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里的农民工往事

办公室里挂着的合影首先引人注意，其中一张是主人周立太和时任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的合影，摄于2008年。即便来者不知道这位面生的德国副总理，主人周立太想传递的影响力也不言自明，这栋两层的律师事务所的装潢处处像这样体现着“周立太”色彩。

5月11日采访的这天上午，一个背着红色双肩包、上了年纪的妇女来到这里，她从每一阶都贴着“周立太律师事务所”标识的台阶扶墙而上，穿过两侧印着报道周立太代理案件报纸的走廊，才能来到主人、律师周立太面前，得到一个确定的“婉拒”回复。

周立太代理过几千例农民工维权相关案件，曾以“文盲律师”的标签登上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也曾获得我国司法部授予的“第二届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称号，一度被誉为“民工的保护神”；他也曾状告诸多没有支付律师费的农民工当事人，引发社会关于诚信的大讨论，并被写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申论题……

周立太的律师事务所有两层，其中二层尽头的一间房子被拿来存放那些牛皮纸包裹着的数千份案件资料，那里记录着他几十年来代理过的劳工官司，是一个时代的农民工往事。这相当于一个“档案馆”。如今，周立太正筹备在这里申办个人博物馆。

他希望这些档案能面向公众开放，让人群中的故事回到人群中去。不同于一般的律师事务所，这里充满个人记录的色彩，这些案件资料和当年的媒体报道，共同勾勒出属于农民工的时代图景。

争议和漩涡正在远离周立太，他今年66岁了，频繁的媒体曝光已是过去式，他所代表的曾经能给人们带来思考的点在今天不再有被广泛讨论、频登热搜的殊荣。只有牛皮纸记录着的数千人的命运陪在周立太身边。在光环与争议之外，我们这次的来访，更想从这些原始的档案中，窥见那些时代变迁中的农民工往事。

盛夏时节，周立太要去赶赴一场饭局，请客吃饭的是这场官司的对立方—— 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带了七个断手的农民工一起去吃，落座后，老板问，怎么带了这么多断手的来？

那样的饭局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识树立在蒸蒸日上的特区，来自天南海北的打工人来到这里挣前程，个人命运即将随着时代浪潮而起伏，不知何时触上暗礁——在当时，一旦劳工权益受损，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一个找上律师周立太的是同乡。1996年4月，来自开县（现为重庆市开州区）的徐昌文夫妇在下班路上被一辆货柜车撞死，交警认定该车负事故主要责任。

家属找到当时在开县小有名气的周立太，请他去深圳代理此案。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这属于工伤，但在实践中没有先例。经过仲裁、民事诉讼等，一年半时间，周立太为当事人争取到了除交通事故赔偿外的工伤赔偿，总额35万余元。这是全国因交通事故引发工伤双赔的第一案，开了深圳因交通事故获得工伤赔偿的先例。

如同一块石头掷入河流，类似劳工官司的涟漪缓慢又必然地荡开了。很快，买好车票准备返回重庆的周立太再次被拦下，这是他的第二个劳工维权官司——彭刚中案。

彭刚中从四川到深圳的工厂打工，上班时被机器截断左上臂，但所在厂未给他办理工伤保险。此前，类似案例的赔偿以当时深圳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79元为计发基数，工厂赔偿38000元。当时，彭刚中在老家请了律师，律师认为这样的依“惯性”赔偿的数额，只能勉强支付律师费和差旅费，打官司意义不大。

经朋友介绍，彭刚中找到周立太。周立太认为，彭刚中需要安装假肢，假肢有一定的使用周期，到期必须更换才能对伤残的劳动者起到辅助作用，故企业应该支付假肢更换费。

此案历时两年多，周立太赢了，彭刚中获赔178000元，创造了中国工伤赔偿假肢更换费一次性支付的先例，这让周立太在深圳名声大噪。

“像炒股一样被套牢。”时隔多年，周立太回忆往事，从他代理第一起劳工案件开始，不容许更多思考，一个接一个案子找上了他，开启了在这条路上数十年的奔波。

讲述这些的时候，周立太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这里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的繁华路段，标志性建筑“四大行”矗立于此，同时菜市场摊贩流转街头，繁华与市井的交错，恰如周立太身上矛盾又自成一派的风格。

