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人移民成为“剥削者”

左：特蕾莎时尚大火纪念碑揭幕现场；右：中国街附近的垃圾桶，涂鸦写着“中国人很美”

华人移民的形象，大多是勤劳甚至苦劳的。但成为小生意主后，为什么他们成了其他移民口中的“剥削者”？

在意大利的普拉托，机器日夜低鸣，生产标签为“Made in Italy”的服装。普拉托被称为“小温州”，因为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温州的移民来到普拉托，从给当地纺织业打工，到自立门户成为快时尚成衣的分包商。这些被标为在意大利生产的衣服，依赖的仍然是离岸外包的生产条件：周期快，用工灵活，要求工人一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2 小时或以上。

情况正在改变。今年 4 月起，意大利草根工会 Sudd Cobas 发起“8 × 5 之春”，要求工厂与工人签订每周工作 5 天、每天工作 8 小时的合同——这时华人移民成为资方，南亚移民成为工人群体的主流。全球性的产业变化、移民问题与种族问题相互交织，让争取劳工权益的运动变得更为复杂。

今天单读分享张涵露获得今年在场奖学金的非虚构作品《8 × 5 之春——全球化断面上的劳动与抗争》。文章接近 3 万字，作者从工会中少有的华人成员王姐的故事讲起，带我们体会草根工会的运作方式，看见全球化生产中的模式异同。

8 × 5 之春——

全球化断面上的

劳动与抗争

撰文、摄影：张涵露

编辑：顾玉玲

序章

纪念碑

2013 年 12 月 1 日，普拉托一家华人制衣厂“特蕾莎时尚”（Teresa Moda）的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加班至深夜。结束一天的工作，他们有的睡在白天劳作的厂房内，老板一家住在楼下，还有七名工人睡在宿舍——所谓宿舍，不过是厂房二楼隔层上用简易塑料板搭出的狭小空间。

清晨，厂里突发火灾。火势已迅速蔓延，吞噬了内部结构。厂里堆满了易燃布料，逃生通道被严重堵塞。等到火警赶到，有人已在睡梦中丧生，有人甚至被活活烧死。

大火震惊了意大利，普拉托历史上首次设立了哀悼日。灾难发生三天后，市民自发聚集在被烧毁的厂房前。七位遇难者的照片被贴在铁门上，窗户玻璃大多破碎，地面上摆满了鲜花与蜡烛。遇难者照片的上方，贴着一张手写标语：“IL DOLORE NON HA COLORE”（悲伤没有肤色）。

十一年半之后，特蕾莎时尚所在的厂房已被翻新，迎来了新的租户。2025 年 5 月 1 日，一个名叫“SUDD Cobas”的草根小工会把人们再次召集在这里，参与他们的劳动节特别行动：在特蕾莎时尚大火的原址上揭幕一座自发建造的纪念碑。该行动为他们自 4 月开启的“8 × 5之春”运动的一部分。现场聚集了百余人，有工人、市民和媒体。

纪念碑是一座朴素的小花坛，里面种了不同颜色的鲜花，竖立其中的铭牌由支撑木板和金属刻字版简易拼成，上面的文字以中意双语刻写，记录了七位遇难者的姓名：

郑秀平、饶长建、林光兴、董文秋、苏其付、薛协庆、王春桃

名字下方还有两行字：

他们因受剥削而葬身火海

为自由、为反抗剥削而斗争的人们永远怀念他们

这座纪念碑，由工会中的南亚工人——如今普拉托服装制造业的基层劳动力——和意大利成员共同设计和建造。为什么在十一年后立碑？在 Sudd Cobas 看来，尽管市政府在火灾之后加强了对工作场所的安全监管，但是，当年将七人困于火海的剥削环境，至今仍在为快时尚产业输送燃料。他们在劳动节想传达的讯息与其说是庆祝，不如说是警示。

在过去四十年，普拉托的华人企业家们以极度高效和廉价的劳动力组织方式，适配快时尚的生产周期，以接近“Made in China”的成本，制造出“Made in Italy”的时装。这使这座原本以毛纺业著称的意大利中部中世纪古城，在世纪之交转型成为欧洲成衣制造的重要中心。所生产的服装主要销往欧洲各地的商场、市场及中小型零售商，也有少数代工厂为大品牌甚至奢侈品公司供货。

“8 × 5 之春”是 Sudd Cobas 工会“8 × 5”运动的最新一系列行动。多年来，这些大部分来自于巴基斯坦的工人与工会并肩，通过罢工和抗议，要求终止工业区常见的全年无休每日超长时间的工作模式，并敦促雇主签订每周工作 5 天、每天工作 8 小时的国家统一用工合同。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受雇于华人企业。这些工会化的移民劳工人数虽算不庞大，却已开始撼动普拉托服装行业多年来赖以生存的用工制度，甚至可能改写整个产业的命运。

在揭幕仪式上，众人撑起一条横幅：“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用意大利语、中文、英文、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五种语言写就。纪念碑揭幕现场还有另一幅手写标语：

世界上只有两个种族：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这句话不仅声讨剥削，也意在回应将劳动权益问题混淆为种族冲突的多方迷思。2013 年的大火使普拉托华人制衣产业“臭名昭著”。灾难后，本地和全球的媒体报道将工业区渲染成一个法外之地，甚至有人提出“平行工业”或者“经济特区”的说法，即华人主导的快时尚成衣产业与意大利本地的工业制度、经济与法律系统之间，是平行无交集的关系，更有人将剥削乃至犯罪行为归因为中国移民的文化。

另一边，面对长期的污名化与媒体聚焦，以及时尚产业的竞争压力，华人社群对批评声音和改变现状的努力极其警惕。因此，当工人组织起来开始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时，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这种维权行动“专门针对华人企业”，甚至将劳工运动视作族群冲突，把 Sudd Cobas 称作为“巴基斯坦工会”。

行动者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话语和行动空间。过去几个月，我跟随“8 × 5 之春”罢工地图，进入行动的现场。那是一个奇异的场域：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物汇聚于此；制造业全球化中本来分散在不同大洲不同角落的现实，却以一种几乎不可能的方式在这座城市同时登场。画面中躁动不安，人和货物匆匆经过，往来交错的，还有野心、失落、累积、安顿、抗争、暴力、团结……

特蕾莎时尚大火纪念碑揭幕

01

王姐

王姐是 Sudd Cobas 第一个，也是很长时间内唯一一个中国成员。

从小就坐不住，喜欢往外跑。青春期，王姐听别人说四川“好玩”，瞒着父母从云南跑去四川。十八岁，有一个小姐妹嫁到泉州，说在那里收龙眼赚钱，她和另一个朋友于是决定去投奔。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福州时身上没钱了，火车站有人主动帮助并收留了她们，结果把她们卖到长乐一个村子里给人当老婆。

王姐说一开始以为是给她们介绍对象，后来才发现介绍人是收了钱的——“就是拐卖妇女。”不过她后来还是决定留在福建，养育了三个孩子，因为相比于云南山区，“那地方好待”，而且在长乐，“男人不管事，女人说了算”。

从滇东北的小山镇到福建沿海，这不是王姐人生中最长的一次迁徙。2004 年，她通过朋友介绍，历经三个月，从长乐出发，经北京、莫斯科，再一路跋涉穿越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德国、法国，来到了意大利。

在乌克兰，因为吃了太多土豆和牛奶——几乎是那一段路程唯一的食物，她闹肚子了，病得人虚脱。但是跨越边境的时机等不到她康复。深夜，一行人出发，穿越两国之间的森林无人区，她因为生病两条腿发软，一点都走不动，于是两个“老毛子”蛇头时不时将她抬起，架着她走，“一边一个，他们人高马大，我个子小，一架就架起来了”，才到了波兰。

每到一个国家，都有当地的蛇头来接，护送他们到下一个边界。路途上另一个计划外的插曲，发生在法国。还有最后一段列车行程的时候，因为西班牙发生了连环爆炸案，王姐和同伴被困在巴黎。他们在火车站旁边的破旧仓库里住了三天三夜，才等到继续上路的信号。

耽误了他们行程的马德里“3·11”连环爆炸是一场恐怖袭击，致 191 人死亡，超 2000 人受伤。事发后欧盟立即启动了内部安全机制，对边境与交通系统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导致不少列车延迟或取消。彼时，伊拉克战争正在进行，是否介入战争是欧洲大陆上正在激烈讨论的话题。一个多月后，欧盟迎来了十位新成员，其中包含王姐刚路过的波兰。她这趟旅途，恰遇上了“欧洲”的国际地位、身份认同和地理范围都快速变化的时刻。

最终，列车抵达米兰，蛇头给亲戚打了个电话，确定人在意大利后，亲戚来接，家人在国内把偷渡的钱转过去，这漫长的跋涉才算结束。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偷渡客来说，要抵达欧洲，必须横跨欧亚大陆。

王姐和其他初到意大利的中国人一样，第一站就是普拉托，那里有许多华人开的厂，工作机会多。王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熨烫定型服装的烫厂里做“杂工”[1]，同时要做饭、打扫卫生、剪线头。“你不知道，像地狱一样啊，”她回忆道，“一天工作 18 个小时都不止，都拼死地干、抢着干，没睡几个小时……你还没躺下去，别人就起来干活了。”晚上睡在用隔板隔出的小间，“哪里睡得着啊？”干了两天她头昏脑胀受不了，拿了四十几欧就离开了。刚到意大利，她就想回去了——千里迢迢是来吃苦的！

这是普拉托的常态。她说那时有个人和她一样既煮饭又做工，连续工作了三十几个小时后，走出厂门，人突然倒在地上，直接睡着了。这还是幸运的——“很多人就是赶货赶货赶货，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去洗澡，洗着洗着人就没了。以前经常有这种事情。”

回溯中国移民的迁徙史，80 年代末，来自浙江的华人到了普拉托，先在意大利人开的工厂里打工，后来逐渐自己开厂创业，做分包加工。第二批移民是福建人，一开始他们在浙江人开的厂里做工，到 90 年代下半叶也开始自己做老板 [2]。2000 年前后，随着国内的下岗潮，越来越多来自东北和华北的工人抵达普拉托，为华人工厂提供了新一批劳动力。王姐到普拉托的时候，当地的华人企业已经超过了 2000 家，这个数字在五年内将再次翻倍。[3]

离开烫厂后，她每天去“中国街”（Via Pistoiese）小林超市门口看招工和住宿的张贴。在到意大利的最初二十几天内，她做过不同的工作，缝线、给老板小孩做日托保姆，没有一个能够坚持下去。后来通过老乡介绍，她去一个佛罗伦萨的库房做杂工，工作内容是做饭给老板一家吃，货物出入库时帮帮忙，勉强可以做下去。但仅仅几个月后，有一次，她照例搬起地上一箱货物，以为纸箱里是棉衣，结果没想到是一整箱的商标，起身时只听见后背“啪”一声，整个人瘫软倒地，起不来了。

