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2 电影从业者的去与留

2020年8月，电影《八佰》的上映给了北京一家影管公司总经理章军一些错觉，“以为行业恢复了。”后来新冠疫情的反复和严格的封控都令他始料未及。

疫情中，影院严格遵循着“不超过50%上座率”的要求，进入影院的观众则被要求出示48小时有效核酸阴性证明。“这就限制了很多顾客走进电影院。”章军记得2020年那些苦苦支撑的日子，“有时候影院可怜到一天收入只有一两百块钱，连电费都覆盖不了。”疫情略有缓和的2021年，他曾与学校联合，在影院组织过几场免费放映活动，以期增加爆米花、饮料等软性收入。后来疫情反复，“谁都不敢担责”，这类合作也无疾而终。

拓普数据发布的《2022中国电影产业年报》显示，受数波疫情影响，全国影院暂停高峰期集中在3-4月和10-12月，在营业的影院中，暂停3个月以上的影院超过7000家，比例高达41.5%，影院关停导致的票房损失估计接近30%。全年有46天，影院的营业率不到50%；三分之一的影院年票房不足百万元。

片荒是影院的另一重窘境。国家电影局于2022年9月2日公示的数据显示，2022年前8个月发放故事片公映许可的故事片共200部。全年估算大约应该不超过300部新片。较疫情前两年的531部、566部均有40%以上的下滑，较疫情前的2019年更达到65%的下滑。疫情的频发也加剧了片方频繁改档、撤档。2022年的暑期档，章军明显感受到片子不够，“往年的暑期档都是片子云集，（2022年）只剩下一部《独行月球》，从来没有这样一家独大。”

挨过2022年低迷的暑期档，章军本来寄希望于国庆档“回个血”，可伴随着电影《长空之王》的撤档，“国庆档也到底了。”

在许多影院从业者的心中，2022年是愁云惨淡的一年。刘安星在四川都江堰一家电影院工作，他入行五年，2022年刚升任店长。在他看来，电影院是看片吃饭，没片子肯定就没饭吃。“（2022年）上半年还可以靠之前挣的钱苟活一下，到国庆档那个节点，大家基本都在垂死挣扎的边缘，结果国庆档没有能撑住市场的影片。”

电影新媒体营销从业者陈末观察到，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多，但观众的热情并不与之成正比。“观众现在非常聪明，但凡看到主旋律，不管电影卖相、质量有多好，不满意。”11月我们打电话采访时，《万里归途》票房刚刚破15亿（下映前最终票房突破16亿），陈末认为，如果按照《万里归途》的质量来评估，这应该是“一个20亿起步的片子”。

2018年毕业后，陈末入职了一家初创的电影宣传公司，新媒体营销这个概念在业内还新鲜，从头到尾跟一个项目大概不到一个月，“预算是很好要的”，转变发生在2021年前后，新媒体预算没那么好要了。“现在都知道这个重要，就有更多的同行来卷；加上这两年行业凋零，确实没那么好做。”

2020年以后——尤其是2022年，电影极限撤档更频繁，陈末在工作中要处理不确定性带来的麻烦。“我们跟你们其实完全一样，该不知道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临时定档，你就临时准备，不确定性很大。”变化包括在电影院的贴片广告，这两年，在贴片广告中，鲜少有具体到某日的上映通知。“就是有这么个电影，我在准备了，我要来了，但是我什么时候来，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对于电影临时改档、“择日再见”，见得多了，陈末也习惯了。

2022年11月21日，英皇文化产业发布公告称，英皇娱艺影院（广东）旗下的英皇UA电影城将终止全部营运，已申请破产清算。灯塔专业版显示，自2022年10月1日起，全国营业影院数不断降低。2022年12月6日，全国院线营业影院数仅余1042家，营业率跌至全年最低，不足10%。

章军所在的影院管理公司在2022年国庆档的收入只有26万，2021年同期“还有将近200万收入”。“不会再有这么惨的事了。”章军说。

别无他法，只能与房东谈租金。2022年国庆档的低迷有目共睹，刘安星与房东拉锯了几个回合后，对方终于同意将2023年的房租降至90万，比签订合同时的价格少了三分之二。这属于顺利的一种。