一个一个官司打下来，周立太打出了自己的影响力。2004年9月，司法部授予他“第二届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称号，同时被表彰的还有时任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主持人撒贝宁。

办公室的墙壁挂满了他和一些名人的合照，合照下的他会时不时点起一根烟，滔滔不绝，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或者干脆直接讲方言俚语，偶尔夹杂几句脏话。

两层的办公室没有留白，从楼梯到走廊摆满周立太这些年的官司展示。他与农民工在一起吃饭、读书的照片夹杂其间。其中有张黑白照片，周立太站在中心位置，左右各有几位农民工笑着围绕在身边，下面的图说是，“周立太成了残疾人×××等人的幸福依靠”。这些带有旧时领导下乡风格的照片，让人仿佛回到当年。

关于那些年的记录也被原封不动保存着，二层的尽头就是那间“档案室”，里面存放着几千份牛皮纸包好的案件材料，周立太把它们分门别类、做出电子目录。那里记录着几十年来自己经历的农民工往事——尽管他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至今不会使用拼音敲键盘打字，他有心留住了这些窥见过去的窗口。

过去的劳工官司里，断手、断肢不足为奇，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操作的规范化，这些年操作工厂机器造成的断手意外伤害大幅减少，这是让他觉得欣慰的。他曾经代理过很多工伤案件，想用那些案卷资料和图片等其他形式，把那些案件“汇集”在一起，算是对逝去岁月的纪念，这些细碎的信息如今只被安放在无人问津的牛皮纸和数千人流散四方的命运中。

与许多律师的常规路径不同，周立太只上到小学二年级，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学培训。但他有天生的律师底色——苦难的童年、执拗的性格和因之生长出的对应然秩序的渴求。

1956年，他出生在重庆开县的一个村庄，家里祖祖辈辈是农民。七个兄弟姐妹中，周立太排行老二。“反正农民就是干活的，”这是他从小形成的朴素观念，也在日后和农民工打交道的过程中成为自己独到的心得体验。

小时候缺衣少食是寻常事。1974年，18岁的周立太参军入伍，被分配到西藏当兵。边疆条件艰苦，但终于吃饱肚子，每个月还有10元钱拿。这样的安稳持续到1979年，23岁的周立太退伍回家，回到了靠工分生活的日子。

那些贫穷与苦难的痕迹至今仍留在周立太身上，也让他更加学会如何与类似境遇的农民工打交道。他目前在律所附近租一间不大的房子住，日常生活非常简单，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追求，但平常的日子里要有点小酒。天气热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在公共场合撩起上衣甩一甩，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

带上律所的几位年轻律师一起吃午饭，周立太在饭桌上滔滔不绝，讲述自己的过往与计划。在嘈杂的餐厅中，看着他激动的神情和挥舞的双手，其他律师默不作声、低头吃饭，并没有捧场，这像一场2022年的独角戏。很难想象面前的这个人曾经如何在数千例劳工官司中进退、争取，最后留下成为“先例”的种种案例。

回到过去，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曾采访周立太，那时他的律所中有“兄弟伙”，都是他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吃住在一起。其中有两位是断手的人，临时可能还有别的断手农民工来。他们是没有多少文化的民工，在工伤事故中失去了手臂，周立太代理完他们的案子后，把他们留了下来，做些杂务。

兄弟伙在一起，很有一种大家庭的味道。三十多个人在一起吃饭，摆一桌菜，而不是分餐制。这是周立太为他们设计的“节约模式”。周立太的依据是，两千多块钱的工资，在外面租了房子，吃了饭，所剩无几，自身难保，还打什么官司。

