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感染病毒,妈妈更怕没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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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收入, 妈妈, 爸爸, 疫情, 姐姐, 病毒
涉及行业:服务业, 居民服务/修理/物业服务, 批发/零售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广东省
相关议题:失业
- 妈妈因为搬家后失去了工作,开始在学校附近摆卖小吃。
- 刚开始收入不高,但妈妈坚持下去,最终撑起了整个家庭。
- 妈妈的小摊成为了她摆脱冻人的冷气和死板工作时间的途径。
- 妈妈的小摊在学生中逐渐受欢迎,成为了一个小型便利店。
- 妈妈的坚定决心,让她不惜一切代价救治父亲。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小县城里,她的生活重心除了孩子还是孩子,却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掉过一滴泪。
我高中考上的是市里的学校,离家三十多公里。收到学校录取通知的那晚,一家人做了决定,借着这次学校的变动,搬离生活十年的小县城,到市中心去谋求好的发展。
新家的生活环境比县里好很多,没有清晨菜场喧闹的叫卖声,也没有臭气熏人的鸡鸭鹅屠宰场。但相对应的,一开始我们所面临的压力也大。
市区房子的租金是县里的两倍,加上妈妈原本超市导购员的工作因为搬家后距离太远而不得不辞掉,经济压力突然变大,仅仅靠爸爸一人的收入难以支撑全家生活。
妈妈没了工作,常常没事做就在街上闲逛看看招聘信息。可是以她的小学文化水平和四十好几的年纪,只能找到些时长久、工资少,不需要过多技能的简单工作,大多多是保洁、超市导购之类的。看了几天下来,妈妈回家时的叹气声比以往多了不少,感慨好工作难找,自己没本事。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妈妈一改平日的颓丧,兴奋地和我说:“小仔,妈妈有个事想和你商量一下,妈妈想去摆摊!我看那些煎饼果子小摊,人好多哒,我想去试试,卖卖点心早餐啥的。”
当时我很诧异妈妈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打趣她:“你别想到就说,再说了,你煮的东西会有人吃吗?”
妈妈白了我一眼:“反正我想去弄,不试试怎么知道好不好,而且人天天都要吃饭的,总会有人要买的。”
妈妈打电话给远在老家学车的哥哥说了这事,果不其然,哥哥在电话那头说:“你别瞎发神经,我不同意,整那么多事。”
当然我妈那犟牛般的脾气一旦认定要做的事,别人说什么她都不听。那段时间她一直在游说我们,希望得到支持,因为这样的话,后面如果需要在网上买东西就能让我们帮忙。
看她这么坚持,我们也只能妥协。但哥哥姐姐说,要弄什么就自己去弄,不要找他们。
妈妈没打算告诉远在外地工作的爸爸,因为这么多年了他只负责我们的生活费,鲜少过问我们的生活,妈妈也就习惯了自己做决定。
最后只剩下我帮妈妈忙,我们两个菜鸟拿着皮尺预估摆摊车的大小,还有家门、电梯门的宽度,确保它可以进入。我动用我少得可怜的立体几何知识画了个小车的草图,最后在网上联系商家订做了摆摊的小车。但当收车的时候我们却傻眼了,车子太大,勉强能进入电梯门和家门口。重新订做费时费力不现实,没办法,最后妈妈只能将就用。
妈妈一个餐饮小白,常年坚持清淡饮食,没有摊煎饼的技术,也没有炸小吃的经验。最初她将目标放在了肉丸汤、炒米粉以及清粥上,菜品准备好后,趁着还冒热气迅速装入保温桶。
下午四点四十分,距离学生放学还有二十分钟,抓紧时间拖着车子来到门口摆摊。那时妈妈什么都不懂,铁皮车子光秃秃的,没有广告标语,没有其他显眼的关于小吃的标志,学生来来往往,很难注意到她的存在。要走近了瞧,才知道这个小摊在卖小吃。
