数最多的浦东新区则超过568万人。我们在计算过程中考虑到各区之间常住人口数量的巨大差异，没有呈现原始案件数量，而是呈现各区每10万常住人口的劳动案件数量（图三）。因为数据主要分布在2010-2019年期间，我们的对于各区常住人口的计算采用了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和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数据的平均值。

上海目前一共有四个区的外来常住人口超越户籍常住人口：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这四个区也刚好名列劳动案件发生频率的前五高地区。它们都是上海郊区，为汽车制造、化工、电子等劳动密集产业的集中区域，这个结果符合预期，也暗示大多数劳资纠纷的当事人不是主城区的户籍居民，而是各行业从事基层工作的外来务工者。图四展示了各区外来常住人口比例与此数据样本集中劳动纠纷案件的相关性。

唯一的例外是位在主城区、传统上被视为富人区的静安区，意外地发现也是劳动案件高发地。其背后原因是目前的数据无法回答的，我们提出几个可能的原因：（1）静安区职住比高——就业岗位数量与在业人口数量的比值高——即在此工作者中大量人口常住在其他区。（2）静安区服务业发达，一些静安区的劳动案件发生在服务业。（3）静安区是不少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工人可能实际工作场所不在静安，但是来此找老板讨工资、要求工伤赔偿等。

另一个很常遇到的问题是：被老板拖欠工资，报警有没有用？工伤赔偿出现问题，可以找民警吗？在百度搜索中，绝大多数文章对这类型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用，警察不会理你，你应该去找劳动部门”。但实际上，许多第一次遇到问题的工人仍然会尝试进行报警。民警如何处理劳资纠纷的报警？这个数据集提供了一些答案。

我们从劳资纠纷案件中随机抽取150笔数据进行标注，结果如图五所示（处理方式不明的案件原有44笔，占28.5%，为方便说明已省略）。这样的结果与一般的认知可能有些差别。民警对待劳资纠纷并非完全置之不理，尽管大部分记录中民警的做法是相对消极的，只会告知当事人去找劳动部门和司法途径或者要求当事人自己协商，但仍有38.1%的民警会选择以调解的方式介入纠纷。不过，数据集中对于处理结果的记录极少，我们无法评估民警介入对于工人是否真正有利。

我们透过对劳资相关纠纷的词频分布进行研究，发现工资争议、求职/招聘、工伤是其中的三个议题。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分别就这三者进行考察。对于每个议题，我们会先使用与之相关的关键词进行过滤：

并且，我们剔除了其中与盗窃、丢失有关的案件，确保每个议题类别筛选出的案件符合率超过90%。在具体分析中，我们都采用了随机抽样100笔进行人工标注的方法。这样的方法虽然不能达到最佳的准确度，但仍然可以呈现总体的趋势。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在我们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以工资为议题的案件主要是雇主欠薪、工人讨要工资，也有个别案件是工人收到预支工资后跑路。对于这些工资纠纷案件，我们关注：报案人是谁？为什么报案？是什么行业的工资纠纷？工人抗议是否涉及集体行动？

在行业部分，工资纠纷以服务业为最大宗（图六）。但建筑业和制造业则有较高比例涉及工人集体行动（3人及以上的讨薪行动），建筑业19个集体案件中有5起，制造业14个案件中有4起。

图七（手机需横屏看）展示了工资类案件中报案人和报案原因之间的关联。可以看到，工人报案中较高比例是希望寻求民警介入处理工资纠纷，一般是拿回被拖欠的工资。而雇主方的报案则大多不是针对工资问题本身，而是因为工人所采取的抗议行动。资方选择报警明显是希望获得警方“保护”。这些抗议行动包括暴力（威胁）、电话骚扰、上门堵人等，其中个别工人所采取的行动偏向暴力或骚扰手段，例如：