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王姐在住处躺了半年多，那是她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之一，动过无数次回国的心，但想到偷渡的钱还没还清，还是咬咬牙留了下来。多亏两个在“按摩店”工作的姐妹照顾 [4]，王姐才慢慢恢复过来。

2009 年，王姐通过一些办法在大赦中获得了意大利居留身份，立即把即将成年的小儿子也从国内迁到了自己身边。有了身份后，在意大利人 R 的“介绍”下，她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看管和打扫佛罗伦萨的市公共厕所。

一做就是十五年。这份工作并不是佛罗伦萨市政府直接雇佣她，而是通过一家意大利劳务公司。去年十二月，市政府需要重新招标，王姐和同事们即将更换雇主。直到原先的劳务公司和他们解约时，他们才发现：有“猫腻”。

在意大利，每位雇主每月需要帮工人扣除并暂时保存一部分工资，作为离职补偿金，在雇佣关系终结后一笔支付给雇员。王姐他们没有收到这笔“TFR 津贴”（Trattamento di Fine Rapporto）——对于工作十几年的人来说，这是一笔大数字。

他们还发现，入职时签的合同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同写的是每天工作 6 小时，但他们常常要工作 13 小时甚至更多，从未拿到加班费。按照法律，正常全职工时应为每周 40 小时，在全职合同下，雇主需要为员工支付各种社会保险。因而，在合同上虚报工作时长是不少雇主规避责任的手段。除此之外，前老板还会偷偷克扣工资，比如，员工应有四周带薪假，但他们请假时反而被按日扣钱。

“他们欺负我们看不懂、说不来，”王姐说。

她去找意大利人 R 反映这些不合规的情况。此人除了向移民兜售“帮助”，比如介绍工作、提供身份正规化的灰色渠道以外，还挂名在意大利劳工联盟（Unione Italiana del Lavoro，UIL），意大利三大主要工会之一。王姐以为找工会有用， R 却回应：你们上班不就是坐着吗，不用做很多事情，言下之意是让他们“算了”。“如果要他解决问题，”王姐对我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拇指和食指轻轻搓动的手势，暗示那将会是一笔金钱交易。

起初她心想，这个工作的确比在普拉托厂里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要强，要不是能够找到这个工作，她可能早就回中国了。她的同事里面有几个巴基斯坦人，他们可不想“算了”，提出可以去找一个普拉托的小工会，说可以帮他们要回钱。王姐马上加入他们：“知道这个信息后，我肯定也要去，我以前在公司受老多气了！”

就这样，王姐和同事们一起加入了 Sudd Cobas 工会。4 月 18 日，他们一群人来到佛罗伦萨市政厅“老宫”（Palazzo Vecchio）门口罢工。下着雨的佛罗伦萨有点冷，他们举着橙色的工会旗帜，以及一个简单的横幅，上面写着：我们想要 TFR 补偿金、全职合同、9 欧元/小时。

这是王姐人生中第一次罢工。两周后，她又参与了一次更大的集会。

五一游行现场

02

Sudd Cobas

“罢工！罢工！”

“停止工作 12 小时！”“5 天 8 小时！”

“黑手党，住手！”

5 月 1 日，王姐和同事响应号召，从佛罗伦萨坐半小时的火车来到普拉托，加入 Sudd Cobas 发起的劳动节大游行。

“罢工！罢工！”“5 天 8 小时！”

“星期一……”“罢工！”“星期二……”“罢工！”………“星期六……”“罢工！”“星期天……”“罢工！”

在纪念碑揭幕仪式后，工会的成员和工人们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中心古城带领一场示威游行，为了扩大运动。下午三点，几百人的游行队伍从普拉托华人社群口中的“小火车站”——塞拉利奥门站（Porta al Serraglio）出发。今天虽不是罢工日，但是人们高呼罢工，因为这是工会最常用的斗争方法和最具标志性的口号。这些口号，由工会里的意大利协调人和巴基斯坦工人在队伍前方轮流带头呼喊。

上午在纪念碑边上的那条多种语言横幅又出现了，行于队伍最前方：“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鼓声大振，为现场的口号呼喊配以节奏和力量。几百人的队伍中，人们挥舞着橙色的工会小旗，手举或背挂各式标语牌：“我们想要安全工作”“5 天 8 小时”，还有用中文写的：“我们不想再做黑工”。

除了与劳动权利相关的诉求以外，此次游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国旗中央拼贴着毕加索的反战名作《格尔尼卡》，以图像回应战争带来的苦难。旗帜之后，一条手写横幅随人群缓缓推进：“拒绝再军事化”——对近期欧洲多国上调军费预算的回应。现场还有关于移民权益的标语，例如：“不再等待，不再排长队！居住证明和居留许可必须发放！”

“罢工！”“Sudd Cobas！”“罢工！”“Sudd Cobas！”

“解放巴勒斯坦！”

“罢工！罢工！”……

游行队伍里，我注意到王姐，但当时我们还不认识，我以为她是菲律宾人：个子小小的，戴着一副墨镜。她走在队伍的前排，看起来沉浸其中，挥舞着一面小旗，身上穿着一件荧光色马甲，背上用喷漆写着“8 × 5”——这是 Sudd Cobas 罢工时工人们的标志性装备。途中，有人递给她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要医院，不要坦克！”

游行队伍中除了 Sudd Cobas 成员，也有前来声援的普拉托市民。现场一位中学老师告诉我，特蕾莎时尚大火对她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普拉托这座城市，从此被分为了两个时代：特蕾莎时尚大火之前，和特蕾莎时尚大火之后。

队伍穿越中世纪古城中心后，沿着“罗马街”一路前行，经过工人和移民聚居的街区，在游客、居民与警察的目光中缓缓推进，最终抵达终点——卡尔·马克思公园。傍晚的公园中，有人走向街角买冰淇淋，有人欣赏合唱团表演，也有人发表演说。这个劳动节，在一场充满南亚风味的野餐中落幕。

王姐不是 Sudd Cobas 的典型成员，因为她不在普拉托服装业工作。她承认，要是自己的老板是中国人，她肯定不敢参与。

Sudd Cobas 于 2024 年 5 月自另一个小工会 SI Cobas 分支独立——因此早期的 Sudd Cobas 活动记录和报道，都是以 SI Cobas 之名。他们行动方法、策略和风格的建立，可追溯至 2018 年 4 月佛罗伦萨 Zara 服装店仓库工人的罢工。慢慢地，当找他们的工人越来越多，工会开始深入华人企业家聚集的普拉托工业区。如今，他们在古城中心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可以接待前来求助的工人。

工会的核心工作团队由大约十至二十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组成，对外介绍时所有人身份都是工会“协调人”，没有职位之分。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是萨拉和卢卡，弗朗切斯卡经常以媒体发言人出现，也参与与雇主谈判；不少无证件工人的案子由阿尔图罗对接；比安卡和里卡多跟进佛罗伦萨王姐他们公司的案子；马可带领“研究小组”，对接学术和存档的工作；在不同的罢工驻点上，我也经常见到皮波、埃莱娜、索菲亚、埃丽卡……他们中有的还在高校上学，有的从中学就开始参与。

“SUDD”是工会所代表的几个基本价值的单词缩写：工会、团结、民主、尊严（Sindacato Unione Democrazia Dignità），而“Cobas”是意大利 1980 年代兴起的自组织工会形式，全称 Comitati di Base（基层委员会）。与全国性的三大工会（CGIL、CISL、UIL）不同，Cobas 并不依附政党，也不依赖温和的协商体系，而是强调工人自治和直接民主，以罢工、封锁等直接行动争取权益。除此之外，Sudd Cobas 也善于动用多元和当代的抗争方法，如社群构建、众筹、社交媒体宣发等，甚至与艺术家和教育者合作，将抗争带到更广泛的人群中。一座 DIY 的公共纪念碑，这个做法就很像当代艺术。

Sudd Cobas 目前有一千多位工人成员——和三大工会相比，是非常小的规模。这些成员以巴基斯坦人为多数，也有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及斯里兰卡人，还有少部分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尤其在 2010 年代中叶之后，越来越多南亚移民以庇护申请的方式来到意大利，他们沿着东地中海路线——经土耳其、希腊——抵达亚平宁半岛，寻找生计。在普拉托，他们老乡带老乡，逐渐加入了这里华人企业为多数的时尚产业。对不少中国老板来说，随着雇佣同胞的成本上升、华人移民数量减少、年轻一代远离制衣业等等，来自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异国劳工正好填补了用工空缺。

Sudd Cobas 的罢工，不像是欧洲各大城市中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提前通知的公共服务罢工，而是突然而迅猛的。他们往往在工厂门口即刻拉开战线，中止生产运作，包括用身体堵住货物的进出。这个策略对于“交货”周期非常短促的快时尚产业链中各环来说，具有一定的杀伤力。意大利劳动法保护工人罢工的权利，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一些企业主会选择与工会谈判、做出让步，签署“8 × 5”用工合同。也有的企业不让步，或产生冲突，或僵持多月。

来自克什米尔的 A 和他的同事们是今年“8 × 5 之春”中第一批取得胜利的工人。他们公司给一些不太知名的小品牌做裤子加工，销售到欧洲各地，每一条裤子吊牌的价格大概在 50 欧元左右 [5]。之前，他们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 12 小时；不仅如此，他们每天只有 10 分钟的午休时间，吃完饭，要立即开工。他们公司有四个中国员工，五个巴基斯坦员工，但是做同样的工作，中国员工的工资要高得多。

4 月下旬，经过四天的罢工，他们赢得了合同，如今可以按照“8 × 5”工时工作。有了休息和周末，他们也能腾出时间，去支持其他工人争取权利——正如他们罢工时其他厂的工人到场支持一样。我就是在 6 月初的另一个罢工现场遇见他的。

A 告诉我，大多数巴基斯坦工人之所以加入罢工，是因为在工厂里感觉不被尊重，这一点在我和不同人的谈话中都被提及。他说，原本他们与厂里的中国同事虽然待遇不同，但私下关系不错；可自从他们罢工成功后，中国同事很快站到老板一边，关系逐渐疏远，如今已几乎不再说话。

我在另一场罢工上见过类似情形：巴基斯坦工人热情地在门外招呼厂里围观的中国同事加入，看起来双方关系挺好，但对方不说话只是笑笑，转身离开。

多年来，Sudd Cobas 孜孜不倦地尝试与中国工人建立联系。他们将行动资讯翻译成中文、设立中文社交媒体账号、派发中文海报传单，但是在过去几年，可能性始终渺茫。在华人群体中，工会常被地渲染为“敌对势力”，算是一个敏感话题。更棘手的是，制衣产业往往依靠同乡关系网络紧密维系，工人和雇主之间彼此依赖，工人也被牢牢地锁在这个圈层中。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工人，因语言不通、缺乏社会资源，也最难跨出一步去接触外部力量。工会面向中国工人的动员，被视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在特蕾莎时尚纪念碑揭幕那两天，周围的厂房仍在运转，来来往往的中国裔工人和老板大多只是多看一眼，哪怕工会成员主动上前介绍，他们顶多笑而不语，更多是冷眼相对。这是一种难以言明的距离。