很多影院由于开设在商场内，受城市疫情防控而关闭商场或限流的影响，影院停业，或收入寥寥，为了维系运营，影院方只好与房东商量减免高昂租金。倘若未能谈拢便会引起诉讼或关停。过去三年，章军处理过公司旗下影院发生的两起房屋纠纷：一家影院在短暂停业几天后因为房东无处转手而让步；另一家影院2022年全年都没营业，由于入不敷出，房租迟迟未缴被房东起诉，最终影院只能以器材抵扣，无奈闭店。

这些并非个案。2022年，一则影院老板划破银幕的视频一度引起关注。视频里的主人公接受极昼工作室采访时解释，电影院在三年里几乎是开一年赔一年。他再也交不起商场高昂的租金，试图和物业协商，对方却几乎没有让步的意图。他只能遣散工作人员，看着一家又一家电影院变成满是废弃材料和粉尘的废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曾多次公开呼吁：保卫影院就是保卫电影，保卫影院就是保卫社会。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数码时代“宅生存”造成的极端个人的生存状态极大程度上依赖着高度的社会性和社会化，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机器在“宅”之外运行，“宅生存”才能够延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电影院为人与人的相遇、聚集提供了一个空间与可能性。

持续三年的疫情，让章军常常不无悲观地想，观众的消费习惯都变了，影院不会再有市场了。“小屏把大家的碎片时间都占据了，而且现在许多剧本杀店正在取代电影院所具备的社交属性。”

但章军始终觉得，电影院无可替代。“电影院让你有机会和主角一同去体验一段人生，但在小屏幕里，你只能观察、偷窥。”

2022年下半年，林强决定转行。“这个行业没有工作了。整个行业都因为疫情在削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每月要关闭十几家电影院，所有公司都是这个状态。”

林强入行逾十年。2010年，赶上影院纷纷做连锁化管理的浪潮，他由餐饮业转行，进入大地影院做影院督导，负责影院标准的建立修订与集合督导。

过去十余年，他经历过行业的高峰时期。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600亿元。无论从票房产出、影片规模还是房租价格等维度看，2017、2018年在林强眼里都是行业的高峰期。

那两年里他跳槽到一家影管公司做运营总监，公司的新影院项目通常以三至四个月为周期，按照一年新开两间影院的频率，他常常出差，几乎没有休息日。

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国电影总票房204.17亿元，同比下降68.33%。受新冠疫情影响，有长达半年时间，电影院都处于停业状态。以2020年第一季度为例，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的《电影院生存状况调研报告》显示，每家影院平均运营成本达117.9万元，而平均收入仅为34.45万元。

影院关停的六个月被业内人士视作“至暗时刻”，林强选择停薪留岗。为了补贴家用，他开过滴滴、卖过保险，还尝试开一间咖啡店。因为“不合算”，滴滴只开了一个月；卖保险倒是灵活，但每月一两千元的收入对他补贴生活的实质作用微乎其微。

2020年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宣布，“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一个月后，林强所在影院重新开业，他回到原来的职位，最直接的感受是不用出差了，“没有项目让你做了，商场都封控了，怎么还可能招影院进来？”

过去三年，公司渐次有人离开，他的工作内容愈发复杂：建立标准化系统运营、人力架构、薪资体系与绩效体系等等。“原来十个人干的活，现在只剩下四个人。”生活倒是更规律了，朝九晚五，但他更怀念之前频繁出差的工作节奏，“现在这样完全没有发展，只是按部就班维持几个店的运营。”

2022年5月，他的三年合同到期，公司负责人提前一个月通知他不再续约。他不是没有心理准备。据《财新周刊》报道，2022年3月以来，全国影院营业率跌至50%以下，致使“清明档”以1.22亿元的票房创下十年新低。4月出现11年来首次未能突破1亿元单周票房的情况，甚至不及2020年7月电影院复工首周的产出。

悠悠也想走。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悠悠入职了某国内头部院线公司，负责新内容业务。当影片断供或疲软，下游的从业者要找其他出路。有的做剧本杀、脱口秀、电竞转播，2022年11月世界杯最是火热，也有从业者拿授权，招募观众在影院看线下转播。“你现在做的事情可能跟电影完全没有关系，但把这块地方给利用起来，起码有收入能进来。”聊胜于无。