**报警人XX来所报案称其在某地办公室内收到以前的一个被开除的叫XX的员工的短信称要要回2012年5月份开除他时的工资，从2012年5月份开除至今，已有多次收到过对方的短信、电话等骚扰，故现在来所报警求助。

**劳资纠纷，对方要叫保安过来打人…报警人Y今日是为结工资到店内，因不满对方拖欠工资在办公室内抽烟，引起店方不满欲叫保安上来。经民警做工作，双方答应协商解决此事。

**Y到浦东三林镇新春村某老板Z处讨要工资，后发生争执，闻讯赶来的Y的弟弟C也与Z发生口角，后Y被Z持酒瓶砸伤头部并被其用碎玻璃瓶戳伤脸部多处(伤势待鉴定)。

**在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某地 近10名工人为要钱事宜，开轿车堵着厂大门不让进出。民警到场经调查是几个安装工人跟三一精机讨要工程工资引起的纠纷

此外，我们在分析时发现一个特殊案件，讨薪的工人不是针对雇主，而是针对区政府和信访办。这是我们详细查看的100起工资案件中唯一一个朝向政府施压的工人行动：

**2007年：S纠集了大约35人一起到嘉定区信访办要求讨要富运假日会所拖欠他们的工资。当天下午五时许，S等人带头到嘉定区政府3号门，堵在门口约半小时，导致区政府内车辆和人员不能进出，影响正常工作。后经民警劝说，这伙人被劝进信访办大厅。后至17时30分许，信访办负责人告知在场讨要工资的民工们，正常信访时间已过，告知他们明天再来，S等人执意不肯离开。后至当晚7时许，经信访办协调，拖欠民工工资的”王老板”至现场讲出条件，S等人带头反对，并扬言不让”王老板”离开，后这些人矛头指向信访办，僵持至当晚11时许，后在分局领导指挥下，对信访办进行清场，在清场过程中，T击打一民警脸部，后民警将为首的五人带所审查。

虽然从结果来看，工资没有讨到，为首的工人被带到派出所，可能会因为”击打”警察面临拘留。但在过程中他们堵区政府大门，在信访办僵持确实起到了效果——老板被“协调”至现场。

求职类案件可以主要分为两类：招聘诈骗与中介费争议（图八），其它类型的案件中包含了3起中介扣押证件。招聘诈骗占了一半上以上的报警原因，其中有23起案件（43.4%）是透过网络平台找工作时遭到诈骗，11起案件（20.8%）是遭到劳务公司诈骗。

图九整理了招聘诈骗的损失金额（删去损失不明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工人损失的金额在1000元以下，通常是工人被要求缴交中介费、体检费、押金、资料费、信息费、管理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后中介消失。而少数损失金额高达万元以上的案件则多是网络平台的进行的诈骗，求职者被要求配合完成高额刷单，例如：

**被害人Y在本区居住地上”百姓”网找工作，后其在一个自称是”北京龙天兴达建材有限公司”的网站聊谈，对方答应其应聘为该公司的业务”刷手”，前提是为该公司先购物五次，随后公司返回其本金和佣金…转出人民币13420元。事后发现被骗。

中介费争议相关的案件普遍缺乏较详细的描述，但其中部分案件提到“退费纠纷”。根据推测，这类争议应该包括求职者前往应聘后无法入职、求职者发现工作条件与中介所说不符后要求退还中介费、中介未即时介绍工作等问题。例如：

**L经营无证劳务中介公司，前段时间为Z介绍工作，收取中介费人民币200元。现Z以劳务公司介绍的工作与事实不符，要求返回中介费，引发纠纷。

结果并不意外，建筑业/工地仍然是工伤案件最多的发生地，其次是制造业（各类工厂），也有部分工伤案件来自服务业（主要是餐厅）和物流运输业（码头及物流公司仓库等）。此外，252起中有11起案件明确提到工人工作中死亡，但其它案件中具体的工伤严重情况较难从案件描述中得知。