摆摊摆了一段时间,学生也慢慢熟识妈妈,回头客也就多起来了。偶尔碰上几个爱交流的学生还有家长,在她们的提议下妈妈还增加了一些别的品类,比如牛奶饮料,蛋黄派等。
有时回到家看着架子上多出来的货,我一时很难定义妈妈的小摊究竟是小吃摊还是流动的小型便利店。不过妈妈卖得不亦乐乎,她一点一点摸索,最后才慢慢定下几种最多人买的肉丸汤、粤式点心蒸品等作为主打。
从前小摊贩常常被妈妈作为反面教材教育我们,“好好学习才不用吃那么多苦”。而当有一天,妈妈成为小摊贩时,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一开始看到妈妈在学校附近摆卖时,我总假装不认识她,不看她,生怕被同学发现她是我妈妈,对她热烈的招呼都是敷衍了事、逃之夭夭。我的心里有种强烈的羞耻感,身边同学的父母都有着体面的工作,可妈妈不是。
有天准备去学校上晚自修,正值冬天,天空在六点钟就变得昏暗,路灯亮起,路上行人寥寥。远处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我顺着声音看过去,是妈妈拖着车准备回家。妈妈看到我依旧热烈地打招呼,她人很瘦,车又很大,我的鼻子突然就发酸了。
想到前几天她开玩笑问我:“宝贝是不是觉得妈妈很丢脸,哈哈放心放心妈妈绝对不影响你。”那句玩笑话让我无地自容,我的逃避她都看在眼里,她其实是渴望被理解与支持的,不然也不会笑得干巴巴的。
我终于回应了妈妈热烈的招呼,尽管妈妈就在我面前拖着车,我也没去搭把手,但听到我的回应,她笑得很开心。
刚开始摆摊时每天收入除去成本只能赚几十块,我们总说她弄这些吃力不讨好,每天赚点这些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且车子又大又空,拖起来轰隆隆的声音既损耳朵又制造了噪音,劝她不要再去摆卖了。
妈妈根本不当回事,因为这是她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条财路。她总说不要小看这点钱,一个月下来也有两千多,比打工强多了,自己做老板,而且这只是刚开始,等回头客多了,哪止这点钱。
就此,做了好几年的超市员工的妈妈,终于能够摆脱冻人的冷气和死板的工作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能赚多少钱,更不觉得这工作妈妈能做长久。但没想到的是妈妈硬是靠这不起眼的工作撑起了一个家。
妈妈开小摊一个月后,赶上学校放暑假没有什么生意,妈妈就待在家。临近开学的一天,凌晨六点,天微微亮。我迷迷糊糊听见她说:“现在是在医院吗?好好,我收几件衣服等下就过去。”
听到医院这两个字我立马清醒了,起床看到妈妈坐在客厅沙发上,眉头紧皱,眼睛红红的,一看就是哭过。她听着电话,吐出的话都带着颤抖。
“你爸脑干出血,现在在深圳ICU里躺着,他们说情况不是很好。我晚点要过去看看,你和姐姐待在家里,饿了自己弄吃的,不用担心。”
我们还没从这一噩耗中缓过来,姐姐就陪着妈妈一起去了深圳。当天下午,我让妈妈给我班主任请四天假,然后自己前往深圳找他们。我进了ICU旁边的家属休息室,看到妈妈无措地站在ICU门前,那双红肿的眼睛还在流着泪。舅舅们和叔叔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眉头紧皱同样忧愁。
妈妈看到我,走过来抱住我一边哭,一边小声在我耳边呢喃:“以后怎么办啊,你们怎么办。”
姐姐私下和我说,在刚得知爸爸出事时,姑姑想让爷爷奶奶放弃爸爸,因为后续的繁琐护理对他们是种累赘。
从前爸爸做过太多错事,姐姐也在救与不救的边缘挣扎,但妈妈态度很坚定:“不过怎么样,人一定要救,人还在ICU里躺着,那是一条命啊!不管他和杀了他没什么区别,那是造孽!是要下地狱的!”
我们的交谈没有进行多久,医生通知可以进去探视了,我们进去时,爸爸还在半昏迷的状态,身上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鼻饲管、尿管......