Sudd Cobas 在中国街上张贴工会海报

03

经纬普拉托 上

站在任何一座建筑的二三层向外眺望，你会发现，普拉托是一座被群山环绕的城市，碧森齐奥河（Bisenzio）流至城墙脚下拐了一个弯。城墙内，尖耸的钟楼与成排的石砌房屋交错林立，狭窄街巷在橙红色陶瓦屋顶之间交错纵横。这里的景色不逊于其他任何一座托斯卡纳古城。

普拉托（Prato）这个词是草地的意思。城市周边宽阔的山谷平地、丰沛的水网，为工业的出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座小城从 12 世纪起便逐步发展羊毛加工产业，这是令本地居民所自豪的纺织工业传统的源头。普拉托有句古话，意思是如果有人愿意去城墙下挖一挖，一定会在那里发现一簇羊毛 [6]。羊毛是普拉托的地基。

今天的普拉托中心老城依旧是中世纪的格局：城墙围绕、街道狭窄，甚至保留着当时以行业分工而命名的街道：羊毛商人街（Via dei Lanaiuoli）、剪毛工人街（dei Cimatori）、染工街（dei Tintori）……古城墙东南一隅，弗拉斯卡蒂城门（Porta Frascati）和三一门（Porta Santa Trinita）之间，矗立着一片庞大的厂区遗迹，一根 50 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因靠近护城河和水渠，这个厂区所在地自 14 世纪起就是羊毛加工厂，19 世纪中叶被实业家文琴佐·坎波尔米（Vincenzo Campolmi）购入并扩建，使其成为城市纺织业的核心。曾有一度，全城出产的布料在进入市场之前，都必须先在这里完成剪毛、清洗或漂染的工序。今天，这里已成为纺织博物馆。

二战后，随着意大利经济起飞，纺织业再次蓬勃发展，城市空间随之向外延展。原本属于“城乡结合部”的广阔地带，逐渐发展出一种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活混合交织的空间形态：小型工厂与住宅楼比邻而建，以此应对纺织业对大量劳动力和灵活生产方式的需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南部的流动工人成为纺织厂里的劳动力，当时，他们也被称为“移民”。进入 80 年代，外国劳工来了，其中，中国创业者的安顿和发展尤其显著。这些移民企业家最初主要集中在古城西北边、沿皮斯托亚路（Via Pistoiese）两侧的区域，由于工厂与住宅混合布局，那里也慢慢发展出餐馆、超市、理发店等生活配套设施，成为华人移民的生活重心、普拉托的“Chinatown”——华人日常使用中叫“中国街”。

90 年代的城市规划中，中国街周围区域因其特点，被官方命名为“0 号工业区”（Macrolotto Zero）。知名规划师贝纳尔多·赛奇（ Bernardo Secchi）称其为一种自发生长、独特而有机的空间形态：“工厂城市”（città-fabbrica）。直到今天，中国街虽然已成为一个商业和服务业的中心，但是在周边小巷中，仍能看到一排排典型的工业厂房林立其间。

在制造业全球化的今天，许多前工业城市往往面对着转型的挑战。像普拉托纺织博物馆那样，将工业遗址改造为公共文化场所，是许多城市管理者面对去工业化进程时的典型回应。在博物馆内，一座数层楼高的蒸汽锅炉迎接着访客，向人们诉说普拉托的工业往事。

在中国街上，也有一座被寄望于承载城市转型的巨物：一座名叫“Prisma Lab”的现代建筑。这个时髦的名字可以被拆解为“普拉托工业智能加速器”（PRato Industrial SMart Accelerator），在不同的政府网站上，被定位为“纺织工业区企业技术转型中心”“多功能中心”“多媒体图书馆”或者“共同办公”（co-working）空间。但是当我无数次路过时，看到的总是空荡，除了室外花园长凳上偶尔有一两个居民使用歇息，这个公共设施似乎与周围的社区无甚联系。

墙的另一边，则是另一种“公共空间”：王姐在二十年前每天为找活路而光顾的“小林超市”。那里其实是一个停车场，但是发挥了广场的功能，一度是华人社群的资讯和资源集散地。在旁边一个连通前后两条路的巷子里，有人摆摊卖自家种的蔬菜，无家可归者把角落当作简陋栖身之所，一家温州海鲜零售店在门前空地上清洗和解冻，因此地面总是湿漉漉的，空气飘荡着腥味，但这些并不妨碍居民在这里聚集或穿行。

近年来，市政府对中国街的皮斯托亚路进行空间规划改造，通过拓宽人行道、设置花槽和建设新的公共设施来营造更安全和整洁的公共空间。但这种自上而下的美化与秩序愿景，与居民和商户对停车位、交通便利与日常生计的诉求发生了直接冲突，被一些人视为忽视社会与卫生问题的表面工程，还有人批评这种士绅化建设借“更新”之名推动排斥与取代。在 2021 年的一份反对空间更新的情愿书上，三百多户居民的签名中包含了二十个华人名字，新闻报道称这“突破了他们一贯的沉默态度”[7]——在意大利主流媒体中，“沉默”是华人移民社群的整体画像。

工业遗迹与移民社群，构成了普拉托“转型”叙事的两大基石：一边是被保存和纪念的过去，一边是被治理和重塑的当下。然而，普拉托面临的问题，真的是“转型”吗？工业并未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态继续存在。

上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后，顺应着成衣产业在普拉托的迅速发展，市政府在古城西南、开车十几分钟的位置规划建设了“1 号”和“2 号”工业区（Macrolotto 1 & 2），以吸引工厂向外迁移。这里紧邻高速公路，便于人与货物的流动。驶入工业区，两侧密集的中文招牌常常让人产生置身于中国南方某工业区的错觉。在大片工厂中，零星可见中国餐厅、超市、奶茶店等。有时还能在路上遇到开着小卡车的个体商贩，兜售新鲜蔬果，或者盒饭及粉面等简易午餐。

特蕾莎时尚大火的纪念碑就坐落在 1 号工业区内，在揭幕前两天发生了一个插曲：厂区物业管理人员在夜间将花坛与碑牌摧毁，夷为平地。纪念碑所在的这片原本无人认领的小地块，此前和工业区里的许多空间一样，并没有什么用处，堆放着废料和垃圾。Sudd Cobas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谴责，认为破坏行为“宁愿容忍垃圾，也不愿容忍鲜花。”工人们在当天立即重建纪念碑，并支起了罢工时常用的帐篷，开始了长达 58 天的日夜驻守，保护纪念碑不被再次破坏。

期间，他们在驻点帐篷周围组织了露天展览、儿童绘画工作坊、意大利语教学等活动，使纪念碑成为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场所。志愿者和工人轮流驻守，在帐篷附近烧烤、自习、玩游戏、唱歌跳舞，使得原本只有货车经过的路段有了一些烟火气。

同时，工会试图通过正式渠道追溯土地归属，希望纪念碑能够长期留下来。他们先联系市政相关部门，得知该地块为厂区业主集体所有，又一家一家打电话询问，却始终无法获得共识。工会质疑：这些厂房仓库的业主——包括意大利人与中国人——长期从服装产业中获利，却对这样一座完全无害的纪念碑的存在保持敌意。

市长提议为纪念碑另外选址，希望工会撤离驻点，但 Sudd Cobas 拒绝了，他们坚持认为纪念碑应当留在悲剧发生的现场。

临时占领的纪念碑，与普拉托另一座永久性雕像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在古城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上，竖立着十四世纪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的大理石雕像，他身披长袍，凝视远方，矗立于石台之上，代表着这座城市自我叙事中引以为傲的形象：一位远赴他乡、在法国起步并积累财富的企业家，他以纺织与贸易为核心的商业网络跨越阿维尼翁、热那亚、巴塞罗那和马略卡。达蒂尼雕像所代表的，是一种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成功逻辑——跨国流通、产业扩张与财富积累。而今，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当下，达蒂尼的遗产在他的家乡以某种形式得到了延续，“普拉托商人”已然活跃在全球版图上，只是，这个话题谈起来有些棘手。

在已经树立、正在建造、尚未出现的公共雕塑之间，存在着被选择的纪念、哀悼与荣耀，也显现出这座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现实处境与文化认同之间的断裂。

达蒂尼雕像屹立在市政厅广场上

在特蕾莎时尚大火纪念碑周围厂区外墙举办的露天摄影展，展示摄影师 Andrea Abati 的系列纪实作品《失焦：特蕾莎时尚的面孔与声音》，其中拍摄了特蕾莎时尚大火发声之后，遇难者家属在普拉托和佛罗伦萨中国领馆声讨正义的过程

04

罢工日

第一次遇见艾莎时，我吓了她一跳。

6 月 30 日，在中国街上一家小裁剪厂的罢工驻点，现场其他人告诉我她是新加入的，而且说英语，我便走上前去打招呼。她惊慌失措，与周围人再三确认，不敢相信我是和工会一起的。后来回忆起那一幕，她向我道歉，说自己看到中国人已经产生了条件反射式的恐惧。与中国人说话，会让她立刻想起和老板争吵的场面。

艾莎来自秘鲁，来普拉托已有四年，这期间换了六份工作，每一份工作都是“12 × 7”。就在我们认识的前一个周五，她和同事罢工胜利，他们的公司成了为“8 × 5 之春”罢工潮中签署协议的企业之一。

她提起雇主时总是用意大利语“capo”（老板），有时也会说“cinese”（中国人）。她坦言，认识我之前以为中国人都很坏。我问她是否所有中国老板都很坏，她说有些确实糟糕。一个老板，厂里有宽敞的厨房和餐桌，却让非中国籍工人坐在纸箱上吃饭，“像牲口一样”。但也有例外：她曾在另一间工厂学到不少技能，工人每天可以休息两次，每次三十分钟。至于后来为什么离开，她说：“是我的问题。”当时她“因为身体得不到休息”，患上了抑郁症，上班时常忍不住流泪，因而无法继续工作。

艾莎是单亲妈妈，有一个即将小学毕业的儿子，目前还在秘鲁。她拥有平面设计学位，在攻读第二个学位——法律的过程中，母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为了赚取更多收入，她持旅游签证来到普拉托打黑工。艾莎的情况在意大利的移民群体中不是个例。有研究指出，拥有与本地人相同教育和工作背景的移民，其从事与自身学历不相符工作的可能性是本地男性的两倍、本地女性的八倍。[8]

她所在的公司主要从事印花与刺绣。公司实行 12 小时轮班制，每班仅有一人看管数台大型电子绣花机。起初，她并不介意长时间的劳动，只希望能多赚一些钱。她最大的动力，是把儿子接到意大利来读书。刚入职时，老板夫妇承诺会为她办理工作签证——身份合法化是把孩子接来的第一步。正是出于这一承诺，她才接受了艰苦的工作条件。

