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海外做蓝领的年轻人，高薪、不卷、没有996

加拿大，温尼伯。穿上灰色的工作服，推着小推车，带着压力枪与一根螺旋状的钩子，34岁的杜习文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这天他的工作任务是清理一家酒店客房里被堵塞的洗脸池。

简单的话，只需要将压力枪像打气球那样双手打气，将枪嘴对准下水道，扣动扳机，下水道的碎物就会在压力的冲击下被带走。但有时候遇上顽固且不听话的堵塞物，就只能拿出钩子，从水池中伸下，想尽办法将堵住的脏物用钩子挑出。

看着被掏出来的一大团毛发，闻着刺鼻的异味，第一次干这活的杜习文还有些手足无措，不舒服与作呕的感觉袭来。但是看到自己的68岁的“带教师傅”用专业手段很快完成了清理，他克制住自己的嫌弃，带上蓝色的防护手套，有模有样地学起来。

杜习文是加拿大一位4级Power Engineering资格证书持有者。2020年末，他们一家三口从北京来到了加拿大，杜习文的太太申请到了加拿大的学校，拿到了学签，按政策规定，他作为另一半就可以拿到同样长度的工作签证。

Power Engineer，翻译过来叫动力工程师，“其实就是技工，只不过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为了美化自己起了这个名字。”杜习文说。

正如国内的初、中、高级工程师，加拿大的Power Engineer也分等级，5级和4级都类似于初级岗位，只不过4级的薪资待遇要比5级高一些，而1级意味着级别最高。

想要“升级”，除了通过考试，还需要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比如当技术人员在一个岗位工作超过2000小时，在拿到顶头上司的签字证明后，就可以拿到下一级别的等级证书。入门简单，但想成为1、2级的工程师并不容易，据杜习文推算，一个20岁入行的年轻人，想要升到1级，大概要花费20年的时间，“行业考试刚开始很简单，但是后期考试科目很多，像1级考试就有8门，加上有工作经验的限制。”

等级越高，需要做的工作就更专业——除了设备越来越大，系统也越来越复杂，他们只需要“坐在监控室里边，专门监控锅炉的运行”。而作为4级的Power Engineer，杜习文就要“什么活都干”，比如装吊顶，刮腻子，维修锅炉，安装空调，给凳子刷漆，检查泳池水中自由氯离子、结合氯离子、以及PH值。工作琐碎到堪比国内的实习生。

两年前，他还是一名央企的助理研究员。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无需风吹日晒，只要负责写报告，以及给企业做发展规划。他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待在这个岗位，拿着铁饭碗，每天两点一线，感受着北京交通的拥挤与堵塞。

有段时间，太太总会和杜习文提议要移民。“前前后后念叨了两年，起初我就没放在心上。”杜习文对“移民”这两个字感到陌生，“我没一点概念，不知道什么移民政策，更不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样。”

后来有了小孩，杜习文才开始重视这件事儿。“我个人是深受应试教育体制残害，毫不夸张地说高中差点没死在那破学校里，所以我不太想让孩子在国内教育系统走一遍。它有好处，但是我个人是受不了这东西。”

从央企助理研究员到加拿大的4级蓝领工人，杜习文有过小小的纠结，“像我这种没有工作经验，又是一个初级的证书，你只能找入门级的岗位。”当然，给的钱也是入门级别的——起初杜习文的时薪为22.7加币，入职两天后，酒店给他涨薪4%，每小时24加币，换算下来每个月税后到手1.5万人民币。

杜习文觉得自己的薪资不算高，他的理想时薪是40加币，“（薪资）几乎翻倍了，那就过得相当舒服了。”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蓝领这种靠经验吃饭的职业，“着急也没办法，它需要工作经验，所以心态放平稳，慢慢的来。”

大部分三四十岁的人们决定去移民，多是为了子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绿卡之后让孩子有机会在海外接受西方教育，或者是有机会回国走华侨生。”从事出国劳务行业的田津观察到。

田津入行是在2013年，那一年“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他负责招聘去安哥拉与阿尔及利亚的建筑工。大部分报名的都是农民工群体，“你可能打一个电话，然后他和朋友一起七八个人一起报名，特别火热。”

这两年，随着国内农民工群体的年龄越来越大，数量也越来越少。田津的客户开始转向年轻化群体，且大部分都想去发达国家。

那一年他大四，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大学，专业是市场营销的中加合作（即大四时可以选择到加拿大的大学参与授课）。他在加拿大读了两年，拿到了市场营销和会计双学位。