他把自己吃得胖胖的,常年在工地风吹日晒,皮肤染上了一层黝黑,那个狼狈的样子实在让人心疼。我突然觉得爸爸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无可救药,倘若他真的很坏,那他没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
探视时间很短,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要走了,爸爸的手就伸了出来,像是无意识地找着什么东西,然后颇具戏剧性地拉住身侧姐姐的手。这一举动让对他有多年积怨的姐姐哭得更凶了,她不再有那些冲动的,想要放弃他的想法,而是选择回握住那只手。
爸爸清醒后又在ICU待了2天,随后转入普通病房。脑干出血对爸爸最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偏瘫而丧失了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尽管偏瘫但头脑清醒,能够正常交流,医生说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在爸爸出事后,妈妈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专心照顾起爸爸,这一照顾,就是一年多。亲朋好友东拼西凑给我们的钱,在爸爸出院后已经所剩无几。
爸爸出院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漫长而繁琐的护理,摆在妈妈面前的除了护理还有钱。医院流水般的账,学费,药费,生活费,护理费……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日子让妈妈整日忧心忡忡。
爷爷奶奶从老家过来帮忙护理爸爸。妈妈说要去摆摊,老一辈思想里的“男主外女主内”使奶奶无法理解妈妈这种行为,婆媳二人开始争论。
奶奶说:“工作也得是阿明(哥哥)去工作,你去像什么话,家里怎么办,我们两个老人可照顾不来。还有,你这个摊我不会帮你的。”
妈妈有点恼奶奶这种急于撇清的态度,她没好气地一一反驳奶奶的话:“不用你帮,我就去摆个上午,家里我肯定会照顾,而且阿明也在家,肯定照顾得了啊。不可能四个人都围着一个病人转,这样钱从哪来,阿明现在都没毕业又能找到什么工作。”
婆媳二人不欢而散,与此同时家里的反对声越来越多。我们反对,一个是因为担心没有妈妈在身边,不能照顾好爸爸,二是不想妈妈和婆家这边关系闹僵彼此难堪,但妈妈谁的话都没有听,仍坚持去摆摊。
暑假期间学校没有学生,妈妈决定在小区大门口摆摊,菜品还是原先的菜品,不过清淡的口味十分适宜作为早餐,加上早晨小区周围的上班族多,赶早了生意还算不错,相比在学校时要多上一倍的收入,足以让当时的妈妈喜笑颜开,也为后来的早餐店奠定了基础。
但那时的摆摊并不总是顺利的,偶尔碰到小区物业或者城管赶人,妈妈也只能就此作罢,打道回府。就这样磕磕绊绊地过了半个月,一次妈妈听从一位老太太的提议,将摆摊地点转移到一家医院附近。当时医院附近的餐饮店少得可怜,病人家属如需买饭,基本只能从医院餐厅购买,被诟病最多的就是价高量少菜品单一。
妈妈的到来无疑增加了人们的选择,她的铁车崭新且巨大,台面干净整洁,打包盒往台面一放,人们就蜂拥而至。
那天生意前所未有的红火,她回到家,将赚得的钱数了三遍,确认无误后,惊喜地同我分享:“小仔,你知道妈妈今天赚了多少吗?”