“他们年轻、勤劳，当你在立太律师事务所的沙发上坐下来，立即就会接到一杯茶水，是一只手臂端来的。”那是过去了，他的农民工兄弟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如今已消失不见。

在周立太个人的命运轨迹中，那些关于摆脱苦难与贫困的探索一直都在，这样的触角延伸到后来他代理过的数千例劳工官司中。某种程度上，他和自己代理案件的农民工群体命运相似：他们都出身于草根，都试图为自己搏一条出路。在那个法治不如当下健全的年代，他们有共同的时代遭遇，他概括为“所有人的时代”。

退伍回家后，周立太不过二十多岁，还有大把的力气和光阴供他选择如何度过余生——尽管当时陷于重回原点的苦闷中。他想起自己在部队看过的一部电影《风暴》，讲述了一名律师仗义执言、不畏强权为底层群众打官司的故事。他决定去做一个法律工作者。

回家不久，周立太就出去跑江湖，到附近的砖瓦厂打工。这期间他办理了县图书馆的借书证，还去新华书店买了很多法律相关的书，开始了自学法律。

1986年，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开始。据统计，当年全国共有2.9万人报名参加考试，最终有1134人成绩合格，取得律师资格，周立太是其中之一，从此成为一名有证的执业律师。

半路出家的草根色彩给周立太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无意深究学理与专业，更关注实务，凭借一腔热血为他代理的民工振臂高呼；另一方面，他也更懂得如何与农民工打交道，甚至他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工”。

在上世纪90年代，周立太以“律师”的身份前去深圳，但因“无钱办暂住证”，一天夜里治安队查户时，他和所有屋里的残疾人都被带到治安队，罚款480元。他还曾在街头被抢过三次呼机。

他对农民工群体的观察距离也更近，时隔多年他还记得当时的细节：在老家街头，能轻易根据包包判断来人是在哪里打工，背牛仔包的是从珠三角回来的，那里盛产牛仔包；拎拉杆箱的是从上海回来的；拿蛇皮袋的往往来自于湖南湖北的砖瓦厂。

还有关于心理的观察与把握——有时他会对自己的当事人讲脏话，就在电话里，甚至当面指着鼻子说。这在现代规范的代理关系中是不敢想的，但周立太一贯如此。事实证明，当事人并未因此抛弃周立太另择他人——他们当时除了周立太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人——而对权利的无知和性格中的忍耐，让他们不觉得这有何不妥。

《从底层滚出来：文盲周立太何以名值千万》一书中，讲述了周从草根出身历经数十年奋斗、代理过万件劳工权益案件的故事。那是中国上一辈人奋斗励志的一类样本。从出身寒门到扶助弱小，周个人的人生脉络与正在摸索前进的法治历程紧密联系。

他身上独有的 “刁民气质”最大限度成就了当时要做的事。比如，在彭刚中案中，按照工伤案件中仲裁在先的程序，他找到劳动仲裁部门，对方回复从来不受理这样的案子。“你从来不受理不等于对我不受理，”周立太去找局长，局长正在五楼开会，周直接走进去，说“局长，有人找”。局长出来了，周说完，局长心里不是滋味，但还是受理了案子。

周立太总结这样的江湖招数：他不知道我有多大的来头，叫他出来就出来了。他曾经把为讨回律师证而送了两条烟一事白纸黑字写进公开的回忆材料中，试问以后还有谁敢收他的礼？有小心思也有真性情，周立太挨过冷眼也受过赞誉，很难从好坏角度简单评价他的为人，但说到做事，他的“死磕”原则明确——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事情做到底。

▲因工受伤失去一条腿的李启兵（右一）、何兴强（右三）、李恭彬（左二）及解昌银（左一），与周立太律师（右二）在一起 图/受访者提供

1999年8月，周立太代理四川民工刘涛在深圳务工双臂裁肢案，获得158万元的赔偿，成为工伤赔偿金额全国最高案例。此案提出关于应当赔偿精神损失费等主张，被最高人民法院判例选编收录。