这一年毕业季，他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回国，一是留在加拿大，先拿下两三年的工作签，再找工作办移民。

一番考量后，黄晋泽决定拿下绿卡。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运输公司做客服，只是公司资质不够，最终移民无望。一番周折，黄晋泽来到一家拥有十几年营业资质的家具店做销售和仓库，老板的开店经验成功帮助黄晋泽拿下绿卡。

唯一让他不太满意的是，这份工作的薪资并不高，当时黄晋泽的月薪只有2700加币，“中间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兼职工作，比如送外卖，帮别人搬家，去餐馆洗碗，只要是能赚钱，我基本上都会去试一试。”

黄晋泽始终对工具和木工感兴趣。他第一次和木头打交道，就是开搬家公司的朋友邀请他一起改装房车。说是改装房车，其实是把一辆大型面包车的后座拆掉，用电钻把一块块木板拼接起来，组装成床、灶台以及柜子。再安装上太阳能电池和隔热等房车必备品。

黄晋泽的朋友有个梦想，开着房车带着狗子一起环加拿大旅行。他十分期待梦想落为现实的那一天——未待改装完毕，一天早上，他给黄晋泽发消息：“陈，我等不及了，我出发了”。就这样，他用3个月的时间跑了一整圈加拿大。

这件事儿在黄晋泽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觉得自己或许更适合动手的工作。“本来学的（专业）就不是我喜欢的，我觉得一辈子要不过的开心，做自己喜欢的，要不找个自己擅长的，至少能找到自我认同感。”看到招工启事的那一刻，在兴趣爱好与薪资待遇的加持下，他决定试试。

招聘木工学徒的也是一位中国人，今年32岁，一个人没什么意思，就想招个学徒一边做工一边聊天。黄晋泽和他年纪相仿，俩人慢慢从师徒关系发展成了朋友。

那段时间，黄晋泽一边在家具店里做着清闲的销售工作，一边跟着师傅学了两个月的室内装修。从如何检查图纸现场、测量尺度、检查前期装修的错误与误差，到如何切材料、安装、上墙、收尾……

与电工、管道工与专做房屋框架的木工不同，软装木工不需要考证，“这边的开发商更倾向于你做过多久，你做过什么样的工程，然后你有相关的经验，他们就比较认可你。”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海外劳务的火热招工出现了扭转。大家纷纷开始担心国外的疫情状况，想要出国务工的期待值也逐渐冷却。那时的田津不止一次想过放弃这个行业，可那些曾经直播招工时积累的粉丝总会找到他，“你不要转行，转行之后就没有人帮我考虑出国这件事儿了。”

随着海外相关防控政策的放开，一部分人的出国务工热情开始回涨。“现在想要出去的，尤其是今年，明显感觉人更多。”

那是2019年，直播间最多观看人数高达5000人，追着他提问，“我这个年龄能不能出去？”“我想去澳大利亚，你看我怎么去？能不能给我出一个简短的方案？”“我本身是一个司机，去哪个国家会比较好？”

满屏的提问，田津目不暇接，时常会错过很多问题，这还引起了一部分粉丝的不满，“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回答我的问题？”那天原计划2小时的直播，最终被延伸到了3小时。

在田津看来，大部分找到他的粉丝都是“比较迷茫或者有一定想法，但是不确定自己该如何行动”的一帮人，他总想打破砂锅确定这些人的真实意图，“你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赚钱？还是为了职业的发展方向？”

他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些还很有意思。一部分年轻人上来就甩给田津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有人坦然说，自己想出去找个媳妇，把田津弄的哭笑不得。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部分年轻人还是看中了高昂的薪资。“现在国内虽然收入上来了，但是同样消费也起来了，所以国内很多年轻人攒不下钱。出国管吃管住一年旱涝保收，赚个十几万，还是比较可观。”田津说。

背后的原因也是可想而知，发达国家的蓝领岗位十分短缺，但脏活累活总需要有人来干，要吸引劳动力，只能靠待遇的提升。“说实在的，你要工资不高，谁想干这个？谁都想坐办公室，吹着空调，喝咖啡划水，对吧？”