她向我卖着关子,却难掩激动,话音刚落,手便抬起来比出三根手指,在我还未反应过来她的话时,说:“三百多!”创下她以往收入的新高。
自此,她成为医院沿街里的常驻小摊。她开始学着去观察与了解附近人群的饮食偏好,和多人的交流中她发现清淡的粥品是呼声最高的。
煮粥妈妈有一手,从选米、洗米、泡米,怎么将粥煮得香糯可口,她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起初先是推出了白粥和小米粥,当天上午就售空,后来她又增加甜粥和咸粥两种口味,粥逐渐成为主角,占据小车三分之二的位置,直到今天依然得到人们的喜爱。收入更是因此翻了两倍,换作以前妈妈想都不敢想。
但摆摊带来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身体上的损伤。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让妈妈的脸变得黑红,被热粥炉灶烫伤的地方,全在手上胳膊上显现出来;反复重复弯腰搬粥桶之类的动作,让她的脊椎发生轻微变形;长期的站立使她的足弓变得扁平,路走久就会疼。
我们当时忙于学业还有照顾爸爸,并不能及时为她分担摆摊所面临的辛苦。在得知妈妈的身体不像从前那么健康,我们有了空便去轮流帮忙,好让她能轻松一点。
后来有了点积蓄,她在医院附近开起了一家小的早餐店,比起摆个小摊要少费些力气活。
“如今你爸爸这个样子,家里没收入,你们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护理费,样样要钱。我不去工作,哪来的钱生活。巴巴地等人给吗?人情债也是要还的,你看看你奶奶说的,一点都不考虑家里情况,都什么时候了,我干什么都要拦着。”妈妈每想起奶奶那天说的话,就总要啰嗦几句。
因为爸爸生病前常年的赌博和吃喝玩乐,家里一直没有积蓄。对她来说,现在的家,就像个时刻要靠燃料发电的机器,少了燃料,机器就会停止运行。
她开始失眠,开小摊和小店所带来的疲惫及忧思,让她时常整晚整晚地睡不着,尽管有了些收入,一到月底就所剩无几的银行卡还是会让她感到焦虑、心悸。
长达24小时的火车上,我刷起手机,手机时不时推送的资讯里,“不明肺炎”的字眼尚不刺眼。我想不过是个偶尔小规模爆发的流感之类,没有放在心上,点了个清空刷起其他软件。
回到家的那几天,肺炎还未全面暴发。晚上我刚在姐姐床边躺下,姐姐正刷着手机里的信息,突然满面愁容地对我说:“想让阿妈明天不要去卖早餐了,我刚刚刷微博,感觉那个病毒好恐怖......”
我仍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这次的病毒只是种普通流感,只是赶上高发期讨论度高了些而已。深知我姐动不动就大惊小怪,我没有把她话放心上,扭头就睡。我的敷衍是有原因的,因为以妈妈的性格,岂会让病毒阻止她在春节大干一场的步伐?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大概在除夕前三四天的时候,新闻播报,微博,微信朋友圈里的高频词汇无不是“新型冠状病毒”、“口罩”。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关注疫情实时动态,短短数日,病例破千,而我所在的广东省,也成了确诊病例第二多的省份。好在当时尚未达到全面停工的地步,母亲的小店勉强能够照常营业下去。
疫情越发严重,我们一家赶紧做起防护。由于爸爸生病,口罩成了家里必备的护理工具,家里囤了一些,但远远不够。我们赶紧清点家里的所有口罩,然而家里的存货只能解决一小段时间,药店没了口罩,只能转战各大网购平台,但由于春节临近加之疫情爆发,各店现有口罩全部售罄,我们只能等。
口罩告一段落,酒精又登场了。酒精防护被播报之后的当天晚上,我就在外送平台预订下单,第二天店家告诉我,酒精买完了,我不得不取消订单另找他家。幸运的是我买到了酒精,但数量并不多,只买到了700ml。就在那个下午,外送平台上的酒精就全部售罄。