2019-07-09 10：45：26，报警人在(报班长)金沪路某地食品城门口，称：40-50人(外卖员)现场闹事，阻止别人送餐，扎坏送餐电瓶车的轮胎，无人伤，无持械，同时建了一个罢工闹事的群，未造成交通堵塞，请民警到场处理。2019-07-09 10：45：26 ，金沪路某地食品城门口 ，民警到场，系饿了么外卖员工因外卖外送费用降低引起抵制，阻止别人送餐，没有扎坏送餐电瓶车的轮胎情况，无过激行为，民警现场劝阻。民警到场，经了解系外卖人员与沃尔玛公司平台因外卖路程费引发纠纷，集体停业，告知现场外卖人员自行离开。

2011年9月29日13时30分许，洞泾镇洞舟路558号汉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法人代表H、女、51岁、台湾人)员工近500人因社保金缴费情况无法在网上查到，怀疑公司根本未交，故引发罢工并堵塞公司大门及洞舟路，造成交通堵塞无法通行。民警到场后了解，汉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历年来与上海劲通劳务派遣公司(法定代表人W、男、38岁、江苏省人、公司地址松江区沪松公路211号)建立劳务派遣协议，按规定社保金等费用均由汉门电子交付劲通公司，由其上缴至社保中心。但由于目前员工在网上查询不到个人社保金上缴记录，故引起不满。我所民警会同劳动部门进行协调，现人员已被劝离。

2017年08月23日08时11分，报警人使用XXXXXXXXX报警称：在 松江 沈砖公路3129弄5号口门口 全场员工罢工 其中5-6名员工闹事 无持械 无激化现场 开着电瓶车堵住门口 请民警到场处理。民警出警至现场，经了解报警人W(男、48岁、江苏省泰州市)系劳务公司(在青浦)，在上址(佘山镇沈砖公路3129弄5号口门口)因手下员工与公司合同续签问题引发纠纷，到场处理。

查询中国劳工通讯（以下简称CLB）汇总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三起罢工案件中，其中饿了么众包骑手罢工已经被记录在内，而台资电子厂和松江卫生用品公司的罢工则未被记录。这也是正常的，该地图仰赖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而大多数罢工行动即使具有相当规模，但当事工人不一定会在网络平台发布相关讯息，或者相关讯息因网络审查而难以留存、被检索。CLB曾表示根据政府发表的少部分官方数据，目前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所记录的事件大概只涵盖了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5%至10%。

我们也可以粗略地利用这份上海数据集中的案件数量来简单推断上海罢工事件规模。根据2022年4月29日光明网的报道，上海市公安局长舒庆表示疫情之前110平均每天接警2.6万起[注3]。也就是说，10天的报警量就与这次泄漏数据集样本中的资料规模相同，若换成一年，则上海市可能每年就发生了超过100起成规模的工人集体罢工，不到4天就有一起。CLB对于2011-2019年间上海工人的罢工事件则总共仅记录到72起。

当然，要计算上海这样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型工业城市的罢工事件数量，25万笔报警案件的样本数据集仍然太小了，可能还有更多的劳资纠纷警情数据在原始的数亿资料库中。尽管这样的估算仍然不够准确，但从中看到中国工人在集体行动方面的动能不容小觑——即便在当下，网络审查已经令绝大多数的工人集体行动资讯在传播上销声匿迹，但不代表这些抗争没有发生过。

- 注1：人口学家、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Senior Scientist 易富贤分析本次25万的数据样本后提出，该数据代表性很强，数据分散度和随机性令人惊讶。参考链接

- 注2：这里提到的“罢工”指25万的数据集样本中，警方明确在案情描述中使用罢工一词来定性该案件，并不包括提及集体行动的其他劳资纠纷（也可能实际形式也为罢工）。相应地，在前文所第（五）部分所提到的涉工资相关的“集体行动”则是指案情描述中提到行动多于三人的情况，此种情况并不排除罢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