2001年7月30日下午，韩资企业深圳龙岗区坑梓镇宝洋厂吴雪等56名女工被非法搜身。周立太受托代理，吴雪等人分别获得4000元的精神补偿金，韩国驻华大使馆不得不公开发表致歉声明，中国政府也对韩方发出照会。外资企业该不该尊重他国劳动者的人权，这在当时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

同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紧密地参与到全球劳动分工与合作中，“全球化”在世纪之交如火如荼地展开。从这些劳工案件中，能看到当时的法治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不断探索前进的模样。

很多这样的官司在深圳，周立太几乎驻扎在那里。他和农民工同吃同住在那间蓝色的铁皮房里，且一度连暂住证都没有，从当时的情况看和农民工的命运并无二致。

但周立太并不是无私的，他也不以此标榜。在彭刚中案中，他们签署的协议约定，如败诉，不支付律师费；如胜诉，彭刚中需按照赔偿总额减去38000元（周立太代理前工厂给出的赔偿金额）后的数额，以30%支付周立太的律师费及差旅费。

这样的代理属于风险代理，收取的律师费不算低，风险代理的模式也贯穿此后周立太代理的成千上万个劳工案件。尽管农民工身处困顿，但除了周立太他们很难找到别人，当时没有几个律师愿意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强出头到底。而当时周立太已经有了名气，他以代理“民工官司”闻名，“不赢不给钱”成为这种代理模式的通俗说法。

打赢了也不一定能收到钱。周立太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里面密密麻麻记录了几百人不付律师费的明细。第一起风险代理就暗喻了此后这种模式的风险，彭刚中拿到赔偿后没有支付律师费，走了。2004年，周立太把其中第161个记录的刘朝正告上了法庭。

为弱者代言的周律师将矛头指向了弱者，引来不少质疑。周立太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发怒，“我既不是他爹，也不是他妈，更不是他爷爷，我是一个律师。律师收代理费正常，不收代理费不正常！”

至今周立太的办公室仍挂着那样一幅肖像，是“怒指”他人的不好惹的样子，仿佛下一秒就要跳起来骂人。回望那个时代，周立太有时忍不住骂骂咧咧，不公平的遭遇太多了，有时来自于强者，有时来自于弱者，有时甚至来自二者的“共识”。

有一次，某地数百名工人因不服工伤保险待遇，找到周立太。他依然采用风险代理方式，诉当地社保局。1997年至1998年，从区法院打到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中级法院二审判决，员工全胜诉、社保局全败诉。

然而，这个过程此后又重复了一遍，但判决结果截然相反。二审判决后，当地有关部门专门开会决定由当地人大给当地政府作个批复，让后来社保局作出决定时，以此批复作为依据。社保局未按照原来二审法院判决结果处理，工人们不服，再次提起诉讼，又从区法院打到中级法院。然而，仍是原来二审判决工人胜诉的法官，这次以前述批复为据判决工人们败诉。

2000年，该法院在第四法庭当庭宣判，判决工人们全部败诉，旁边是已经为此奔波两年的律师周立太。宣判后，在场的当事人全部被通知去第五法庭，且不让周立太去。当地社保局早已派财会人员在庭等候，将当事人起诉的金额一分不少地支付给当事人，未参加庭审的当事人则由社保局财会人员通过银行转付。

接着，法院用早已安排好的大巴车，将当事人分别送到各车站回家过年。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央视第一频道据此制作专题片《一言难尽的周立太》，详细记录了上述过程。

“像炒股一样被套牢。”多年后回忆往事，周立太几次重复这句话，“签风险代理，他们能跑，我不能跑啊。”结束官司的那个春节，只有周立太两手空空。

在一些官司中，周立太没有收到钱，但收到了更多的名气与更大的舞台。恰恰是后者让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一度站上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席，成就了某种“传奇”色彩。