电视上奋战在疫情第一线的工作者身穿防护服、护目镜、防护口罩救治病人,喷洒消毒剂等场景数不胜数。各大新闻频道,用不同内容述说着同一个中心,仿佛在用不断强调的方式让大家明白这场肺炎的严重性。
实时动态上不断攀升的确诊数,让人们的恐慌感也随之上升。除夕夜刚过,我所在的城市,确诊人数增加到了7例,病毒仿佛无处不在,我不再觉得姐姐的担忧是杞人忧天,开始变得敏感起来,下楼拿个快递,忘了戴口罩,我大气都不敢喘,害怕一呼一吸之间,病毒就进了我的呼吸道。
有了前两年春节期间卖早餐的经验,我们一直坚信今年春节能够大赚。那时候小区物业对疫情的宣传力度还不是很强,加上我所在的地方还没有确诊病例出现,所以我们当时并不担心疫情会给生意带来多大影响。
为了接下来春节期间的生意,我们提前在除夕前三天囤好所需要的货。店里放不下,就往家里塞。因为只是个不到30平米的小店,囤货量实在有限,我们只拿了差不多一万元的货,是去年的三倍,按去年的消耗速度,大概能用到元宵那天,一般过了元宵,大家都会“开门大吉”,我们就可以拿货补库存了。
除夕前两天,生意是意料之中的好,微信收款助手不断提示,收款数额蹭蹭蹭往上涨。早餐比以往提前一个小时售完,销售额是平日的两倍。
但就在我们以为形势一片大好时,大年初一,仿佛股市下跌一般,生意惨淡,销售额跌至和平日无异,这还是每个菜品涨了价之后的总额,妈妈回到家,开门的那一刻,生意的好坏全写在脸上。
人常说:“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妈妈中午卖剩的大堆早餐打击了我们的信心,看着妈妈把剩下的粥倒掉,我安慰妈妈的同时也安慰自己,或许是因为初一,大家既不上班也不出门吃饭,所以早餐卖不出去,不会一直这样的。一旦货不能及时卖出就会变质,亲手倒掉是对妈妈的一种折磨。
就在那天下午,老家的亲戚群里突然炸开了锅,我把那99+的消息点开,才知道老家那边发出通告“实施交通管制”,亲人们以为是封城,在互相转告囤米面粮油。这让我突然觉得这两天生意的巨大反差和疫情脱不开干系,这次疫情非同小可。
老家通告一出,我姐未雨绸缪,立刻响应号召上网买米,一买就是70斤。出乎意料的是,通告过了两个小时后突然就变成“通告收回,严禁外传”。尽管最后并没有封城,这番小小的折腾足够在我们心中拉响警铃。
大年初一的晚上,广东寒潮来袭,似乎为了和惨淡的生意相呼应,它带着冷雨降临到我在的城市。
疫情形势严峻,第二天还可能下雨,姐姐考虑到妈妈身体弱,免疫力低下,是易感人群,让妈妈第二天不要开档,给她解释了一大堆此次病毒的危险性。
妈妈早已习惯姐姐的大惊小怪,没好气地说:“不可能不去,要一直下雨那不就没钱赚了!你这人就是瞎操心,赶紧学习去!”
转身回到房间对我和哥哥偷偷说:“我说不动阿妈了,你们去劝劝她吧,我真怕她为了赚钱把命搭上。”
傍晚妈妈在厨房泡着米,准备明天要卖的早餐,哥哥走过去和她说:“明天可能会下雨,如果明天下雨就不要去了,最好明天就不要煮。”
妈妈故作惊诧,夸张地说:“哎呦下雨啊!希望它明天不要下雨,不然就没人了。”说这话说她脸上还挂着笑,心里根本没当回事。
当时妈妈对新冠病毒和疫情的认知只停留在“有这种东西”的程度。她只认新闻说的,但无奈的是她又不怎么看新闻。这使我们的劝说像拳头打在棉花般无力。
多年经验告诉我,只要这三个人对同一件事有不同意见,总少不了一场争吵。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不要下雨。
然而我的祈祷未能如愿,大年初二的清晨,一场雨下得猖狂又张扬。妈妈的一意孤行让家里迎来新年里的第一场争吵。
妈妈在家里准备好要卖的东西,需要哥哥用车运到店里,哥哥一看下雨,当即就说不去。妈妈软硬兼施,又是劝又是撂狠话让我哥运过去,哥哥说什么都不肯。
眼看着卖早餐的黄金时间即将过去,妈妈一着急上火,便甩下狠话:“今天一定要去开档,今天谁敢拦,我就从这楼跳下去!”哥哥姐姐一听这话,当下就火了。把大门反锁,藏起所有钥匙,回到各自房间。
“你看看外面现在多少人被感染,全家人都巴不得把你藏家里,就你不怕死非要跑出去!”
