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盒马当司机，才明白在上海送菜到底难在哪

在仓库拣了一天的货，之前还念叨“产品思维”和“中台战略”的程序员们就累崩了。有人开玩笑：这比996难啊；小区告诉司机邱克利：进了就别出，出了就别回。他果然再没回成家，到现在只能睡在车上；要防疫、要做核酸、要办证、要跟不同小区层出不穷的规定打交道，车要充电比人要睡觉还重要……送菜简直是过五关斩六将。

在盒马，陈嫄是第一个号召同事们动用私家车送菜的。半个月前，上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实施核酸筛查，然后是全城实施静态管理。紧接着运力不足的消息就不断从各个盒马门店报至总部，不断有仓库员工、拣货员、快递小哥被封控在住地，部分满编状态下100人的门店，仅有不到20人能够到岗。陈嫄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就像身处战争片里的司令部，前线到处告急，请求支援的电话响个不停。在眼下的上海，用打仗来形容保供不算夸张。原本是动动手指就能轻松完成的线上买菜，现在成了数百万家庭每天准点进行的军备竞赛——据说有人把筋膜枪压在手指上，顶住手机屏幕的购买键，马力调到最大，只为跑赢几毫秒、甚至几微秒的时间。

菜其实是不缺的，缺的是物流。线上平台的一单菜到达市民手上之前，要经过跨省运输、大仓、门店、小区4个环节，一个环节受阻，全链条停滞。

在第一环的跨省运输，多数的菜已被挡在了门外，城郊的货场、仓库、集散中心全都堆得满满当当。侥幸进入市区的菜靠的是市内物流，这个服务2500万人、原本每天产生1000万件快递的庞大网络，因为配送员不断被隔离、通行证数量极度有限，运力已十不存一。

前线不断减员，后方的参谋、干事、通信兵、甚至炊事员就得往前顶。陈嫄拉上几个上海本地同事商量，组了个钉钉群，群名叫“有车的都去送菜吧”，还没在群里说话，提示音就响个不停。

五分钟进了一百多人，从技术、产品、HR到行政前台、办公室司机，不同工种将近20个，他们大多是点头之交，除了都在同一家公司、都有沪牌车，几乎没有其他交集。

共同点是，这些人都没在一线干过配送。大家一开始想到的是“优化”。似乎人人都觉得，平时积累的产品思维、组织效率方法论等等，在配送这块一定有用武之地。还有人提出了“中台战略”，送货的算前台，调度采购算中后台，总之是摩拳擦掌。

很快，群里扔进一张Excel，任务和环节拆得很细，采购、调度、订单优化、搬运、送货，大家要做的就是在每个岗位填上自己的名字。平时，这种人是要被吐槽卷王的，此刻人人唯恐不卷，Excel很快密密麻麻，除了HR樊晓洁都填了。

樊晓洁三连问：“你们的48小时核酸结果出了吗？小区全阴吗？商委颁发的通行证办了吗？”

全域静态管理后，上海所有机动车原则上禁止上路，除非以上三个条件全部满足。这三连问瞬间问倒了绝大多数，群里最后只统计出了16辆符合所有条件能动的车。

16辆车，相比盒马在上海的用户规模，看上去杯水车薪，但涉及到紧急物资如药品、婴儿奶粉，每多一辆车，就能多解决几十个家庭的问题。

但当时群成员还是难掩失望，兴冲冲聊了半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上不了战场，五分钟内一个人都没说话。做采购的魏玮最终打破了沉默：“16辆就16辆，应出尽出吧，能动的车赶紧动，先送出第一单货再说。”

这些天，“应X尽X”成为高频词汇，但魏玮当时还不明白，“应”和“尽”是很难划等号的。

志愿车队开始运行的第一天，这些坐办公室的人就受到了多重打击。之前，他们对送菜的理解就是将打包好的菜拉到小区，但光是拣货一项，所有人都累到怀疑人生。

当时上海的物资紧缺度还不像今天，白领们习惯喝矿泉水，下了大量订单。一件水10公斤，弯腰抱到车上，一趟两趟不算什么，超过1小时腰就不是自己的了。

有个参与志愿车队的程序员以不像码农著称，每天举铁、八块腹肌，头发超过六位数，搬运时手一松，一箱油砸肿了脚背，只能携带一身肌肉坐在一边休息，看着搬运大哥们玩儿似的往车上狂叠米袋，气到要把keep卸载了。

