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背后，还有沉默的1.2亿人

88岁高龄的“姥姥”，生活无法自理，多次希望一死了之。66岁的“二舅”身患残疾，仍在为了生计奔波，却毅然扛起照顾姥姥的职责。每当他出门，便将姥姥安置在他常常骑的那辆农用电三轮车斗里，他到哪儿，她就到哪儿。视频中说道，“66岁老汉‘随身携带’88岁老母，这个6688组合简直是‘酷’得要死。”

我们暂时无从知晓视频真实性到底有多高，但在不少人看来，“二舅”走红，恰因为他是中国万千农村的缩影。视频下方的评论中，挤满了年轻人对仍在农村生活的家人的思念，他们与“二舅”共享类似的时代记忆，也曾经或正在经历乡村的老年生活。

根据不久前公布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数据，全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2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约22.2%。

当“二舅”令大众看见这个沉默而庞大的群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愈加“苍老”的乡村形象。农村老年人的生存和养老问题，值得更多人予以关注。

在过去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随着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从2000年8556.8万人迅速增长至1.21亿人，20年扩大一半左右。

尽管过去农村老年人口超过城镇（包括城市、镇）老年人口的“倒置”现象在2020年七人普实现扭转——城镇60岁及以上人口比乡村同年龄段人口多了30万人；但进一步测算占总人口比重，农村老龄化程度仍远高于城镇：城市、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5.6%和16.4%，而乡村这一比例则达到23.8%。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则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进入深度老龄化，超过20%将达到超老龄化。根据七人普数据，城市、镇、乡村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10.8%、11.8%、17.7%，乡村已先一步进入深度老龄化，且距超老龄化仅一步之遥。

老龄化对乡村的影响更为深远，体现在农村产业方面，老年劳动力因体力原因，将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对新生产模式接受能力低，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数字鸿沟”还使其难以及时了解外部市场，加剧了调整生产的难度。

在全国31个省份中，有7个省份乡村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20%，且集中分布在华东和川渝地区。作为外出务工大省，川渝地区农民工一直是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数据显示，即便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前5个月四川转移输出农民工达2378.1万人，居全国第一。

整体来看，江苏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在全国排名第五，而具体到农村，该指标则高居全国第二。究其原因，曾有人分析指出，一方面江苏过去计划生育执行较为严格，另一方面大量年轻人仍然选择前往上海等发达城市工作。有媒体甚至采访发现，在不少江苏乡村，“60岁已经算是年轻人”。

《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揭示了农村老人的总体健康状况。在统计的1.18亿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大约有9900万人，另有超过160万老年人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但生活仍能自理，还有超过30万不健康老年人无法实现生活自理。

换句话说，“二舅”和“姥姥”的困境，也是广大农村近200万老年人面对的现实。正如视频创作者所说，在“生死”二字之间，他们正在“老病”的折磨中挣扎。

就不同地区情况看，存在健康问题的农村老年人，在东北和西部省份占比更高，这意味着这些老人将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对当地医疗卫生条件需求亦更为突出。

《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专门对一人户老年人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生活在乡村且为一人户的有1852.8万人，在农村老年人中占比达15.3%。这两个数据在城市分别为1129.4万和16.5%。

进一步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独自一人生活的城市老年人占比下降至13.9%，而在农村，这一比例却进一步增加至17.0%。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机能逐渐退化，更多农村高龄老人还要面对独自老去的事实。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波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他指出，“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从数据上看，在农村，“有一个60岁及以上人口的户”中，独自居住的老人从2010年24.2%增加到2020年40.2%；“有两个60岁及以上人口的户”中，仅夫妇两人居住的从41.9%上升至53.3%。

这可能是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后，子女和父母实现分居；但另一种可能则是，乡村老年人与城市中子女的联系愈加疏远。

更高的抚养比，令农村老年人很难纯粹依靠子女实现养老。2020年，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指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为19.7%，其中城市这一比例为14.6%，镇为17.3%，乡村则高达28.1%。值得注意的是，与2010年相比，该数据在2020年几乎翻倍。

老年人口占比较高的省份，同样也是抚养比偏高的省份。其中，重庆乡村老年人口抚养比高达44.6%，江苏、四川居于其后，该比例分别为39.8%和35.6%。

根据2020年11月一组数据，我国农村地区共有养老机构2万多家，养老床位共计仅194万余张。数量有限、分布集中，很难实现有效覆盖。

从各省份乡镇医院床位数来看，四川以13.5万张居于全国首位，河南、湖南紧随其后，分别为12.2万张和10.7万张，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局面；而从每万人拥有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来看，浙江、山西、新疆分别以81人、70人、70人位居前三，而末三位江西、辽宁、重庆则仅有41人、37人、35人人，差距悬殊。

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杰华指出，随着农村集体养老逐渐式微，家庭养老变成主流。虽然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已经初具成效，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当前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最主要的方式，社会养老占比较小，农村养老“未富先老”现象突出。

是否存在第三种方案，参照集体养老传统，重新利用农村的血缘和地缘来解决养老问题？一种基于农民守望相助的“互助养老”模式被提出。

在陆杰华看来，互助养老只能是现有养老模式和体系的一种补充。要让互助养老可持续，关键是要有一整套制度性设计。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牵起头来，加大力度完善乡村养老机构和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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