她从一个拉美朋友那知道 Sudd Cobas，并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工厂里的巴基斯坦同事。大家一度想要发起罢工，但她劝住他们，说自己可以作为代表去和老板谈判。最开始，老板同意每人每月增加 200 欧元工资，但不久后却决定开除他们。

她再次劝住了大家，又去跟老板谈。除了工作时间太长、老板对她吹毛求疵外，她也无法忍受工厂内部明显的“区别对待”：中国工人住在老板安排的宿舍，每天三餐由老板订外卖，可以在厂里和老板一起随意进餐，坐着聊天；而她和巴基斯坦同事则必须自带午餐，而午休只有十五分钟，吃完立即开工。她在谈判中提出了希望增加午休时间或允许他们回家吃饭的请求，老板拒绝。

平常，当老板有一些指示需要传达给工人时，不愿直接与巴基斯坦同事讲话，而是通过她来转达。“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把巴基斯坦人当动物对待。”她说。

而她最介意的，是老板从未兑现帮她办工签的承诺。他们深知她必须依赖这份工作来换取合法身份与稳定收入，也知道她将孩子接来意大利的愿望，于是不断用空头支票拖延时间，让她继续为他们工作。“他们非常清楚我的处境，但却借机占便宜。”

谈了数次后，可能是老板感觉到她越来越不服从，最后也计划将她开除。于是她拨通了 Sudd Cobas 的电话。

“我们 latino 最讨厌说话不算话的人。”她说。[9]

7 月 5 日，我和艾莎约着一起去支持罢工。

这一天，正值 Sudd Cobas 发起的第三轮“罢工日”（Strike Days）。此前，他们已在去年秋天和今年 5 月 30 日先后组织过两轮。这个行动的核心策略是“连环罢工”，针对工业区中的小型加工厂。工会的社交媒体文宣写道：这些小厂“是黑工的藏身之地，是剥削最严重的区域，也是历史上从未有工会进入的地方”。

也是因为这些厂子规模小，罢工时常速战速决。例如，第二轮中，仅在四天内便发起了 28 场罢工与守点行动，并与 24 家工厂签署了“8 × 5”协议。那些在斗争中获胜、成功签署合同的工人，往往又会投入到新的罢工行动中，去支持仍在维权的同伴。

这一轮“罢工日”从 6 月 26 日开始，已来到第十天。酷暑没有击退团结的人，工业区每天都有捷报传出。出发前，我看到工会在社交网络上发了一个短视频：一队工人骑着自行车，穿着黄背心，自在地行驶在工业区的路上，配文：

1 号工业区的一个平凡的星期六，躁动不安。

各处的纠察线和罢工仍在进行中——因为，星期六和星期天，本就不该是工作日。

我们参与的第一场罢工是在一家成衣公司的“showroom”——用来向潜在客户展示样品的店铺。店面经过精心设计，现代、时尚，几具人偶模特身着该品牌服装立于橱窗。

工会的卢卡告诉我，他们近期在实践一种新策略：供应链罢工——在罢工工厂的发包方门口设立纠察线，以此倒逼下游小厂签订合同。这个做法的依据是 2003 年通过的《比亚吉法》（Legge Biagi）：当发包方与供应商之间存在经济依附与持续合作，并对劳动条件具有实质影响时，工人有权在发包方场所进行抗议。

这家服装公司本身没有工人加入工会，但它是上周四开始罢工的一家裁剪厂的上游公司。该裁剪公司在工人罢工后连夜搬空了厂子——这种“关门重开”的手法在工业区十分常见，只需借用一张居留卡，注册一家新的企业，第二天就可以换汤不换药地继续经营。小的代工厂可以关掉重开，不在意声誉，但面向市场的服装公司则必须维护形象，因此工会转而在不同发包方门口设置了纠察线。

托斯卡纳艳阳下，一二十人的纠察队坐在店门口。每当店铺有人出入，或有潜在客户经过时，他们便高喊罢工口号，中断公司运作。店员多次表示不满，隔着橱窗或走到门外拍视频，并抱怨说自己没有问题，工会便向其解释：一旦你们的供应商与工人签了合同，我们就会离开。

期间，一辆私家车出现，停在马路对面，车里坐着三名意大利人，其中一人手持 DV 对着我们拍摄。我得知他们是“Digos”——意大利警察系统中负责政治安全与公共秩序的情报调查部门。后来，他们下车与卢卡寒暄几句，又进店与店员交谈。卢卡笑着说，他们早已是熟面孔：“他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叫什么、住在哪里、吃什么……”[10]

如此与警方的互动于我是陌生的。虽然警察监控抗议现场发生的事，并掌握参与公民的个人信息，但是工会的行动是合法的，参与者也自知在行使正当权利，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坦荡荡地与警察打交道。而我看到警察拍摄时，则下意识地想要避开，并感到恐惧。过程中我还“偷拍”了一张 Digos 的照片来记录；后来知道，公民有权在公共场所拍摄警方，这是意大利宪法保障的言论与信息自由的一部分。这些警察属于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他们不享有完全的隐私权，民众在不妨碍他们执行职责的前提下进行拍摄是合法的。我无需恐惧。

过了一阵，一位看似是公司老板的中年女性开着豪车驶来。她停车时丝毫不减速，直冲向站在墙边的几名纠察工人，直到最后一刻才急刹车，引发一阵骚动。她很明显在挑衅，用危险的方式展示不屑和敌意。身着笔挺的白色套装，脚踩高跟鞋，她下车后神情傲慢地从我们身旁走过，进入公司玻璃门时，还学着工人们喊口号的节奏摇头晃脑，讽刺模仿。

不一会，一个年轻员工从店里走出，开着奔驰离开了。艾莎说，当工人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时，老板每每都会说公司效益不好、已经做不下去了、没钱，但是，“看看他们的车，就知道他们在说谎”。

Sudd Cobas 在普拉托 1 号工业区，正要发起一场罢工

今天和往常的“罢工日”一样，工会驻守在不同的地点，同时推进数个罢工进程。我们在第一家公司门口时，一会儿有工会成员过来召集，一群人便离开前往另一个点；又过一会儿，又有几个人从别处赶来，加入我们。场面流动而松散。

其中有一群巴基斯坦工人到达时，艾莎指给我看说其中一个是她的前同事。那人上前与她打招呼，她顺势介绍我。但对方似乎并不想和我交流，嘴里嘟囔了一句，我只听见“cinese”这个词。艾莎解释说，他不愿意和中国人说话。她又补充道：因为被老板糟糕对待，有些人心里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恨。

在那天罢工的过程中，也有在场的工人在对面中国裔老板或员工的某些举动后情绪激动，言语间偶尔夹杂着带有种族色彩的表达。当这种情况出现，艾莎便会提醒他们我的存在，让他们注意：我们这里也有中国人。一次，艾莎在聊天中像往常一样用“cinese”来指代工厂老板的时候，也被工会协调人埃莱娜纠正。

几个月来，当现场的巴基斯坦工人得知我是前来报道及支持工会时，基本上都表现出友好与接纳。而我不止一次在罢工现场被问道：中国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中国人是不是都是坏人……每每不知如何作答。

一个小时左右后，又有工会的朋友来招募一个新的罢工队伍，艾莎和我加入进去。我们支援的第二家公司位于特蕾莎时尚大火纪念碑同一个园区里面。艾莎对我说，等我们到了那里，罢工的工人从工厂里走出来加入我们，这代表罢工就此正式开始。

第二个罢工点看起来也像是服装公司，但不像第一家的门市店那么气派。厂里只有一名巴基斯坦工人，他走出厂门加入了罢工，行动由此开始。厂房里的其他人都是中国面孔，看上去像是一家两代人，难以分辨谁是员工、谁是老板。空间里一排排衣架上整齐挂满了衣服，一只宠物狗在架子间穿梭玩耍，和厂外紧绷的氛围形成反差。

我们在门外，艾莎远远地指着厂里挂着的一批胸前带有花样字体图案的T恤对我说，她的公司正是做这种刺绣工序，这批衣服很有可能就是她做的。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操作电脑刺绣机制作一个个绣花贴片，监督机器正常运营——这种绣花机很容易出错。做完一批图案，再由另一家工厂把这些刺绣缝制到成衣上。

正如工会在文宣中提到的，这些小厂并非单纯的“家庭作坊”，而是沿袭了普拉托毛纺产业中精细分工的传统，将生产拆解为许多不同环节，每家工厂只完成其中一步，但最终都服务于顶层的发包方或品牌方：“在成千上万个小厂和以人头名义注册的个体户背后，隐藏的是少数几个掌控着快时尚供应链的大老板。”

此时，一位工作人员在奥迪车的后备箱装了几袋衣服，准备驾车离开。工会成员和支援的工人们立马上前围堵，阻止车启动，僵持了一会。我一度担心司机会情绪失控、贸然冲撞人群——这样的事情在以往并非没有发生过。我想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是不让他走，而是抗议他将货物运出工厂。这就是罢工中常听到的“纠察队”（pichetto）的职责 [11]：阻断货运，防止生产转移。后来工会成员将这个规则告诉这个中国员工，后者把货卸下后离开了。

Sudd Cobas 的前身 SI Cobas 有非常丰富的物流和仓库工人罢工经验，因而他们的斗争策略也具有相似特点：以阻断物流的方式来迫使雇主回应诉求。

我不知道厂里的华人是否注意到罢工队伍里有一名“同胞”。我戴着墨镜，并不冲在“前线”，担心被认出，却能听懂他们在厂房里破口大骂。以往每次我在罢工现场，当厂里或周边的中国人问起“你是和他们一起的吗？”在那种紧绷与敌意并存的氛围中，我总是以自己“只是翻译”来化解，并且担忧因华人社群对工会的普遍敌意而引发冒犯。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传来消息说这家厂的老板同意给罢工工人签合同。大家纷纷祝贺这位成功争取到自己合法劳动权益的工人，他看起来很欣慰，随后所有人一起在工厂门口合影纪念。

这时，一大锅炖饭适时地出现了——一个工会协调人和一个南亚工人开车一起带来的。大家正好饥肠辘辘，在路边分着吃起来。地道的鸡肉比里亚尼饭很美味，香料的气味在空气里弥散开来，和刚才的喧嚣、紧张混了在一起。

在去第三个罢工的路上，我问工会协调人皮波，合同怎么这么快就签了，也没见他们进去谈判和签署。他回答说，一般来说，那个决定性的、代表罢工成功的时刻，是工会收到公司老板聘请的律师发来的邮件，表示老板同意签署。这一封邮件是有法律效应的。

