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各占一半，因为夫妻双方都从事环卫工作的情况非常典型。在我们的样本中，广州工人大多在40岁以上，平均年龄超过45岁，而温州工人平均年长约5岁。但这两个群体都属于所谓的第一代农民工——来自内陆农村地区的前农民——通常最多受过初中教育。 注释：杨女士及其丈夫视第三份环卫工作为非正式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不像其他两份一样提供社会保险之类的工作保障。 在 ...

精英与“社会主义接班人”，永远居于食物链的上端；小资产阶级惧怕阶级滑落，只能拼命卷；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寄希望于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是，教育毕竟服务于阶级的再生产。根据学者仇凤洲的研究，第一代农民工子女上了大专的只有两成不到，多数是读了初中或者中职就结束了学校生涯。根据北大姚洋的研究，现在农村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年限不到十年，也就是平均才读到高一。在内卷加剧下，小资产阶级为了保住 ...

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2000年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桃园学校认识了一批流动儿童——他们在1988年前后出生，当时在10到12岁左右，基本上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 2021至2022年，韩嘉玲作为《报告》主编在北京、武汉、郑州、孝感等地，回访其中18名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成员，分析了农民工子女的童年如何在不断流动的家庭、学校与社区 ...

闻海眼里，纪录片最擅长的就是展示处境和处境中的人，李维面对尘肺病的巨大题材，镜头里的叙事不只是牵涉劳工权益的问题，同时也触及更多的面向，譬如说留守儿童、破败的农村、第一代农民工的问题，也可以是关于死亡的故事。 他感触良多说，《尘默呼吸》是最新的一部片子，其实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尘肺病问题不是新鲜的事情，它可能存在20多年了，而且尘肺病是关注度最多的一种职业 ...

务中介打官司寻求赔偿。虽然近年社会对骑手的关注已经让很多骑手在遇到事故之后的维权状况有所改善，但对于骑手安全和健康的预防性保护目前还远远不够。阅读原文 IV. 财经杂志：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还在打工 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27.3%，约7985万人，再过十年，他们都将跨过60岁，成为超龄农民工。而近几年，在医保、社保收紧的同时，一些建筑工地也开始限制 ...

未必就代表着未来的灭亡。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历史本就是当代打工人群体无法分割的一段前奏，这无声的控诉低沉而幽怨。 任何历史的前进总有起、承、转、合的过程。 最近几年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老去，深陷老无所依、因病致贫等生存困境的农村家庭，除了承受着这种由复杂历史原因带来的惨痛，也开始提出现实的诉求，诸如“严格在各个行业执行劳动法”“缩小城乡/官民 ...

在看不到出路的流水线上当普通的操作工（来源）。这样的现实固然与学历、就业歧视等有关，但也同样涉及到中国整体产业的问题——各行业都需要一群廉价劳动力来支撑其运转，当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职校学生就从后备军变成了劳动主力。 综上，职校生在进入职校前后面临的庞杂境遇和挑战，在不健全的升学教学体系和残酷的资本生产体系中就学就业的各种问题，都需要更多深度关注 ...

75%。但仅仅两年后的2017年，这一数字就下降到22起，占比也降至全市当年工人集体行动的半数。 最后，与劳动力相关的传统社会结构受到侵蚀，人在社会中日益孤立和碎片化。再加上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劳动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养老等社会福利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00年以降，工厂取代了工人曾经依赖的“亲属关系和地区联系”，为工人提供了相互团结联系的天然场域。一旦到达深圳等地，这些 ...

在郑州调研时发现，劳动力市场上还有很多6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在工作。他们仅有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105元，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因此为了生存，他们继续在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机会。“这是第一代农民工，未来还有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如果他们不能长期在城市当中扎根，获得比较高的收益，那么未来他们也将回到农村，面临养老问题”。 据张成刚分析，目前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方案，是将灵活 ...

力，他们的地位已经从主要是拥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国企特权工人，转变为主要是民营企业雇佣的农民工。农民工已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和受歧视地位的第一代农民工，进一步过渡到21世纪前二十年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与城市工人在社会、教育和经济方面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由于农民工不断抗议在工作场所内外受到的虐待和边缘化，国家不断调整政策，从农民 ...