决定成为一名Power Engineer后，杜习文联系了当地的消防部，“人家说只要你的本科学历经过认证，就能参加考试，考完试就能直接拿证书，不用积累经验”。

最终选择留在酒店，也只是因为“这公司挺地道”。总共三轮面试，分别为HR面，部门领导面与酒店GM（General Manage，即总经理）面。面试过程无比轻松，大部分都是YouTube上的固定模板，“你过去工作中遇到的压力最大的情况？”“你最尊敬的一个同事是谁？为什么尊敬他？”有些问题杜习文准备不是很充分，回答得断断续续，HR直接说：“我不太喜欢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个。”

签订了劳动合同与反歧视的协议——即不允许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也不允许因职位的高低产生言语上的侮辱。杜习文就这么成为了一名Building Operator。

Building Operator的工作是按照倒班制运行的，分三个工作时间段，早班为7:00-15:30，午班为9:30-17:30，晚班为14:30-23:00。且一定要根据时间准时上班，提前一点都是破坏规矩。

一次晚班，杜习文14:00就到岗了，恰巧酒店出现了设备问题需要检修，“我说来活了我干一下，然后周围的同事都阻止，说14:30还没到，你就坐那歇着。”

至于那些不得不紧急处理的突发情况，比如一次调试完锅炉已经23:20，领导就会给他记上半小时的Overtime，可以拿2.5倍的工资。“说白了还是不卷你知道吧？”

随着工程的完结，黄晋泽为期两个月的木工学习之旅结束。他开始和师傅俩人一起搭伙做工，给一位供货商老板做过出口橱柜，一个月薪资就可以达到3-4K加币（折合人民币1.5-2万元）。这对于黄晋泽来说是个不错的待遇，可高薪的代价却是老板“会要你不停地加班，然后还会无缘无故骂你一顿”。

一次，由于海关转运的原因，加工的材料比预期晚到了两个月。于是本需要三个月完成的工程，老板要求黄晋泽和师傅在一个月内完成。那段时间，老板不停地给黄晋泽打电话，“说我们做的太慢，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加班做这些。”黄晋泽只觉得怎么可能？自己又不是超人。

那一个月是木工黄晋泽的至暗时刻，项目结束后，他再也没给老板打工过，而是和师傅“自雇”，俩人一起组了个木工组，给当地开发商做商品房软装。

大部分本地开发商不会限制工人们的工作时间与进度，只需要在工期内把工作完成。于是黄晋泽过上了朝9晚5的生活，“必须准时吃饭，然后必须11点之前睡觉，加班这些东西不可能的。”

今年，一位当地的中年开发商在网上招工，工作地在海边。为了一边工作，一边度假，黄晋泽和师傅去找他谈合作。开发商是从木工转型的，经验丰富的他起初并不相信黄晋泽他们，“他都纳闷我们做不做得好，觉得我们太年轻了，以为我们说做那么多工程是吹牛了。”

等谈好价格与工期，开发商还是选择给他们机会。为了方便住宿，还给他们租了个租金为2000加币的大House，独立厨房、独立卫浴、独立洗衣房，还附带巨大后院，看起来像森林的那种。

这两年，年轻人出国务工的原因也发生了变化。很多90后甚至00后找到田津，说自己“就是瞧不上这边的环境特别卷，想出去舒服两年”。

田津也曾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他觉得在这边工作不会感觉累，“就是环境的问题，国外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因为大家不屑，所以没有什么竞争。”他们的工作逻辑是，“你给我发工资，我去做我的事儿，做完我的事儿，就各司其职，剩下的我怎么做就和你没关系了。”

中智咨询近期发布的2022年一线蓝领用工及薪酬管理的调研显示，2022年普通蓝领（普工）年薪在8万左右，市场高位水平在9-11万之间；技能蓝领（技工）年薪在10万以上，市场高位水平在12-15万之间。一些技能要求高的例如高科技制造（集成电路、电子制造、新材料）或自动化程度高的企业（汽车零部件）高技能蓝领年薪甚至高达15-20万。

可即便如此，企业还是面临着蓝领“招工难”的问题。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达到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究其原因还是人们对蓝领的“微妙”态度。当人们谈论“蓝领”时，人们在谈论什么？薪水低、学历低、脏乱差的工作环境……

“还是传统观念上的事儿。”田津说，如果发现自己的同学去干工地了，就感觉是不是他混的比较惨。“而现实很有可能是，你拿着一个月4000的工资，去同情一个月薪10000的工地人。”