看来华人企业家的圈子已经多少熟悉了 Sudd Cobas 抗争的流程。据说大部分老板聘请的是同一个律师，因此 Sudd Cobas 也无需对流程多作解释。这也是这一波罢工潮中许多斗争都得以“速战速决”的原因。皮波告诉我，“罢工日”让这个意大利人赚取巨额的收入——他代理一家公司的价格是 3000 欧元。

我们抵达了当天的第三个工厂——一位工人出来加入我们，罢工开始。这个厂看起来没有前两个生意做得那么大，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妇，看起来比较朴实。

得知罢工发生，他们显得十分讶异，仿佛完全出乎意料。他们追着那名工人反复说道：“Non noi detto! Non noi detto!”我猜这句语法错误的话的意思，是在质问他为何事先不告知他们；进一步推测，他们可能觉得这名工人在决定罢工之前理应先与他们沟通协商。他们的神情里除了愤怒，貌似还带着失望，这是不是说明他们之间平常并非毫无信任与交流？我无从得知。

工会协调人埃莱娜果断地上前拦住雇主说：请和工会对话。这个做法背后的原则是：这是工会发起的行动，必须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协商，而不是退回私人谈判。由此可见，寻求工会的介入时，有的工人选择先与雇主进行谈判——比如艾莎；而有的工人则直接动用罢工这个维权武器。

中途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名中国员工出来搬货，被纠察队拦下。这时，一位巴基斯坦工人用黑布裹住脸，只露出眼睛，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扮演“恐怖分子”。在混乱中，他的言语和动作都带着挑衅与夸张的表演性，充满威慑意味。这一幕被拍下并传到中国社交网络，很快被网友作种族化解读。

像这样的微小暴力，在一天之内我已目睹了两次：一次来自那位驾车挑衅的中国女老板，另一次则是这位蒙面的巴基斯坦工人。在普拉托快时尚产业当下的工作关系中，劳资矛盾与阶级冲突，遗憾地总是以种族对立的形式呈现出来。

过了一会，一位工人骑着自行车从另一个罢工现场前来加入，车前驮着一个巨大的扩音器。工业区上空回荡起一种独特的传统音乐——节奏铿锵，旋律悲怆，歌声既像哀歌，也像战歌。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这类音乐往往伴随宗教节日或纪念活动，旋律中带有强烈的集体情感：对苦难的追忆、对牺牲的悼念，同时也包含坚忍与抗争的意味。

随着音乐，工人们仿佛获得了一种短暂的自由。家乡的音乐让他们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熟悉的归属感。有人随着节奏，象征性地锤击自己的胸膛——这是宗教仪式中的传统动作，原本用于重演殉道的痛苦与信仰的坚定，如今却被转译到罢工现场，成为团结和抵抗的身体表达。

这一幕不仅是音乐与身体的共振，更像是一场空间的占领。声浪在工业区贫瘠的街道与斑驳的厂房之间回荡，将原本属于生产和控制的场域，短暂地转化为一个情感与文化的共同体。艾莎和我都被深深感染，但难以融入其中。

大约一小时后，工厂的邻居、对街的工厂和奶茶店的员工也都走出来围观。工人们支起了提前准备好的帐篷——这通常意味着将设立长期驻点，他们已经做好了持久抗争的准备。但我和艾莎因炎热而精疲力尽，只能结伴回城。长线斗争没有发生：当晚 11 点左右，工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这家工厂的罢工已经胜利，那位工人成功签下合同。

罢工期间纠察队阻断货物流动

05

“8 × 5”运动 vs “移动制度”

“8 × 5”这一口号首次提出，是在 2020 年 12 月，源自工会斗争的核心诉求：反对剥削，推动公司与雇员签署全国集体劳动合同（CCNL），落实每周 40 小时（即每周工作 5 天、每天工作 8 小时）的工作制，以及带薪休假、病假、加班费、雇主不可任意开除等基本权利。这个口号简洁明了，在罢工或游行中，人们喊得最多的就是：“Otto ore, cinque giorni!”（“5 天，8 小时”）。

这个口号好记，喊了几年，中国企业家和工人也都熟念在心，说到工会，他们就知道，“是搞 ‘otto ore, cinque giorni’ 的”。但是“5 天，8 小时”对于普拉托的华人成衣（pronto moda）产业来说，是彻底的天方夜谭，因为这些企业得以立足和成功的根本，就是高强度和高灵活性的生产模式。

博洛尼亚大学学者安托内拉·切卡尼奥（Antonella Ceccagno）在普拉托工业区进行过累计长达十五年的田野调查、超过二百场深度采访后，将华人服装企业的生产和用工模式，归结为一个说法：“移动制度”（mobile regime）。

“移动制度”的核心运作依赖两条不成文的规矩。其一，雇主为工人提供食宿。这并非出于“工作福利”的考虑，而是为了吸引人力、压低成本——工人吃住都在厂里，可以将余下所有时间投入生产。其二，雇主默许工人可以在不同工厂之间流动。由于时装订单存在旺季与淡季，工人可随订单转移，不被固定在单一厂房，使生产与用工的供需关系更灵活匹配。

虽然这种劳动机制具有强烈的剥削性，甚至是自我剥削，但是从雇主和工人双方的短期诉求看，这是一种“互惠”机制，两情相悦、来去自由，也为初来乍到的中国工人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以及可以“无缝融入”的就业途径。

这两条老板与工人之间的“潜规则”并非华人社群凭空创造出；一方面，这种高度灵活的经营法则实际上部分是从意大利工业传统中继承而来，我在后文将详述。另一方面，它也是勤劳的移民企业家和工人为适应快时尚的季节更替节奏与生产机制而逐渐形成的。时尚产业的“上市时间”（time to market）极为短暂，从设计到交货往往只有几周时间；因此，“移动制度”能够显著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并在价格与交付速度上为企业带来优势。

这种生产模式也不是没有代价——特蕾莎时尚大火就是这些年来快时尚产业最为惨烈的代价。

普拉托“移动制度”的运转与产业的繁荣，依赖于一批又一批来自中国的移民工进入工厂。然而，随着中国本地经济与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中国移民在意大利谋生路径的多样化，这股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南亚工人逐渐代替位于产业基层的中国工人，原本的用工制度逐渐失效，新的摩擦与冲突随之显现。

在“8 × 5 之春”运动白热化之后，王姐在短视频软件上看到普拉托的罢工潮，表示有些不理解：仅仅因为工作时间长就罢工、反对老板？在她看来，不必将矛盾激化，因此“不喜欢可以走人”，就像她当年在普拉托的选择。

这一看似简单的说法，曾经有其合理性，但时至今日已经失效，这也说明了普拉托成衣产业在过去四十年赖以发展和繁荣的根本法则正在动摇。对于早期的中国工人而言，“不喜欢可以走人”的流动性不只意味着便利和收入，还带来了一种优势：因为当时产业仍在扩张，工人有更多机会学习技术、提升技能，流动成为一种上升通道。

然而对近年来抵达的移民工人而言，情况已经不同。无论他们来自南亚还是中国北方，都普遍缺乏产业内的同乡网络，也就无法、也无需像早期劳工那样随订单流动。现在，一个基层工人几乎不可能离开一个岗位后很快又找到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产业早已饱和，灵活性和流动性不再意味着机会，而仅仅意味着缺乏保障，被困于黑工身份中。对他们来说，漫长的劳动往往只换来低廉的工资，还要在厂内忍受偏见。因此，这些工人不再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和基本尊严。

除了工人、工会与雇主以外，“8×5 运动”也牵动着城市中许多其他行动方：市政府、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市民、公众，甚至犯罪组织。

在 Sudd Cobas 早期的行动中，持续时间最长、受到最广泛关注的一次，是 2021 年的宏印（Texprint）印花厂罢工。十个月的罢工不仅体现出其刚硬而多元的组织和抗争策略，还反映了城市中多方在冲突中的位置、反应和行动渠道。

宏印工厂中 18 名工人因超长工时和一位工人的工伤被掩盖而加入工会 [12]。公司无响应两个多月后，工人在厂门外搭建了“权利之家”（Casa dei Diritti）作为长期驻守点，悬挂“不再做奴隶”（mai piu schiavi）的横幅，既是罢工的纠察线，也接待媒体与支持者。

面对罢工，宏印公司代表在厂外驻点殴打工人、摧毁物资。其一度以罢工“非法”为由申请紧急禁令，却在听证前撤诉 [13]。警察多次驱散纠察，7 月清场时致两名工人送医；9 月，工会在市政厅广场绝食抗议，再遭警方制止并有工人被捕。市政府的态度暧昧和回避：一方面突击检查工厂，发现普遍违规，另一方面拒绝与工人对话。

十个月期间，工人和工会将行动延伸到美术馆、学校和街头：在佩奇当代艺术中心快闪，举办“8 × 5 会议”，以及在本地教师中提出“8×5 学校”的倡议。9 月，一群本地艺术家成立了“Tocca Uno Tocca Tutti”小组，专门支援工会行动；他们后来还在一个仓库的罢工驻点举办展览，吸引公众和媒体前去参观和支持 [14]。抗争跨越行业界限，被置入更广阔的公共议程。

宏印事件中还浮现出成衣产业与有组织犯罪有交织的可能性。2021 年 5 月，宏印公司的一位员工——据其他工人说为事实上的负责人——因涉嫌与意大利最大的黑手党家族之一“ndrangheta”有关联而接受警方调查。省政府对公司发布了反黑手党禁令，禁止其参与公共合同。此前，该公司曾获得 35.4 万欧元公共资金，用于防疫口罩生产。这一禁令在当年 9 月 1 日被撤销。

2021 年 10 月，宏印公司的抗争还未平息，位于 Dreamland 公司门口的另一个纠察线遭到蒙面袭击者冲击，他们手持棒球棍和竹棍殴打人群，多名工人受伤入院，四人住院治疗。

那年年底，为回应工人抗争时所遭受的来自企业报复和政府不作为的双重暴力，一个名叫“dialogo 辩”的小组发起发起了一场题为《普拉托：国王的新衣是谁做的？》的闭门讨论会，由学者切卡尼奥、生活在博洛尼亚的中国艺术家郑宁远，以及华裔表演艺术家石阳主要组织，邀请了工会和工人代表、华人社群代表、多名地方官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普拉托市长、对 Sudd Cobas 表示出友好而后被控腐败而选择辞职的伊拉莉娅·布杰蒂（Ilaria Bugetti）。

然而针对工会的黑手党式报复仍然不断发生。2022 年，在另一家企业 Acca 的劳资纠纷中，多名工人在回家途中遭袭，其中一人受到重伤，需要住院治疗。此后，工会志愿者和学生组建了“社会护送”（scorta sociale）队，陪伴工人晚间回家以确保安全。

2024 年 10 月，在一家皮具厂门口，几名讲意大利语的暴徒再次袭击工人和工会成员，造成四人受伤，并留下威胁：“下次一枪崩了你们！”（“La prossima volta vi spariamo!”）。