哥姐你一言我一语地吼着,争吵声震耳欲聋,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快要把天花顶掀翻。在快要爆裂的那一刻,所有的争吵在妈妈尖声的怒喊中熄了火。
说完这话妈妈红着眼,气愤地转身回了卧室,狠狠地关上了门隔绝了所有交流,一时间空气里只剩绵长的静止。
从我记事起,妈妈哭的次数屈指可数。年轻时她会和爸爸吵架,吵着吵着就哭了,好像大半辈子的泪都哭在那个时候。
小时候爸爸无力经营店铺,欠下债款后跑到一个地方躲起来,剩下妈妈自己在店里收拾,准备关店的那几天正逢房东强硬要求我们在三天内搬走,关上店铺铁闸门的那天她只是抹抹眼睛,下一刻就拉着我们去寻找新的住处。
爸爸去外地工作后,几乎没有回过家,妈妈成为我们家中的主心骨。用现在的话来说,妈妈的婚姻近乎是丧偶式的,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陪伴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
她在外工作受了气,被人克扣工资也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咽,不敢和人起冲突,怕会被人打击报复伤害到孩子。菜市场一毛两毛的菜价她可以争辩好半天,买到最新鲜的菜可以开心一上午,也会因为爸爸逐月减少的生活费和他吵上好几天……
经营好一个家庭,让孩子健康成长成为她人生中永恒不变的课题,没有朋友,没有娱乐,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小县城里,她的生活重心除了孩子还是孩子,却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掉过一滴泪。
妈妈的执着,一方面是习惯了每天像上了发条一样地工作,另一方面她无法再次忍受没有收入的日子,所以哪怕此刻病毒肆虐,天气恶劣,她也要坚持去营业。
这场争吵终结于清晨八点多,那场猖狂的小雨,转变成了中雨,雨滴拍打在窗门上,无力地叫嚣着。激烈的争吵让妈妈身心俱疲,她心脏不太好,一个大吵就能让她躺上半天。
紧闭的房门散发着低气压,哥哥姐姐虽然有些内疚,但此刻也无法做到心平气和地和她说话,最后让我去安慰妈妈。
进房间时妈妈手里攥着一个纸团,红肿的眼睛满是幽怨地看了我一眼。我坐下来劝说她,故意夸大病毒的可怕,“这两天附近医院就有确诊的,还不知道后面会感染多少人,天天都有人死,现在又没有药出来,开店接触的人又多,要是你着凉感冒被感染,就相当于没救了。”
我说你自己去看新闻吧,再想翻出早上那套说辞打消妈妈的念头,她才听第一句就躺回床上,背过身子拉起薄被,完全一副拒绝交流的样子。
我有种多次劝说无效的疲惫,家里的低压让我感到烦闷,语气也带了些埋怨,“妈你又这样,说什么都不听,少赚一天日子还是照样过,为什么非要闹成这样。”
紧接着,我听到妈妈一声很轻的叹息,“你不懂,你爸现在这样,我就想能多赚点就多赚点。”
她始终难以理解我们的阻挠,更没有把病毒放在眼里,“顶风冒雨的日子我过多了,病毒又有什么好怕的。”
中午妈妈煮好了饭,眼神示意让我当传话筒,她还在耍着小孩子脾气,说不想和他俩说话,看到哥哥姐姐就一副臭脸相迎,大家就那样互相瞪着,谁也不让谁。
傍晚家里气氛有所缓和,气消得差不多的妈妈刷完微信,跑来客厅说:“我刚刚看到那个病毒感染了好多人哦!还死了好多人,哎,大过年的,太可怕了。你们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口罩!没什么事就不要出去了。”
我们以为妈妈害怕,赶紧趁热打铁,劝她不要再去开店。谁知妈妈丝毫不为所动,甩下一句“休想”,就去煮饭了。
大年初二过后的几天,哥哥姐姐还没有放弃让妈妈暂停营业的想法,两人说服不了她,便一直让我劝妈妈,奈何妈妈谁都不听。慢慢地他们也试着接受她这种行为,不再三天两头就拦着,但依旧还是一面担心她,一面暗自气她的不管不顾,不爱惜身体。
我们无法劝服她,只能为她做足防护。让她戴两层口罩,让她穿上长款羽绒服裹得严严实实,还要她戴顶绒球帽,一连串的武装下来,最后妈妈全身上下只露出一双眼睛,回家时还必须用装有酒精的喷瓶在门口给她全身喷个遍。