2022年，悠悠感觉业务落地困难变大。她去接触头一年合作过电竞业务体验不错的场所，不少闭店了。影院维持、日常消杀，成本高，人员减少肉眼可见。“最差的时候，经常一个影院可能就一两个人，”悠悠说，有时候她和影院经理要对工作，对方说，等一下，我在扫厕所。“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让人做什么事情，人家都已经这样了。”

几家大影业、院线公司2022年都有员工被欠薪。悠悠也听说同行被变相减薪。采访对象大多初次受访于2022年11月，他们关注闭店的影院，不知道封控城市的电影院何时能开门，开着的影院他们也担心上座率。“反正整个行业面临的是裁员、减薪、闭店这样的大环境。”

林强先行一步。他先在朋友的奶茶店帮了几个月忙，本打算2022年11月开始找工作，随着“二十条”等政策的颁布，一系列变化陡然袭来，市内学校、商超、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相继开放，在大规模的感染高峰下，林强也感染了新冠病毒，找工作的计划不得不延宕至2023年农历新年后。

梁潇与林强原本同处一家公司，她做行政，是林强的下属，比后者早一个月离职。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2022年头几个月起，每次开会主题都是“某家店面究竟要留谁”，离职的事她早有预料，没多少情绪起伏便接受了。

她投了些简历，除了贷款公司，回应总是很少。2022年4月离职后，公司赔偿了她两个半月的薪水，她买了辆二手三轮车，简单刷过漆，便摆摊卖起烤肠和牛肉丸。租一个摊位每日50至80元不等，她觉得贵，只好占道经营。“城管抓得非常夸张，”她在电话另一头小声地说。

有时遇到举报，被城管追着跑也是常事。她本来立下豪言壮志，“城管来了我绝对不跑”，结果很快就后悔，“罚了我500块钱，你知道我要卖掉多少根烤肠吗？”摆摊的5个月里，她的三轮车被“抄”过三次，最后一次赎回时要交2500块。“说实话，我的车都不值这个数。”她旋即放弃。

爸妈劝她找个班上，至少比摆摊强，可她迟迟未收到一封面试邀请。“可能自己能力确实欠了一点，运气也不好。”回顾过往经历，她开过酒吧，也做过人力资源，在不同行业里打转，还是觉得影视行业最开心。“在酒吧工作，很多人喝多了之后会和你诉说生活的压力、情感的烦恼。电影院则不一样，大家开开心心地来，看完即使发现是烂片，无非就是吐槽。”

也是因为喜欢电影，悠悠2022年还没有离职。她是北京本地人，没有车贷房贷压力，在公司呆了快五年，领导们也都挺好。“要不然我早走了，这是我的实话。这个行业无论你是被裁，还是主动离职，人员流动率非常大。整个行业看不到头的，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到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2022年，身边没走的人也找工作，只不过就业形势差，“所以看起来大家没有走动。”

2020年底她开始研究办艺术影展的业务，“其实市场好的时候，电影体量完全能支撑得了（院线需求），没有人会在乎影展这块的收入。”她看历年来在各城市举办的艺术影展，参考票价、支持单位、合作机构，从政府网站下文件学习，写材料，2021年春天，第一个影展才落地。申请过程繁琐。“这块业务，最大的困难是要跟各个地方的电影局打交道，遇到申报材料和样片需要修改的情况，可能一来一回，两三个月消耗掉了。”

各地政策不同。有的地方负责单位看片单在其他省市放过，就批复很快。有的要求必须有该国大使馆背书。2022年因为疫情反复，在某地办影展光延期申请她就提交了三次。由于整体落地的业务缩水。KPI只完成了30%。

每一次办影展，尽管充满不确定性，她还是有成就感，“在市场这么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票还能卖光，大家还能安静地看一场三个小时的艺术电影，你就觉得我们国家是不缺乏观众的。”

但有一次悠悠饭后在小区里遛弯，听到一对母子对话：小孩说想看××电影，妈妈回，电影院这么危险的地方你还敢去？她听了很伤心。

前两年她常带爸妈看电影，到2022年就不太有这样的机会了。11月，电影播客“反派影评”连发三期，讲中国电影的来路归途。悠悠转给家人听，妈妈听完说，你们行业没有前途了，赶紧走。