樊晓洁平时是个刷步狂，步数一贯傲视群雄，拣货一天走了四万多步，在自己的记录中属中等偏上成绩，但干完活后摸自己的腿像摸别人的腿。她说，大路朝天地走，和在仓库里来来回回地小步捣腾压根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慢速有氧，后者是HIIT（高强度间歇训练）。

拣货间隙，有人提起刚建群时，一帮产品经理和程序员念叨的“中台战略”、“产品思维”，所有人都苦笑。有人开玩笑，这比996难啊。

同事们不让女生干力气活，樊晓洁拣的货是活鱼。她爱做菜也杀过鱼，拣鱼动作麻利还讨到几声口彩，但鱼上了车之后，由于打包不紧几乎都蹿了出来。樊晓洁到配送地点后打开车尾箱，鱼都在躺着看她，她生平第一次逐条确认鱼的呼吸。

车腥了好几天，第一天她正准备回家擦洗，总裁办司机邱克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把她拦住了。

樊晓洁在群里三连问的时候，邱克利是第一个回答的，他开的毕竟是总裁办的车，当然三证齐全。但他万万没想到差点连小区门都没出来，门卫也是三连问：“出去干什么？是不是去买菜？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邱克利想起那个“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的笑话，光凭一张嘴，他是绝对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去买菜的。思索再三，回家打开冰箱，冷藏、冷冻，每层都拍照给了个特写，出门后又觉得说服力不够，回去塞了些水果、饮料进去，让每层都满满当当，拍回来给门卫看：“你看，买回来也没地方塞了。

门卫看到手机相册里的拍摄时间，无话可说，但还是好心警告：“出去后回不来不要怪我！”

警告确实是警告，好心也的确是好心。全域静态之后，人员进出管控规则的制定权分散到了各个居委会，规则还一时一变，上午认你的证，下午也许就不认了，你还找不到人说理。

邱克利果然再也没回到小区，出去三个小时后，附近小区出了阳性，物业发来短信，上百个字他就记得一句：“出了就别进，进了就别出。”

直到今天，他都只能睡在车上。每天夜里，街道上空空荡荡，他能看到拉着外地医护人员的车队进城，也能看到拉着密接病例的转运车队出城。

樊晓洁和邱克利的家很近，她猜测自己的小区居委会可能要用同一套政策，没敢回家，搞了瓶消毒水一通擦，鱼腥味还是散不掉，她得在车上睡，只能往身上狂喷香水。

第二天，全市的充电桩都停了，她的特斯拉只剩不到10%的电，再跑半个小时就得趴窝，只能硬着头皮回去。

充满电后得赶紧跑出来，她不敢在家睡，生怕一觉醒来小区就阳了。她在群里吐槽，以前没电是里程焦虑，现在是阳性焦虑。

包括樊晓洁自己，谁都没想到她居然能在自己小区每天进进出出，4天之后，她的特斯拉就成了硕果仅存的电动车，现在她被大家笑称“锦鲤”。魏玮觉得她的做法太冒险，跟邱克利一样，他第一天出了小区就再没回去过，后来看樊晓洁屡次全身而退，自己也动了心，想趁着全员核酸回趟家拿点东西。

东西刚装上车，接到通知，小区出了无症状阳性，立即开启7+7管理（7天集中医学观察+7天居家健康监测）。

要防疫、要做核酸、要办证、要跟不同小区层出不穷的规定打交道，车要充电比人要睡觉还重要……对这些被突然拉上战场的秀才兵们来说，送菜简直是过五关斩六将。但这都不算最难，最难的是，如何避免“非战斗性减员”。

之后没人再敢冒一点风险。车队平均每人一天跑十几个小时，近500公里，减员一个人，就意味着其他人每天得多跑几十公里填上。没有人会喊什么“轻伤不下火线”，不知道多少张吃饭的嘴在等着，“重伤”又能怎样呢？

但非战斗减员还是密集出现，车况毕竟有好有坏，烧机油的、漏冷却液发动机转不了的，平日里找个汽修几分钟搞定的事，此时无语问天，只能退出战斗。还要祈祷自己的小区、甚至附近的小区都不能出阳，万一出一个阳性，人就出不来了。