工和他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的危险和纠纷：发包商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工程款、包工头挪用资金拒付工资、频频出现的工伤事故、为后半生蒙上阴影的职业病…… 这些问题催生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律师，陈星就是其中一位。他于2006年6月加入致诚，过去十五年的执业经历和经手的3000多起农民工维权案件练就了他应对各种复杂用工关系都游刃有余的本事。可 ...

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 超级商场 ...

公正。和志明的情况类似，一位经历过毛时代的工人指出： “过去我们没有任何法律，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行为的准则，不然的话，就没有(社会)标准了......比如，劳动法要求雇主与工人签订雇佣合同，购买社会保险。” 另一位第一代农民工评论道： “有些工厂真的很坏......但当老板有问题时，我可以向劳动局投诉或起诉老板。原来我们刚来这座城市工作的时候没有法律，现在情况改善了。” 劳动法系统消解了市场经济给工人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 ...

教育途径、天赋或教育投资如何，深圳的流动儿童绝大多数最终都处于不稳定的城市服务角色，这挫伤了父母希望孩子通过正规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 这并不是说农民工子女没有社会流动性。 与第一代农民工父母的劳动经历相比，他们明显远离了工厂工作。 一些年轻人能够实现父母最温和的愿望——在有空调的办公室中下来工作，尽管他们主要是担任商店职员，而不是父母想象的办公室职员。 没有人能够实现拥有 ...

牌匾。博物馆的空间不大，只有三十多平米，但展品却有泰山之重，因为它们所承载的是亿万农民工的血泪。 皮村商业街，图源：作者。 博物馆于2008年五一劳动节开幕，当时向全国征集了反映第一代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的展品。几幅残肢断指的绘画，暴露了珠三角曾经每年3万宗工伤断指的血淋淋事实。旁边陈列的是致丽玩具厂女工秦梅的家书。信中，她向爸妈道歉，因为厂里天天 ...

务村，被认为是广州典型的城中村。这里交通便捷，房租低，人口密，20余年来，一直是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点。 30年前，制衣、制鞋等一大批加工厂进驻马务村，同时为这个村子带来了第一代农民工。人们说，这里曾有过一段热火朝天的工业岁月，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给大量涌入的外来工提供租房，当地村民集体把低矮的民房“拔”高了3到5层。 如今，传统的工厂已经搬走，租 ...

而后一代则出现在2010年代初期，远远超过了此类斗争的高峰。 这些新一代的活动家并不是同质化的。我将重点关注三个具有独特特征并在组织和尝试建立工人运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的人群。 首先，第一代农民工劳工活动家可以被称为“基层农民工”群体，他们聚集在珠三角城市深圳、广州和东莞，这些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仍在快速工业化。该群体的成员与前农民工具有广泛相似的背景 ...

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农业户籍人员比例较高。 周绍杰表示，整体上看，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大多数还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即第二代农民工。比起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很少从事农业劳动，而只是出生在农村、属于农业户籍。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高中、甚至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城打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对技术门槛要求相对较低的新就业形态 ...

、“向上祖先崇拜和向下香火观念”的封建父权想象，是家长里短间形成的、基于对私有财产的攀比而撑起来的“面子”。他们认为，正是这样的父权传承和虚伪的“面子”促使第一代农民工背井离乡去工地、工厂和城市各个角落艰苦地工作。而到了农二代，更为普遍的流动、更为长久的离乡经验，使得他们不再受这样的父权和“面子”束缚，于是陷入虚无，“丧失家庭责任，也不在乎社区评价，出现好逸 ...

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们就会重新开始打工。 尽管我遇到的每一位母亲都表达了没有足够收入供养孩子的焦虑，同时，她们也担心无法亲自陪伴孩子。这也是受了新的育儿文化的影响。不像第一代的农民工妈妈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家的岳父岳母照顾，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夫妻们没钱带孩子来城里一起生活。现在年轻的父母不信任家中的长辈，因为他们普遍“没文化”，因此无法给孙辈提供优质教育 ...