“吃就吃好点,光吃菜有什么用,吃点肉啊,难怪身体那么差,别到时候感染了害到我们。”
哥哥姐姐后来总是和我说:“阿妈这人就是个吃硬不吃软的,跟她说正经的事永远不当回事,非要人吼她她才听得进去。”
大家都是个倔脾气的。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可以常把爱挂嘴边,偏偏面对家人的时候,连句像样的关心都难说出口。
妈妈开门营业的方式也有了改变,哥哥提议从以往的到店就餐改成打包带走,碰上春节和疫情,到店就餐的人基本没有,而且打包带走的方式无论是对客人还是对自己都安全。妈妈收起了桌椅,变相地同意了这种举措。
疫情暴发一个月,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戴口罩喷酒精的日子,楼下疫情宣传的大喇叭车每天早上准时对周围的楼房喊话“少出门勤洗手戴口罩”。
疫情让很多周围的餐饮店都关门了,妈妈成了那条街唯一一家营业的。由于小店位置靠近医院,所以那些需要在春节期间看护病人的家属纷纷出来找妈妈解决早餐,加上春节假期必涨价的铁律,妈妈的日常收入和平时差不多。
一直到元宵过后,妈妈的竞争对手也一直没有营业,妈妈有点庆幸:“要是他们都来了,按这行情,我就不用赚了。”
2020年下半年起,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新闻播报的字眼从最初的科学防护,逐渐变成“复工复学”。
我结束了长达半年的居家网课学习模式,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往后开始靠写作赚稿费,并成功成为一平台的小说签约作者。
与此同时,哥哥姐姐也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公司进行直播带货,试播顺利通过,待他们正式入职后排期可自由选择,时薪还算可观,最重要的是工作时间灵活,他们可以兼顾爸爸平时的护理,得空了还能去帮妈妈的忙。
现在,距离疫情暴发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大家工作顺利,收入稳定。去年年末,我们结束长达十来年的租房生活,在靠近市中心的小区买下一个三室一厅,敞亮通透的房子,年初搬入新家,在这个生活了五年多的城市正式定居。
妈妈小店附近的店铺从大门紧闭变成开门营业,沿街店铺有的没熬过疫情倒闭了,后面又新开了几家早餐店,街上的小摊也多了新面孔。同类型的门店小摊多起来,妈妈店内每天的收入相比疫情发生前来说有所减少,收入减少为从前三分之二,但如今的妈妈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少了一百块钱都要回家反思为什么,和别人差在哪里,亦或是懊悔店门晚开十分钟等等诸如此类的胡思乱想。
她不再继续像从前那样全年无休地工作,学会了偶尔给自己放假,累了就不去,想睡多久睡多久,按她的话来说:“再难都挺过来,现在你们大了,有工作了,能自己养活自己,妈妈也敢休息一下了。”
搬家后,她开始缩减店铺的营业时间,有时会提前两个小时结束营业,在十一点前收档回家,为家人做一顿营养美味的午饭;偶尔闲了就去趟花鸟市场,买上三两盆绿植带回家装饰一下,或者托姐姐上网买些杂七杂八的漂亮鲜花,拆出来自己搭配好放在花瓶里观赏,偶尔拍拍视频给我看,视频里时常充溢着她的笑声。
我今年回家时,厅上的茶几还摆了两瓶花束,其中一朵向日葵明黄灿烂,妈妈还特意问我好看不,说是前两天迎接我回家准备好的。
其实看花养花这种富有情调的生活方式一直是妈妈所追求的。我上六年级时,同妈妈坐在逼仄的小出租屋门前,盛夏午后炎热,我们吃着五毛一根的小布丁,她摇着小扇子,诉说对未来的畅想,“以后如果有能力买了房,最好门前有个院子,或者是个花园,这样我就能种点菜,或者养养花,花花绿绿的,看了心情都好了。”
虽然现在的新家里离带花园的小院差远了,但拉开窗帘,有蓝天、白云,也有大片的绿树,也算满足了妈妈年轻时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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