还有薛定谔的核酸——之前上海做个核酸几个小时出结果，疫情期间医疗资源紧张，核酸越来越慢，往往要等24小时甚至更长。做一次核酸理论上能用两天，但实际只能跑几个小时。

志愿车队成立的第二个星期，16辆减员到了6辆。同时，被封控在小区无法返岗的门店或大仓员工数量，每天都在增加。一面是整个城市的运力持续萎缩，一面却是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紧急物资需求急剧增加。这个只剩“残兵败将”的车队，单量增速越来越快。

陈嫄是发起人，觉得自己的责任要重一些，找同事一圈一圈的打听哪儿还有能动的车，一无所获。有天半夜，关在家里的同事发给她一张截图，是车队群仅剩成员的名单，陈嫄回给他一个叹号。

陈嫄和樊晓洁商量了一下，决定派锦鲤樊晓洁出马，喊了句口号：“非常时期，老板是资源，老板的车更是资源。”

这话的重点在后半句。老菜的车好使，疫情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出门协调工作，有全市范围的通行证，还是辆SUV，能装。

第二天，老菜真去七宝会员店装了一车货，送到附近的小区。小区还真有人认出他，拍照发到业主群。有人不解：“盒马老板都亲自送货？”也有人评论，这说明，运力得紧张成啥样了。

陈嫄他们一开始看中的其实是老菜的车，老菜实地送了一把之后，却解决了一个车队成员一直没说出口的问题：运力调配。

基本民生物资进上海越来越难，但饮料零食等非必需品却占据了相当一部分运力。老菜当天搬了不少可乐和纸巾，回来他就开了个会，要求饮料零食这些东西的优先级要往后放，集中搞粮油米面。同时，像奶粉、药品等救急物资，要优先解决。

上海疫情前，盒马很少面临救急与算法之间的抉择。新零售主要解决的是效率，算法工程师的主要任务，是写好订单分配的效率最优解，再交给电脑计算，打交道的对象是代码而不是人。到了保供作战，数量不多的救急物资被排到了最先，算法必须让开一条道，因为攸关性命。

4月5日，车队成员何艳君在黄浦送菜的时候，得到调度的通知，附近有出生不久的宝宝，因为对牛奶蛋白过敏，急需特殊的水解奶粉。有个盒马门店有货，但在浦东。她临时改变行程，过江往返几十公里送过去。

“我女儿刚刚一岁，看到群里有人发奶粉的需求，我会想起她。这一单算是我替女儿送的。”落下的订单，她只能再多跑一趟。

车队还接到了一个急单，杨浦的码头上有艘渔船，在港口停了七八天了，菜和水也没了，还不让出码头，只好下单求救。

车队成员李久权看了眼地图，来回100多公里，说了一句“这趟活儿有点远啊”，但仍一脚油门开了出去。

邱克利有天跑了600多公里，浦东送药、浦西送助听器电池，横跨黄埔江来来回回十几趟，脚心都麻了，坐在车里揉脚，突然被一条手机弹窗搞得全身发毛。

那位死活不让他出门的门卫大爷给他发了个短信：“在外面辛苦不辛苦？要不要回来洗个澡换换衣服？”

邱克利第一反应是有诈，细想又觉得对方没有理由骗自己回去。这时门卫电话打来，不停嘘寒问暖，说了五分钟，邱克利受不了了，问他是不是找自己有事，对方才扭捏回答，小区有老人急需香蕉，跟居委会闹了好几天，居委会盘了盘小区的资源，才想起大街上还睡着一个保供的。

邱克利抻了抻脚，专程“回”了趟家。他把香蕉放在小区门口，没敢进去，又回车上睡了。

其实没什么人能有个好觉睡，每天的配送已经不堪重负，一有紧急需求，还得马上出发。志愿司机们基本标配浓重黑眼圈，长期睡眠不足，容易情绪激动，女同事们干脆拨通视频电话互相痛哭一番，五分钟后收拢情绪、继续上路。

在大家都觉得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内外形势似乎终于有了些希望。4月7号，上海市委市政府通知，支持保供企业在全国统筹调配资源，引进充实新的保供人员。允许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区的快递小哥等保供人员，走出封控区，回到保供岗位。