艺术片《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定档上映是在2022年11月。从定档、公映，到一轮轮路演，导演牛小雨正好经历了防疫政策最为动荡的一个来月。

牛小雨的诉求是：希望电影2022年内能上，避开春节档，避开《阿凡达2》。奶奶是她两部短片和这部长片处女作的主演，她拍完这部电影，希望身体不好的奶奶能在大银幕看到。牛小雨用自己的八字算了一卦，得出11月25日这个日期，老黄历上说这天宜开业。又是个周五。就这天了。

11月中旬的一个周末，《不要再见啊，鱼花塘》拿到了定档批文。考虑到周末大家都不上班——开始宣传就是周一了，离上映还有四天，时间很紧，极限定档、极限宣传，三年前在电影行业是极为少见、不可思议的，这两年从业者也习惯了。

20日，团队计划在北京办首映礼。疫情越来越严重。21日，朝阳区的电影院都歇业了。22日，海淀的电影院也关门。到23日，大家知道在北京不可能办活动了，马上把目标转到牛小雨的老家，也是电影拍摄地、故事发生地安徽合肥。

但根据当地政策，牛小雨发现自己也不能进电影院。家里人包下了一整个影城，一个可以坐五六百人的大厅和几个小厅。电影的主演叶子去了，奶奶去了。此外便是其他一些参演的演员，以及亲朋好友。

宣发公司第一轮做了些微博、抖音的常规投放，后面这些投放也停了，毕竟宣发费都是“自己血汗钱”，她们还是花在了路演上。她们出往返交通、酒店钱，各地观影团自己招募观众、卖票。

合作的宣发公司预估，《鱼花塘》的总票房可能在50万左右。牛小雨表态，自己愿意做100场路演。大家劝住她，说这个想法非常可笑，“他们觉得人类的极限是没法活着做完100场的，类似你说立定跳远要跳10米。”

FIRST影展（2022年，《鱼花塘》获得了影展竞赛单元的“一种立场”奖）帮忙宣传，不少年轻的明星、流量发微博推荐这部电影。影片也短暂地出现在微博热搜榜。起到的作用不大，蛮有意思的是，牛小雨在豆瓣讨论区看到有人问她的背景，说在天眼查查到了和她同名的人，推测她可能是什么财团千金。

上映首日，电影总票房超过5万元，合肥的亲友场占了3万元以上。之后每天1-2万元。有网友在网上看票房统计截图，感叹“这个片挺惨的”，那时候《不要再见啊，鱼花塘》票房刚到8万元。“其实现在大家的观影习惯也没有恢复，还是不太愿意出门，”牛小雨在2023年1月时说，电影密钥延期了一次，1月24日下映，正是春节档。“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只有一周的时间，刚刚放开、大家又还没有‘阳’的时候，那一周最高一天票房有到六七万元。”

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牛小雨和制片人朱文慧在长三角地区艰难地完成了第一程路演，“观众都挺好的，各地能进到影院看这部电影的观众，除了少部分精英以外，都是带着差不多的预期过来，得到差不多预期的（反馈）。”

牛小雨发现，票房走势基本和她跑路演的轨迹一致。“做多少场路演好像就有多少万的票。整个路演得的票房可能占最终总票房的一半。”线下路演加线上连线，2022年11月到2023年1月，牛小雨参与了超过70场映后活动。

突然有一天，牛小雨发现没人查健康码了。在北京的同事陆续病倒。只剩她一个。回北京只歇了一天，牛小雨又去跑路演，去成都跑了三场，回北京后她发现自己感染了。感染新冠时，她也依然在家做映后连线。在家歇了一周半，她又去重庆、武汉、长沙。

到2023年1月中旬，《鱼花塘》的总票房接近80万元，院线之路接近尾声。在百老汇电影中心旁边的库布里克书店，影迷来来往往。牛小雨坐在沙发上，戴着耳机，参加了内蒙古一场映后活动。当地没有任何排片，她的同事带着硬盘回老家做了一场放映。