几天前，一位部门同事离职，杜习文在领导的推荐下，通过了酒店GM的考核面试，成功晋升为部门领导的助理，时薪也升至30加币，距离他的“40加币梦”又近了一大步。

但鄙视链是始终存在的。杜习文的前同事都知道他现在的工作，“觉得我脑子有病的肯定会有，但他们也不可能直接和我说，而且说白了，他们离我这么远，我也不在乎。”在国外，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职业去笑话你，也不会因为你是个建筑工人，你身上有点脏，大家就离你特别远，去嫌弃你，田津说。

黄晋泽觉得如果自己在国内穿着工作服去星巴克喝咖啡，“他们会用另一种眼光看我。”而在加拿大，下班后，他穿着工作服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餐厅吃饭，“那里的Waitress都是很开心的，因为一般蓝领给的小费比较多。”

在加拿大，白领的起薪大概在2000加币，像银行柜员，或者是办公室文员，他们的薪资不会超过3000，哪怕是银行的经理，最多也只能达到4000左右。

而黄晋泽“赚这个钱，可以开自己的dream car，有时间去健身房，每年定期旅游，有自己的爱好，房子也是随时可以买，没啥其他方面的压力。”回国时，看见国内上班的同学“胖的胖，脱发的脱发，变老的变老”，他觉得自己过的比他们都舒服，“别人看我朋友圈绝对想象不到（我是）蓝领。”

前段时间，黄晋泽开始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分享自己的木工生活，虽然播放量不高，但也有七八个大哥大姐给他发私信，询问加拿大做工的情况。

大部分时候，黄晋泽并不是分享者，而是这些大哥大姐的倾听者。“他们和我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们并不是想要我告诉他们什么信息，他们能不能来加拿大，因为现实情况总是很复杂，可能有家庭，可能有经济上的困难。”

想成为海外蓝领，需要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发达国家的中介费和申请费往往都很高，田津举了个例子，“比如是澳大利亚肉厂的剔骨工，澳大利亚本地的中介会收费3-5万澳币，我们中介也要正常给他走流畅，基本上费用要超过20万人民币。”

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语言考试。这意味着哪怕在国内有着丰富的木工或剔骨经验，但英语始终考不出来，出国务工的想法只能不了了之。

也无法避免一些“年龄危机”。不同国家对于海外劳工的年龄限制不同，“比如日本，年龄超过35岁基本他们就不要了。新加坡会高一些，这两年会放到50岁，但50岁也只能做保洁那种底层的工作。其他发达国家的雇主，对劳工的年龄要求都控制在40-45岁之内。”田津说。

但有些大龄工并不懂这个。他们只看到了国外高昂的薪资，就开始找中介，说“你能给我办成了我去就行了”。

盲目的后果就是被黑中介坑骗。2017年，田津就遇到了一位38岁的大哥，在中介“一个月能赚3万”的游说下，借了13万作为中介费，只身一人来到澳大利亚。落地后，大哥才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他让中介退钱，可惜无果。

大哥聊着聊着就哭了，和田津说：“我不能回去。我这13万都是借的，我回去了什么都没有，我老婆孩子还指望着我赚钱然后往家打钱呢。”田津只感觉痛心，“那感觉真的是说不上来，我没法用语言来形容。”

相较而言，国内的蓝领求职可以通过boss直聘、前程无忧等正规招聘平台，甚至是快手的“快招工”直播看岗。可海外蓝领的招聘缺少权威平台，基本都是靠中介和律所去操作，因为手续繁杂，申请的周期长，客户与雇主双方往往没有任何信任基础。曾有一位雇主，花了7万人民币给田津的客户申请了签证。结果客户没有任何理由就不去了，而这种损失只能雇主来承担。

这种盲目也体现在年轻人身上。杜习文收到过很多年轻人的信息，大学刚毕业没几年，就“受不了国内现状，不行，我要走”。

对于此，他只想劝大家不要冲动，“冷静，现在时机还不太成熟，你需要在国内社会锤炼，去被社会毒打。”杜习文觉得这群年轻人都比较浮躁。夸张点说，成为蓝领意味着一辈子都要以技术谋生，“你要是一头扎进来了，马上回头还行，但是要干了三五年了再转行，年龄是不允许了，我再回去当程序员也不现实。”

黄晋泽觉得自己大概率不会转行，除非哪一天木工的薪资无法保证他的生活质量，或者是，“我存够了钱，想做点别的小生意，可能会退出木工行业。等（创业）没钱了，或者发展得不好，也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