灰色的用工空间为有组织犯罪的渗入提供了土壤。当公权力和执法与保护机制长期失灵，加以快时尚的逐利逻辑，移民社群长期不得不依赖某种“自我秩序”。在这种真空中，黑手党就可能以“秩序维护者”的身份自居，在工业区肆意妄为。

从 2024 年下半年起至 2025 年春天，一系列貌似黑手党火拼的枪击、纵火、爆炸袭击接连在普拉托和罗马发生，帮派斗争暴力程度不断升级，给华人社群内外投下恐惧的阴影。有一天，普拉托区域内有三家物流仓库同时收到了不明爆炸物，其中一家，就是上文提到的 Acca 公司，证明了其集团犯罪相关。意大利媒体称这一系列“火拼”为“衣架战争”，背后是不同华人企业和组织对服装物流运输和衣架生产市场控制权的争夺。

调研后我才意识到，今年频繁走进的罢工现场，其实已经算是相对安全的。前两年的抗争更为暴力、危险。在那样的环境里，选择站出来的工人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付出沉重代价。他们不仅揭开了层层掩盖的黑工现实，也在撼动一个原本密不透风的犯罪-盈利机器。因此，Sudd Cobas 的常用口号中有一句：“黑手党，住手（Basta Mafia）！”。

2024 年 7 月，一家位于普拉托和佛罗伦萨中间的物流仓库前的纠察线

06

经纬普拉托 下

如果你从未走进过正在运转的纺织厂，你就无法真正想象它会产生怎样的噪音。纺织厂的噪音是密实的，几乎像一整块固体的质感；它像一阵扑面而来的巨浪，像一股逼得你缩起身子的风。纺织厂的噪音让你半眯着眼、微微一笑，就像在纷飞的雪中奔跑；它让你屏住呼吸，就像你对着新生儿的脸轻轻一吹时，他会做出的反应。纺织厂的噪音是持续而非人类的，由成千上万重叠的金属声组成，但有时，它却又像笑声。纺织厂的噪音没有明确的来源，仿佛从地面或空气中冒出来，因为从远处看，织机似乎是静止不动的。纺织厂的噪音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九十分贝，让那些不戴耳塞的人头脑昏沉、耳朵发聋——它就像折磨尤利西斯的塞壬之歌。纺织厂的噪音像是一支浩荡大军正向你直扑而来，也像是一个巨型蜂巢的嗡鸣。有时，如果距离足够远，你甚至会把它误认为是一场雷暴的隆隆声。纺织厂的噪音从未停止过，它是这座城市最古老、最庄严的歌谣，对普拉托的孩子们来说，它甚至是一首摇篮曲。

普拉托不仅是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意大利的故事，更是关于全球化的故事。这段声音描写来自爱德华多·内西（Edoard Nesi），一位来自普拉托的作家，也是前纺织厂厂主。2004 年，他下定决心将继承于祖父和父亲的纺织厂出售，以免陷入与身边同行一样的命运——在市场突变中走向破产。

其获奖著作《我的人民的历史》是对意大利工业过去的一曲挽歌，在书中，他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回望普拉托的“黄金时代”：一个伴随意大利战后经济重建而兴起的繁荣时期。他饱富情感地控诉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和普拉托中国移民的到来——给他的家乡带来的剧变，认为它不只击垮了历史悠久的毛纺产业，也伤及他所称的“人民”。

今天，城市有着全然不同的声场。机器仍在昼夜运转，但它的轰鸣不再如纺织年代那般巨大充满压迫性，而变得隐秘、弥散，如细密的低语，络绎不绝地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传出。离开古城稍稍往外走，无论行至何处，都能听见路边某座建筑里传来缝纫机声：“嗒—嗒—嗒———嗒——嗒—”有时是两三架机器叠加的节奏，有时难以分辨究竟有几台，像细密的雨点拍打在铁皮上，均匀，偶尔停顿。这些楼房，有的厂门半掩或紧闭，有的只有高处有个小的通风窗，根本找不到入口。里面的场景很难见到，但是生产的声响仍顽强地穿透隔墙，成为路上的靡靡之音。这是今天普拉托最富有标志性的声音。在这些不可见的作坊里，在车缝纫机的噪音中，日日夜夜，布料拼接，一件件时装诞生。

从外人的角度，普拉托的纺织业与成衣产业常常被混为一谈；在本地社会中，前者因由意大利人主导而被奉为“遗产”，后者因由移民主导却屡屡被视为“麻烦”。这真是两个平行不相交的现实，还是同一座城市内部尖锐的断裂？

从更宏观的尺度来看，普拉托的故事正镶嵌在时尚产业全球转型的大背景中。“时装”的概念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经历了一场颠覆——从耐用必须品转变为过渡生产和快节奏消费，因而彻底改变了产业逻辑。快时尚要求极短的制作周期和灵活的供应链，生产成本不再是核心，真正的利润转向了营销与品牌。意大利历史深厚的服装纺织领域在 2000 年左右之前一度能够抵御这股全球趋势，但最终仍难逃本土零售体系被 H&M、Zara 等全球巨头取代的命运。

虽然普拉托的纺织业与意大利北中部其他工业区一样，在战后废墟之中蓬勃发展，但是也因着时代的大潮，纺织人在三代内经历了大起大落，普拉托的传统优势——再生羊毛纺织——一度以低成本、高效率赢得全球市场，但随着消费审美、时尚趋势与全球格局的变化，其原有优势在九十年代后逐渐成为产业转型滞后的负担。

在这期间，少数意大利企业可以在海外建厂、拆分供应链来适应，而大量本地中小企业却无力跟进。不少企业倒闭，工厂闲置或荒废，留下来的则必须通过雇佣外来移民工人来降低成本。最初，意大利内部的流动工人——农业人口与南方劳工——进入厂房；后来，更便宜的跨国工人抵达——其中就有中国移民。

故事回到第一批在普拉托办服装代工厂的温州创业者。当他们有点起色后，或租用或买下那些本地人倒闭工厂的厂房。有学者提到，那时候来自这些新创业者的租金“成了当地提前退休企业家的私人养老金”——废弃的纺织厂既腾退了空间，也为原主人带来了新的收益。[15] 同时，这些移民企业家在时尚产业的生产模式巨变中，摸索出了一套的生存和繁荣之道。

然而，中国移民所继承的，并不仅是市场份额，还有普拉托本地产业早已存在的文化与习惯。学者切卡尼奥指出：“灵活性在意大利工业区中早在华人进入之前就已是一个核心特征。未付酬的家庭劳动、恶劣的工作条件、超长的工时和低工资，以及普遍存在的‘账外用工’做法，在工业区的鼎盛时期就很常见……”[16] 这种日常生活和工作生产高度渗透的文化，也便可以解释本章节开头所引用的段落中，内西把纺织厂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称作普拉托孩子们的摇篮曲。

工会的皮波告诉我，很多普拉托的老人都有点耳聋，那是纺织厂工作留下的“后遗症”。他回忆，自己小时候走在街上，总能听见各家院子里传出小型织布机或缝纫机的声音。那时，男人在工厂里做工，而女人则会接一些厂里的订单在家里赶制。他的祖母就有一架缝纫机，闲暇时在院子里接单。原来在当时，除了轰鸣的大纺织机声，普拉托的路上也能听到隐秘低吟的生产之音！

除此之外，用兼职合同和现金交易来避税、逃付加班费，或以公司“关门重开”的方式规避责任，这些被诟病的钻法律空子的做法，都不是华人创业者的原创发明，他们只是“入乡随俗”罢了。但是，“多少有些矛盾的是，普拉托——这个在 1970 年代曾促使人们创造出 ‘地下经济’ 这一新词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意大利唯一一个首先将移民创业定为犯罪并进行严密监管的地方。移民创业本质上只不过是对非规范化企业操作模式的进一步推进。”[17]

如今在“平行工业”的话语中，纺织产业却摇身一变，被塑造成规范和人道的化身，用以凸显与华人企业的反差。在《我的人民的历史》书中，内西用整整一章描绘了一个华人制衣厂内部污秽、混乱、与世隔绝的场景。虽然作家“克制”地未将这些描写直接与文化和族群绑定，但是，很明显，如果这本书是关于“我们”作为无辜的受害者，那么，中国移民就是同一幅图景中那个入侵的“他们”。

普拉托的现实远比二元对立复杂得多。另外，内西还在书中还写道，家族纺织厂曾一度仅靠一个客户，把布料带到德国和奥地利市场，这些订单就足以养活工人。难道这不也是跨国贸易的一种形式？为何在他眼中，那些属于自己的跨境订单被颂为“黄金时代”，而当全球化的红利转移到另一个群体身上时，却被视作为危机、城市的陨落？

可以说，普拉托传统纺织业的衰落与华人服装厂的崛起，本是同一股全球化大潮下的两个侧面，既有交集，也有偶然。这些交错恰好在普拉托汇聚了。“平行工业”的叙事过于单薄，它无法对当下的局势作出具有历史纵深的解释。真正使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是一种复杂的共存。

与其说意大利人、中国人、巴基斯坦人在这里构成了今天的普拉托故事，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运作版本在这里交汇：第一世界的订单，第三世界的劳动力；全球化中的先驱、新贵与无名者；早期资本主义的家庭作坊生产模式，新自由主义的外包与国家职能撤退，以及跨国灰色经济与地下金融网络的隐秘流动……

纺织博物馆中关于普拉托再生羊毛产业的展示

中国街两边的小巷子很多都是这样的小型厂房空间形态

07

族群张力背后

我在罢工现场感受到的族群张力，在华人移民群体内部显现得更为直接。在日常语言里，南亚工人常被称作“半黑”或“二黑”[18]，有时甚至因宗教信仰被贬称为“阿拉皮”，这些称呼不断加固着工作中的区隔与对立。与此同时，网络流行语“巴铁”——源自中国官方“巴基斯坦铁兄弟”的外交表述——在普拉托的罢工语境中被中国裔移民反讽为“巴铁不铁”，将劳资矛盾、族裔化的认知与国家宣传话语混杂在一起。

在中文网络世界，关于 Sudd Cobas 的报道在过去一直零星，多半转引自意大利主流媒体。随着今年工会行动的不断扩大，尤其是“8 × 5之春”期间多轮连环罢工的开展，简体中文社交媒体上的关注也开始增加。在微信公众号上，开始有自媒体转发和报道工会的行动，语气以谴责为主。也有一些公司雇主遭遇了工人罢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求助。

6 月 26 日，微信自媒体“意华商讯”在推送中转发了 Sudd Cobas 社交媒体上公布的第三轮“罢工日”的海报文宣和行动诉求，题为《第三波罢工来袭：Sudd Cobas 工会再次向工业区发起全面动员，直至 7 月 6 日》。虽然文章风格明显出自 AI，也算是面向产业的一种提醒式的公告。文章结尾附上了三点针对华人企业主的“建议”：自查用工合法性与工资发放记录；加强工厂合规管理，特别是加班制度与劳动合同；如遇工会谈判请求，及时寻求专业劳工律师协助处理。