2018年，牛小雨打算把讲述奶奶和叶子怀念去世爷爷的《青少年抑制》拍成长片。她查政府文件，得到这么个印象：入围国际A类电影节，当地政府会奖励300万元。

牛小雨对自己的预期是入围洛迦诺。那几年艺术片的另外一项收入来源是新媒体版权。她听说，有三部艺术片打包卖给互联网大平台，一共大几百万。算一算，如果成本控制好，奖金、版权费、票房相加，她应该可以回本。

然而，电影大盘缩水，专资也随之缩水。后来的事很多媒体写牛小雨时写过，她妈妈为了给她拍摄电影的本金，卖了家里的一套房。2021年带着《鱼花塘》从洛迦诺回来，牛小雨发现，靠这部电影赚钱已经谈不上。大平台对艺术片感兴趣、愿意花钱买版权的时候也过去了。

2022年，形势特别不明朗的时候，牛小雨在妈妈的建议和压力下考了博。她想申请上影节主竞赛单元，有奖金，拿政府的奖金也便利。结果上影节因为疫情延期到2023年。

2020到2022年，《鱼花塘》制片人王子剑感到公司情况一步步恶化：钱变少；业内有限的钱流向更大、更安全的项目；小的电影制作公司，一部片压着，成百上千万成本就能拖住普通人一辈子。他和公司也等了很久，观望很久。他们开会，写新剧本，但一再发现，要兼顾主流观众市场和作者个人表达，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行业标准也在变低，“哪怕你做一些自己认为没那么有突破性的安全创作，可它在市场上仍然是非常少见的、稀有的，这令人沮丧；或者你的创作其实陷入了停滞状态，但因为没有走太多弯路，也就没怎么退步，因为没有退步反倒看起来像是一种进步，这是因为整体在变得保守和退步。”王子剑觉得，对于想做电影的人，这个环境很不理想。2022年夏天，他决定把公司黑鳍Blackfin的制片业务暂时搬离中国大陆。11月，他本人也去了法国。

纪录片导演蒋能杰上一部登陆院线的片子还是《矮婆》，片子延续了他对乡村、教育、留守儿童和老人一贯的关怀视角。

2016年拍完《矮婆》后，蒋能杰负债几十万，彼时他希望片子能尽快上映回收票房还债。可等到片子正式发行已经是五年后。“期间受阻主要是因为发行商看不上这种小众的文艺片。”蒋能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曾坦言，“它本身就属于慢节奏的影片，发行方和投资者会有它们自身的考虑。目前市场尚未能接受这种小众影片，很难保证成本回笼，更别说挣钱了。”《矮婆》于2021年9月27日上映，截至2021年10月13日，票房仅收获24万。

发行不定、审查模糊、排期尴尬是非商业类电影一贯的困境。蒋能杰周旋于其中各个环节，愈发疲乏，“《矮婆》很可能是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

2020年疫情期间，他将拍摄自己家乡亲友患尘肺病的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公开分享在社交媒体，被网友戏称为“网盘导演”。他倒无所谓，好似街头卖艺般，在分享影片链接的文章后附上二维码，“愿意就给，不愿意也无所谓。”

搞创作，无外乎一种出路——接拍商业广告，用赚来的钱补贴自身想拍的影像。蒋能杰一向这样平衡。只是受疫情影响，找上门来做的商业视频也少了。疫情持续的三年里，他身边同行相继转行，“有人做快递，有人去做短视频。”他自己的收入也不稳定，拍片也更困难，只好埋首家中，专心剪片。

在2023年春节后的电话采访里，王子剑建议还想拍片的青年导演退回原来独立电影人的操作方式，哪里有钱去哪拿钱，靠家里人或者信赖的朋友支持也好，去认识产业外的有钱人也行，该喝酒喝酒，不要借网贷。

“这样反倒更简单，如果你指望着产业内的钱，你不但也得自掏腰包填补投资缺口，最后你想实现的意图也没拍出来，因为有人老给你添堵要和你较劲，最后你都不知道该骂谁。还不如能凑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用你凑来的、没那么大负担的钱来拍，拍你作为一个真实独立的个体最觉得有价值的东西。”王子剑说。