周立太曾说，自己不为打官司而打官司，从为第一个伤残民工做代理起，就把每一片纸都收集起来。做了档案馆后，他最新的想法是建博物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不同，面向公众开放。那些浩如烟海的牛皮纸会因此变得生动，从偏居一隅走向更广大的人群。

纪录片导演李一凡认识周立太是在2006年，次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在农村拍片的李一凡目睹劳动力迅速地流向城市，对农民工和劳动法都燃起了兴趣，他想拍一部名为《劳动法》的片子，记录法治给农民工生活带来的具体改变。

他开始每天跟着周立太聊天，跑案子，但拍摄太难了，被告不让拍、法院不让拍、案子周期长，拍了两三年也没拍到一个结案的，没人愿意投资这样一部片子，只好不了了之。不过，这样的经历让中戏毕业的知识分子李一凡逐渐理解农民工的生活。十多年过去，在李一凡看来，劳资关系的博弈中农民工的力量有所增强，牛皮纸里的命运有着代际的变与不变。

他解释，当年的劳动者几乎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也很少有律师愿意给农民工打官司——打不打得赢另说，代理费还抵不上两趟机票钱，谁做这赔本买卖？案件周期又拖得那么长，哪个律师愿意耗？“可以说那时候没有一个农民工是不怕资方的。”

而到了今天，很难再说农民工是“怕”资方的，更多的是“不怕”。特别是混了几年的工人，“多多少少懂一些。”劳动权益受到侵害了，要告，而且他们有信心，知道维权下去是会有结果的。“也有没结果的，但总体来说在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上，已经不能和当年同日而语。”

变之中也有不变。超长的劳动时长是不变的，相应的加班费没有支付足够是不变的。时代进步了，工厂不敢再收工人的身份证，不敢再在厂房的窗户上钉铁条。但工厂又要守住这些劳动力，就“押工资”，一押就是一个月，有的甚至是两个月。中途不想干了想走可以，押在这儿的工资就拿不到了。

现在的农民工脑子也活络了，有人专门去钻工厂的一些“空子”，比如在每年暑假结束的时候去富士康打工，那是全年招零工的工资最高的时候，因为暑期实习工走了，留出大量空缺。他们就专门在此时进厂，工资低了就出来等着，工资高了又进去。

周立太几十年打官司的历程，也是法治进步的历程。他的代理人总是弱势的一方，他的诉讼对象总是相对的强者。无论是谁，他不考虑太多，死磕到底，在深圳、在重庆，很难说这仅仅是为了保障同为农民出身的人的利益，抑或也想要更多的镜头与关注。但几十年一晃而过，到最后只有周立太坚持做了下来，成就了如今数千卷牛皮纸包裹的记录。

采访结束后，周立太走出律所，经过一家彩票店，他说自己很喜欢买彩票，想着中了就多做点事。曾经还真中过1500块，但也没收获更多，66岁的周立太把希望押宝于未知——“上天给我一点爱。”

曾经的他并不如此。1988年，老家的三位农民认为当地农林特产税、农税征收中存在腐败问题。他们将当年应缴的税邮寄到北京有关部门，同时写信表示要把钱拿去支持国家建设。此举引起当地政府不满。当地有关部门以拒缴农林特产税、农税为由对三人作出行政处罚。三人不服，状告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这件事引起社会关注，财政部专门派人前去听开庭审理。

周立太被告知不许代理此案。不能以律师身份，他就以公民个人身份代理。官司没有赢，但周立太也没有输。正是从那一步开始，他最终走向了深圳那个更大的舞台。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法律的实践最终走向人们期待的结局。

打那起官司时，周立太32岁，那是他代理的第一起行政案件。彼时，周立太刚走上律师的职业道路，社会也正摸索着向法治的方向前行。回首来路，那是一个开端，他们都正朝着一个意气风发的想象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