该自媒体在另一篇报道中引用了一些“来自华人企业主的观点”，虽然 AI 写作使得这些观点真假难辨，其中一些却也触及部分结构性困境。例如：“我们不是反对合同制度，而是希望制度更符合我们这种微型企业的运营节奏。”“这些年轻的西方工会代表，不懂我们在夹缝中求生存。”“一旦华人经营的小企业被查出非法雇佣，新闻报道往往会大肆渲染，将个别现象放大为普遍现象，加深社会对华人服装厂的负面印象。这让本就艰难的经营环境更加雪上加霜。”

然而，若留心观察，华人社群的声音并非全然一致。虽然反对和谴责罢工的声音占据主流，但在社交媒体上偶尔浮现的少数支持工人、反对剥削的评论，往往能获得最多点赞。这些“沉默的点赞”背后，可能正是数量庞大的中国籍基层工人。

小红书上一条关于工会罢工的帖子底下有超过一千条评论，其中获得点赞最多的一条留言为：“你以为吃苦就能有所收获，但你最终会发现，只要你会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在另一条吸引了 148 条评论的罢工视频底下，一位曾经在服装厂工作的用户明确表示支持，获得了最高的点赞。他控诉公司“每天 15—16 小时的时间，经常通宵加班赶货，每个月只有 900—1000 欧”的工作方式，以及老板对员工的恶劣态度，并写道：“谢谢巴铁兄弟说了我 15 年前不敢说的话。”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讨论也体现出普拉托服装业当下的用工生态。有人提到，由于中国籍工人的工资要求相对较高，老板为了“省钱”，往往转而雇佣南亚或非洲裔工人。一些评论便指责巴基斯坦工人“抢了我们的饭碗”，甚至有人说老板“活该”：“半黑闹得越凶越好，以后老板们不敢用半黑，只会用中国人，对国人来说还是好事。”这种言论虽表面上反对剥削者，但却带着浓厚的民族主义和歧视态度，遮蔽了运动的核心议题——工作权利。

有时中文网络的讨论甚至夹杂着新的偏见与标签。温州籍雇主常被刻板地描绘成冷酷贪婪，而在站在老板一方的声音中，又流露出对东北工人的贬抑。不过，在我的观察中，普拉托的东北籍工人确实更可能成为罢工的潜在支持者，不是因为他们所属群体天生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在今天的产业链中的位置更接近被压榨的一端。这些内部差异，说明所谓“华人社群”也并非单一主体，而是由多重利益关系、社会身份和经验交织而成。

华人社群面对罢工时，也常会作出“他们”“我们”的区分，并强调一种“勤劳、肯吃苦”的移民自我认同。与此相对，巴基斯坦工人则常被贴上“懒”的标签：要么天生懒，要么爱偷懒，这是谴责罢工时最常见的说法。一些人还提到穆斯林每日多次祷告，被视为降低效率。很明显，这些都是来自雇主的视角。

一位服装公司老板对我说，罢工是“工会挑拨巴基斯坦工人闹事”。她直言，如果必须完全遵守意大利劳动法，还不如直接雇意大利人，因为“白人做事认真，巴基斯坦人不认真”。

她补充说，移民工人不能像本地人一样满足于基本工资与固定工时，因为“我们移民就是要努力，怎么能和意大利人一样？”这句话既体现了她和家人的工作观，也间接表达了她对巴基斯坦工人“8 × 5”合同诉求的不认同。她还欣慰于自己的孩子愿意在工厂帮忙、未来继承事业，而不是像意大利年轻人那样“爱享受，工作不上进，赚得少还花得快”。

王姐的态度则不同。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像“老外”，“赚多少花多少”。她每年都会回中国旅行，节假日也常在意大利境内和朋友出游。

许多移民除了金钱报酬，也有其他需求。以艾莎为例，她更需要一份能够帮助她合法化身份的工作合同；同时，她也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以及维系与孩子和家乡的情感联系——她经常与孩子视频，周末偶尔会去公园里参加拉丁美洲移民聚会。

对南亚穆斯林工人来说，看得出来，加入工会不仅是维权，也意味着获得一个有归属感的社群空间。除此之外，他们中的部分还拥有其他业余爱好。比如，每个周末，许多移民工人会聚集在郊外一片大草地上打板球——南亚各国家的国民运动。普拉托一度有三个板球队：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移民各自组队；在邻近的卢卡市，现在仍有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两队。这些球队在不同城市之间互访、比赛。我去的那天，还有不少孩子和青少年在训练。那里的巴基斯坦人对我说：“We love our sport!”

在巴基斯坦社群内部，对工会和罢工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些人担心罢工会影响巴基斯坦工人的求职机会。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今年年初的数据显示，普拉托 35% 的企业为外国人所有，其中 64% 由中国籍老板掌控（不含已入籍的华裔）[19]。今年 6 月，在移民生活类 APP“华人街”的一个面向雇主的投票帖中，230 名用户参与讨论罢工潮是否会影响招工决定。超过一半选择“以后不再雇佣巴基斯坦员工”，约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的投票者分别选择“合同到期找机会直接说明不再雇佣”和“留着干”。想必在今后，巴基斯坦求职者在中国雇主那有一定可能会碰壁。

至于罢工潮对快时尚服装生产产业的影响，目前还只能推测。如果因为缺乏低薪移民工人而使制作成本显著上升，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利润空间被压缩。服装产业的“普拉托模式”会受到影响吗？如果罢工持续下去，工会的局部胜利得以推动更大范围的制度改变，那么这里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这座因中国移民到来而发展起来的快时尚制造中心，会不会因南亚工人的到来而地位撼动？

周末城郊草地上打板球的人们

08

春天在继续

7 月 15 日，Sudd Cobas 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组数据，总结他们在 4 月至 7 月之间通过“8 × 5之春”以及“罢工日”等动员活动取得的成果：

新发起罢工：78 场

声援性罢工：49 场

签署 8×5 劳动合同：76 份（覆盖率达 97%）

涉及发包商（委托方）：15 家

“关门重开”式企业逃避行为被阻止：2 起（100%成功）

这些数字在拥有数千家注册企业的普拉托工业区中仍只是一小部分，但工会的影响力已在不断发酵、扩散。事实上，甚至在发布这份报告之前，Sudd Cobas 已经步履不停，继续把行动带到了另一个大区——艾米利亚-罗马涅的福尔利市（Forlì）。

7 月 2 日上午，位于福尔利的 Sofalegname 沙发制造厂的工人上班时惊讶地发现，厂内的设备和原料已被打包进集装箱，正准备运往中国，他们立即封锁工厂，拦下货物。去年 12 月，这些巴基斯坦工人曾通过罢工争取到正式合同，结束了长期剥削；然而半年后，公司企图“打包跑路”，迫使他们再次求助 Sudd Cobas，并在厂门口驻守。

Sofalegname 实际上只是另一家公司 Gruppo 8 供应链中的一个空壳公司，生产线就设在 Gruppo 8 厂内。工人虽挂名受雇于 Sofalegname，他们的生产却直接受到 Gruppo 8 管理。工会介入后，省政府推动恢复代工关系，但 Gruppo 8 随即再度将订单转移，悄然交给附近另一家“幽灵工厂”——此前已被查出黑工、12 小时轮班、工人住在厂内等严重问题。

而 Gruppo 8 背后的母公司，为新加坡企业 HTL，旗下沙发产品销往全球 52 个国家。 Gruppo 8 专门为其生产打着“Made in Italy”标签的高端沙发，并帮助企业拓展欧洲市场。

这正是现代供应链模式中最典型的伎俩：用法律上独立的本地代工厂承担劳动关系，为跨国公司降低成本。通过这个方式，企业榨取当地的资源与人力，维持低廉成本；一旦遇到工人抗争或法律风险，资本便可以轻易抽身，就迁往更有利的地方。对于跨国企业，“供应链”不仅意味着物流网络，更是一种劳动规避系统。

就在同一个月，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 旗下品牌 Loro Piana 因涉嫌使用涉及严重劳动剥削的外包工厂，被米兰法院司法接管，警方逮捕了一名在米兰郊外运营代工厂的中国籍厂主。新闻报道中显示，代工厂的工人每小时仅拿约 4 欧元，每周工作近 90 小时；而一件代工成本约为 €118 至 €128 的夹克，在市场上却被标价 €3,000 至 €5,000 不等——这一落差反映出供应链利润的压缩，也揭示了品牌背后工人的时间与劳动的极度贬值。

去年年底，Al Jazeera 的一则视频报道也揭露，奢侈品牌 Montblanc 曾与存在严重剥削的代工厂合作，并在工人加入 Sudd Cobas 工会后将订单转移他处。该品牌代工厂的前员工和工会多次在佛罗伦萨 Montblanc 专卖店门口抗议，喊出“Made in Italy, Shame in Italy”（意大利制造，意大利羞耻）的口号，并诉讼该企业。

直到本文截稿（2025 年 9 月），Sudd Cobas 仍然驻守在 Gruppo 8 的前后两家不同的空壳公司，分别位于福尔利和切塞纳（Cesena）。面对庞大的跨国资本和成熟的全球剥削体系，这些基层组织和工人的行动，不仅仅是一次单厂层面的“死磕”，也不仅仅关乎地区劳工权益，更是具有全球性的政治维度——将地方抗争与跨国资本对峙紧密联系了起来。Sudd Cobas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捍卫 Sofalegname 工人的工作岗位，更是为了阻止整个生产系统的剥削机制继续扩展……如果 HTL 想要在意大利运作，并打着“Made in Italy”的招牌，它就必须尊重工人的权利，并为自己的供应链承担责任。生产外包不能再成为推卸和清洗责任的借口。

类似的剥削链在今天无所不在，但一般往往分散在不同国家地区，难以一眼看清。而意大利的时尚工业和移民企业的相遇，则使得原本散落于各地的产业链汇聚在同一个地点。尤其在普拉托，从缝纫到熨烫，从仓储到物流，这座城市成为观察全球资本主义供应链如何运作的缩影现场。也正因如此，它也成为了工人自组织有机会撬动结构的罕见节点。

王姐公司的案件也在继续。7 月 3 日，工会协调人比安卡召集大家开会。七点半，在佛罗伦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工人空间，王姐和同事们陆续到达——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维权小分队”：两个菲律宾人、三个巴基斯坦人、一个中国人。他们相处的氛围非常地好，互相玩笑、嬉戏、照顾，大家称王姐为“妈妈”，因为她比他们都大一些。

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议题。第一，比安卡告诉他们，工会的律师将已把前公司未缴 TFR 的证据递交给法院。第二，工会已安排下周二与佛罗伦萨市政府开会，需要推举两位工人代表与工会成员一起出席；届时，一项主要的诉求是让市政府保证在今后——无论劳务公司是谁——落实公厕工人的全职合同，并将所有人转为正式工。