青年导演南鑫的长片处女作《钓鱼》入围了2022年的FIRST影展，太多报道、电影自媒体关注《钓鱼》，都绕不开他拍片只花了两万块钱成本。

《钓鱼》讲的是发生在灵宝的故事，三十来岁的男女相亲、吃饭，片长73分钟，拍了6天。设备是租的，主创的报酬主要是吃饭，就是戏里拍的吃饭。“实际花了17000多，我自己‘贪污’了两千多块钱。”南鑫本人扮演李伟，一个左右逢源、古道热肠又装着小心思的中年男人。

2022年秋天，他导演的第二部长片《黄金三秒》开拍、杀青。南鑫拍电影没有剧本，到了情境内他给演员现想台词，有人帮他把讲戏的内容录下来，怕他忘了。《黄金三秒》筹备期很短，他还是演李伟。拍了5天半。每场戏基本一个镜头，尽量不摇镜头。主创还是没有酬劳。“花了三万，我没贪污一分钱。这次打灯光了。”

从FIRST回老家后，南鑫领了几个月低保。不少地方观影团要授权放映《钓鱼》，每放一场给一点版权费，南鑫说片子差不多回本了。2023年春节前后他给《钓鱼》申请公映许可证，但做好了没法公映的心理准备。

南鑫的生计来源于多个工种。因为认识的人多，他给剧组做过摄影指导，调色，还演戏了。在老家他也“趴活儿”，做代运营拍抖音短视频；接乙方的单，但甲方要大城市的人，他就操着省会城市的口音给人家干活儿。

在灵宝，南鑫以企业咨询师的身份结识了郝记饭店的老板，帮老板招短视频拍摄者，处理各种关系。他认识了一个叫排风珊的探店博主，讲实话、不收钱，在民间口碑和流量不错，介绍给郝记老板，两边不对付，他在两头说和。用这个架构，南鑫做了《黄金三秒》。

初次采访章军时，《阿凡达：水之道》还未宣布定档（记者注：2022年11月23日，《阿凡达：水之道》宣布内地同步北美12月16日上映）。不少业内人士将这部影片视作救市之作，“最后的救命稻草”。刘安星所在影院一共有7间影厅，疫情中的一多半时间，出于成本考虑，巨幕厅都未开放，《阿凡达：水之道》上映后影院全部影厅都开了。

2022年12月疫情管控政策优化，各地堂食、出行不再查验健康码，影院也随之放开。可受放开后的大规模感染潮影响，《阿凡达：水之道》的票房差强人意。

直至春节档以前，影院的表现都略显疲软。春节档的票房表现却远超章军和他身边同行的预期，“我们以为疫情三年改变了大家的观念，但其实没有想象中悲观。有好的类型片大家还是愿意走进电影院的。”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23年春节档（1月21日至1月27日），全国电影票房收入67.58亿元，同比增加11.89%；共计1.29亿人次观影，同比增长13.16%，位列中国影史第二。

刘安星度过了一个异常忙碌的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影院人满为患。初一至初七，他每天呆在影院的时间超过12小时，没空和家人吃团圆饭。过去三年，店内员工陆续离职了大半，余下不到十人。新年期间，他不得不临时招了三位小时工兼职，负责影院的检票工作和分配眼镜。还有一些积极信号，比如，他原本依往年的量订购了一批爆米花，结果不到初四影院就卖完了，只好慌忙补货。

起初排片时，刘安星参照过往口碑将《流浪地球2》排了最多场。通常，影院的排片依照影城定位。刘安星所在影院属于社区型电影院，附近都是住宅和零星的商铺，他总是倾向于增加一些合家欢和动画类片子的排期，“有差异化，才能保持（影院的）竞争力。”

结果不到一天，刘安星就发现剧情片《满江红》靠口碑收获了更多观众的认可。“春节大家还是喜欢看偏喜剧题材的电影，《满江红》毕竟有些喜剧成分，导演、演员的阵容也强大。”

章军注意到，三年过去，观众的口味也在变化。“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更受欢迎了，它们的制作成本不高，又映照现实，你看《狂飙》，虽然主角高启强是一个恶人，但他也是因为环境、命运等诸多因素走到这步，大家看他像看小丑一样，充满同情。但是反观特效大片，如果没有强大的IP基础，想要获得市场的认可是很难的，观众也渐渐审美疲劳了。”