第二天，盒马、饿了么、大润发、菜鸟等平台宣布，共同增加3000名抗疫保供人员入沪支援，其中盒马派了300人，其中很多人都在武汉、西安和深圳经历过抗疫，相比志愿车队，他们算得上正规军中的王牌军了。

但种种意外仍在路上。就在3天前，网上出现一条谣言，花1000块钱就能办一辆通行证，办的人多，还堵了车。

为防假证流通，第二天，交警查证严了很多，每辆车都要停下来检查，这一天送货效率低了很多。车队有人发了句牢骚，邱克利说：“相互理解，都不容易。”

志愿车队成立之初，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尽力提高送货单量，能多送一家就多送一家。何艳君预想，自己的SUV能顶得上20个快递小哥，但跑了两天后才发现账不是这么算的。

车队4月5号的排班表显示，各种意外战斗减员后最终还留下6辆车，其中2辆运人，2辆送货，还得有2辆必须腾出来拉规定配送的莲花清瘟——盒马还有40多个店开着，在里面打地铺的分拣小哥，口罩防护服和莲花清瘟是规定必备品，必须有人送。如果不参与志愿车队，没人想得到莲花清瘟会占去三分之一的运力。

“我们当然想每辆车都去给居民送菜，但如果店仓有一例阳性导致关店，那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只能严格按规定办”，何艳君说。

大仓更要严防死守，绝不能出阳。大仓是主动脉，一旦关仓，下面所有链条都没了。这让本就捉襟见肘的人力，必须腾出来负责防疫。

防疫与送货之间的权衡，“过来人”更明白。从西安赶到上海盒马大仓支援的祁宝强说得最明白：“举个最极端的例子，我现在有50单大米要送，同时有50套防护服要发下去，但我只有一辆车。现在我只能选后者。这是没办法的选择，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

这是祁宝强经历的第二次保供作战，说到“没办法”和“不得不做”时，语气极重，像吐出两颗钉子。

像大仓这种中枢，自身防护比保供效率更重要，这是武汉、南京、西安来的人的共同经验。而在祁宝强看来，上海这次保大仓的重要性还要远远强于武汉、西安，因为后者没有出现跨省运输的问题。

他对接的一位山东寿光菜商，2年前到武汉送过菜，也感觉和这次不一样。“当时都盯着武汉，各地过去的，高速一路通行，顺畅得很。”他说，“但这一次，哪哪都堵，根本走不动。”

武汉的时候，疫情相对单点。这次二十几个省市均有疫情，上海的周边，江苏、浙江都有病例，各地都很谨慎，查得严。有媒体报道，有卡车司机因为疫情行动受阻，“原本两天的行程走了一周。”

保供人员的心态也因此受到影响。保供武汉时想的是“先把东西送过去，万一有事儿回来再说。”而现在，无论外地司机，还是市内人员，顾虑都很多：“我出去了，回来怎么办？”

他们的纠结不无道理。首先时间成本上。进上海要隔离，回去也要隔离，一头一尾就得一个月。更不用说车辆排队办证，堵在高速的时间了。心里压力上，要经过多地，一路变着法子的防疫政策让司机不胜其扰，而且跑的地方多了，还得担心感染。

上游不畅，祁宝强只能在现有资源上做优化。例如很多事情的优先级要重新排列。大仓的防疫改造，优先级往上调；保供人员的物资配给，也要往上调。

“我们也知足了，志愿车队的同事大多睡在车上，或者街上。”祁宝强说，好几个夜里醒来，想起西安的家人。才来一个多星期，却觉得已过了很久。

前两天，樊晓洁接到通知，大仓要进行防疫改造，她得去买点五金工具。仓库不远就是五金一条街，但都关门了。樊晓洁在所有群里问朋友：“谁认识五金店老板？封在店里出不来的那种？”

最终，她从奉贤找到闵行，又从闵行找到嘉定，终于找到了一家五金店。店主看到一身大白的樊，以为是防疫检查的，死活不开门。

“我拍着玻璃跟他说，我不是真的大白啊，我是志愿者，只是来买工具的。”喊了半天，老板还是半信半疑，最后隔着窗户把东西卖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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