关于参会代表，大家讨论了一会，推举了王姐和另一个同事。王姐说自己那天要上班，得请假。她最不愿意去找公司里那些“坐办公室的”申请请假了，她说那些意大利同事态度总是很差，对他们充满歧视。纠结了片刻，还她是决定请假去参会。

散会后，两个巴基斯坦同事背上外卖箱结伴离开了。他们除了一天七小时左右的公厕清洁工作以外，会再“加班”两个小时送外卖。

一周后在市政厅，工会、工人代表、佛罗伦萨市政府代表，以及目前的劳务派遣公司负责人共同参加了会议。几方商议了 TFR 赔偿的支付方案，公司口头答应将与所有工人签署永久全职合同。

王姐说虽然自己因意大利语不好没讲几句话，但对结果满意。谈起工会，她表示愿意付月费（10 欧元）长期支持他们，她觉得因为有了工会，“在这里，穷人也能说话，在中国，只有有钱人才能够说话”。

艾莎的处境却远不如想象中顺利，她因为身份文件问题，依旧奔波不定。

她所在的工厂在员工工会化后同意签署“8 × 5”合同，但因为没有正式的居留身份，她无法真正享受合同带来的权益。公司承诺补发此前拖欠的加班费，可因为母亲的手术突然提前，她急需用钱，等不了冗长的流程，只得先领取远低于应得数额的 900 欧元现金赔偿。

许多来工会寻求帮助的，都是没有正式身份的工人。对于他们来说，“劳动合同”并非终点，劳动权利往往与移民身份、家庭牵挂和跨国生活交织在一起。

8 月，艾莎最终决定回秘鲁。离开四年后，对家乡的记忆仍停留在当初的模样，这让她感到有些惶然。前几天，家人告诉她，记忆里强健的大伯已因病去世；而她最挂念的儿子，四年前还穿着 24 码的鞋，如今竟已长到 38 码。

她还没告诉父母和儿子自己即将回去，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她说要去接儿子放学，想看看他的反应——或许他认不出自己了，也可能，是她认不出他了。

讲到即将与孩子重逢，她难掩喜悦。

过去一年，Sudd Cobas 的抗争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与媒体关注。2024 年 6 月，前文提到的伊拉莉娅·布杰蒂作为中左翼党派联盟候选人，成为了普拉托历史上首位女性市长。今年年初，她与 Sudd Cobas 和工人代表举行公开会面，讨论如何保障罢工工人的权利。这是城市行政机构首次对 Sudd Cobas 的行动表示明确支持。

在“8 × 5 之春”期间，Sudd Cobas 借着与市政府关系的缓和，试图推动两项关于移民综合性权益的倡议。其一是加快居留许可的办理流程，缩短等待时间——此前，从递交到领取可能需要大半年甚至一年，很多人拿到居留卡时有效期已所剩无几。5 月和 6 月，普拉托警察总局破例地开设了居留许可“特别开放日”，延长办公时间段，以处理长期积压的居留卡。

其二，工会和工人代表也与市政厅讨论过落实虚拟住址（residenza virtuale）制度的可能性，为没有固定住所或经济困难的人提供登记地址，使他们能够在市民注册处备案，并获得医疗保障等基本权利。这些移民政策的推动，都与华人社群的基本利益和日常便利息息相关。可惜工会与政府的“蜜月期”转瞬即逝，2025 年 6 月，布杰蒂因检察机关的涉腐败调查而辞职。普拉托市政厅陷入了行政真空的状态。

紧跟而来的，是国家层面的介入。8 月 15 日，意大利内政部长到访普拉托，高调宣示要加强对有组织犯罪和“非法移民”的打击，并增派警力和翻译。普拉托作为制造业命运和移民问题两大国家政治议题的交汇处，成为了意大利左右两派政治力量激烈争夺话语高地的焦点。

同时，Sudd Cobas 面向中国工人动员的多年耕耘，也在夏天结束之前长出了芽。

7 月初，工会的社交媒体收到了一名中国籍工人的消息，对方因遭遇欠薪而寻求帮助，并提到自己所在的群聊里还有许多人想举报黑心老板。这是普拉托的中国工人第一次主动联系 Sudd Cobas 求助。

8 月，工会与另一位寻求帮助的中国工人见面，开启了维权流程。

9 月中，Sudd Cobas 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罢工工人遭到老板殴打的视频，谴责暴力行为。尽管评论区充斥着“打得好”之类的歧视性言论，也有留言鼓舞人心：加油工人。当天，工会还收到了一封匿名的来信：

加油，朋友们，为你们的权利而斗争吧，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我为他们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感到难过，因为那是不公正的。剥削者不取决于国籍，而是取决于人心。我希望你们不要因此对其他无辜的中国人产生偏见，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那样。我们也同样厌恶剥削者。

Sudd Cobas 工会与工人联合全球性行动网络“Clean Clothes Campaign”，在佛罗伦萨 Montblanc 专卖店门口示威抗议

参考文献

[1] 一个典型的普拉托时装厂内部的工种等级，根据工资和地位的待遇依次为：模特师及排版师、车工、手工、杂工。杂工处于最底层，仅领取少量基本工资，不按计件计酬，通常是由新到意大利、尚未获得合法身份的工人担任。

[2] 90 年代末有两次大赦，很多中国移民的身份在当时合法化。另外，从 1990 年到 1998 年，意大利的移民政策有一项：来自那些不允许意大利公民在其本国从事个体经营的国家的新移民，在意大利也不被允许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公司。在该禁令解除后，更多的中国移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3] 数据来自 Antonella Ceccagno, City Making & Global Labor Regimes, 2017. 第 84 页

[4] 在意大利的华人群体中，是不是自己做老板、在当地有没有老乡关系网络、是否具备关键某一制衣环节的关键技能，这些因素将移民置于不同的生活处境。浙江的移民，尤其来自温州和青田的移民，因为去得早、家族关系紧密，很大一部分已经通过开厂或做进出口取得了可见的财富累积和社会地位。像王姐和她的两个朋友——一个吉林的，一个福建三明的——那样没有太多“关系”，只能在厂里做最底层的工作，一些女性则选择做家庭保姆，也有一部分从事性工作。这里“按摩店”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其通常就是中国女性从事性工作的灰色场所。在意大利各个城市，这种门面小小、但是常常紧闭和不透明的按摩店并不少见。

[5] 在普拉托的快时尚供应体系中，该价格段属于“中端”产品。大量服装工厂所生产的成衣价格更为低廉，没有固定品牌，主要面向欧洲各地城市市场中的服装摊位与个体批发商。

[6] 引自 Iris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Daily Life in a Medieval Italian City, 1957/1963. 第 55 页

[7]https://www.notiziediprato.it/vita-in-citta/riqualificazione-via-pistoiese-i-residenti-insorgono-servono-posti-riservati-solo-a-noi/?utm_source=chatgpt.com

[8] Ceccagno 65

[9] “Latino”泛指来自拉丁美洲国家、讲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人群，主要生活在美国等移民国家的少数族裔社群中。该词带有认同色彩，通常用于自我称呼。

[10] Digos（意大利语全称 Divisione Investigazioni Generali e Operazioni Speciali，即“总调查与特别行动处”）是意大利国家警察系统下的政治性调查部门，负责监控社会运动、极端主义组织、恐怖主义活动等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他们在抗议、罢工或纠察行动中通常扮演观察者角色，并不直接介入劳资冲突或现场的秩序协调。

[11] “Picchetto”是意大利语工运语汇，源自动词 picchettare，意为“设立岗哨”或“站在岗位上”。在罢工语境中，它特指工人组织在工作场所外进行的“纠察”，以监督生产工作保持中止状态，或向工人解释、劝说其加入罢工行动。

[12] 该工人在操作机器上被截断了手指，却被迫隐瞒伤情，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加入罢工时说：“先是手指？然后是手？再然后是胳膊？再然后，我就死了！”https://labornotes.org/blogs/2021/10/immigrant-textile-workers-win-long-strike-against-84-hour-work-week-italy?utm_source=chatgpt.com

[13] 但是法院依旧受理了宏印公司最初的紧急上诉，于 9 月 30 日裁定：公司解雇行为非法，工人胜诉，要求公司恢复其岗位并驳回全部指控。三年后，2024 年，普拉托劳动法院终审判工人胜诉，罢工合法，并要求公司恢复11名被解雇工人岗位，并支付约 40 万欧元赔偿金。一些人认为，宏印公司案件的法庭终判，是 Sudd Cobas 在普拉托与市政府和警察等权力部门的长期力量抗衡中的一个拐点。

[14] 3 月 4 日，宏印的工人们在意大利重要的当代艺术机构——佩奇当代艺术中心前举行快闪行动，在美术馆前自发悬挂印有“8 × 5”的旗帜，将工业区的劳动议题带入艺术空间——当时馆内正在展出一个探讨纺织与政治抗争的展览，但这个公立机构对城市中正在发生的劳动斗争却无甚回应。对比之下，本地及周边地区的一些艺术家在宏印公司事件之中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工人抗争中，并成立了“Tocca Uno Tocca Tutti”（意为“伤害一人，就是伤害所有人”，这句话是工会常用的口号之一）小组，不仅在罢工驻点组织艺术展览，也协助工会展开了文宣、存档和数据可视化等工作。

[15] Ceccagno 93

[16] Ceccagno 102

[17] Ceccagno 31

[18] 在华人社群的口语系统里，“半黑”这一称谓不仅用于南亚工人，还常被延伸到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甚至有时连巴尔干裔和拉美裔移民也包括在内，尽管这些群体在意大利的移民历史和社会身份完全不同。此类称谓未必总带有刻意的歧视，但揭示了华人移民群体对意大利社会中各群体进行划分的认知逻辑：“半黑”这个称呼指向除中国移民自身之外的其他外国移民；而对意大利本地人，华人则习惯性地称为“老外”——哪怕自己才是真正的外国人。意大利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也整体被划入“老外”的范畴，以区别于移民自身。例如，如果移民家庭的孩子更融入意大利主流社会，常会被评价为“像老外”；而其他移民，虽然同样是“外国人”，却并不在“老外”的范围之内。

[19] 数据来源：https://www.lanazione.it/prato/cronaca/imprese-straniere-prato-prima-in-d4096f58 和 https://paginetessili.it/stabile-il-numero-di-imprese-straniere-a-prato.html

本作品为「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五季得奖作品。「在场」始于 2021 年，致力于在个体与世界的连接处，鼓励全球华语写作者写下非写不可、非你不可的真实故事。「在场」除写作奖外，还有翻译奖、短片奖与漫画奖等奖项，为不同类型作者的创作提案，提供奖金、编辑、发表及出版和衍生 IP 支持，更多信息欢迎查阅官网 frontlinefellowship.io，或来信 [email protected] 要求订阅我们的电子报。

编辑（单读）：菜市场

实习生（单读）：王泓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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