尽管近期影院票房有所回落，但刘安星所在影院还未等到情人节便已提早完成2月列下的17万票房任务。他有种感觉，“最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好兆头层出不穷。1月末，《黑豹2》与《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相继定档。“漫威时隔三年终于回来了，”看到消息后的刘安星长舒了口气，“进口片放开了，这对影院是莫大的鼓励。”他终于不用担心重要档期之外影院没片子可放。

章军有些担心，“市场变好了，房租也会更难谈。”2022年3月，他在老板的提议下转行做起制片，手上正在筹备的两部片子都是小成本制作的商业片，“拉不到投资，只能以小博大。”

林强却抱持着截然迥异的看法。“春节档是疫情后的第一个消费节点，餐饮、旅游、奢侈品等行业其实比影院业恢复得更迅速。春节档的容量有限，它的票房表现不足以证明行业复苏，只能说明大家对影院还有消费意愿和需求。之后还是要看五一档、暑期档的票房能否跟上。”

整个2月，林强陆陆续续投了五六家公司，目光全部聚焦于新消费行业。他的标准简单——“一定要是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风口行业，传统行业已经错过发展的窗口期了。如果你在2005年至2015年做影院是肯定赚钱的，两三年便可以回本，后面八年都是利润。但现在做影院何时能收回成本都是未知数。”

离开影视行业，林强多少有点不舍，“你在这个行业做了十多年了，离开肯定会有遗憾。赶上了百年难遇的疫情，你也只能接受，对吧？”

三水2019年入行，做电影美术，进的第一个剧组是《椒麻堂会》。导演邱炯炯在一个工厂里搭了一个棚，借了一间厂房，作为片子的两个影棚。“工作状态像学校一样，不像一般工业体系标准下的拍摄过程。大家在其中共同成长，彼此是很好的朋友。”三水记得，《椒麻堂会》拍完后大家都舍不得杀青。

2022年春天，三水去南宁拍一部短片，因为上海封城，他被迫在南宁多隔离了十天，随后辗转广州，借住在朋友家。5月他坐高铁回上海，在家中隔离了一个月，期间邱炯炯打电话劝他不要太焦虑。他心态还算平和，只是不太和同行、朋友聊这些，“太沮丧了，聊了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咋聊？”

当听我说起一些影视行业的人在疫情中纷纷转行，他想起上大学那会儿自己常和同学开玩笑，“美院毕业的找不到工作只能开饭店。”他想，这玩笑如果放到现在，“开饭店可能黄得更快。”

2022年，三水没有接长片，广告倒是接了好几个，可是受疫情影响，拍摄计划常常要顺延，或更换。在他的经验里，美术还算受空间限制小的，实在不行尚可远程沟通，“声音、摄影到不了现场就只能换人。但对于剧组而言，临时找一个合适的人也并非易事。”

但他还是决定待下去，“我对电影还抱有一丝幻想。”他有自己想拍的故事，做美术只是过渡，因此有机会进入不同的剧组学习。“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是搞艺术，比起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电影可能是最容易被人理解的艺术方式。”

2022年11月下旬，王子剑去法国参加电影节，穿过广场，每个人都很开心，他感觉不真实，不自觉就哭了。

王子剑在很多方面都要从零开始。在欧洲做艺术电影，虽然有很多公共基金可以申请。但钱都不多，需要东拼西凑且流程繁琐，那边电影体系几十年不变。这样也好也坏。他现在自己写故事；学法语，过了三十岁学语言吃力，但是好像在重新认识世界；作为外国人，融入异国很难，“但怎么着也比向现实投降要好。”

王子剑不确定的是，接下来拍的东西，到底要给谁看？还没想明白。“失去理性的坐标之后，你很难知道，有多少人和你站在一起，你要面对多少人。”

但想明白的是，他想如实表达自己的生活。“我如果不从创作者的角度讲，我真的已经厌倦这些靠隐喻、象征或者纯粹美学优先的电影，我现在难以面对过于轻盈的艺术，我们真正缺少的是一些有重量的、直接的、勇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